国医大师李今庸医学文集

湖北中医药大学　编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医大师李今庸医学文集/湖北中医药大学编.—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4.10

ISBN 978-7-5132-2073-6

Ⅰ.①国… Ⅱ.①湖… Ⅲ.①《内经》-文集 Ⅳ.①R2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1830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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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6　彩插 0.5　字数 258千字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2-2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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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国医大师李今庸医学文集》编　委　会

前　言

李今庸教授的岐黄之路及学术思想简介

古籍探幽

一、《黄帝内经》札记

1.人将失之耶

2.不知持满

3.逆于生乐

4.不肖

5.恶气不发

6.夫病已成而后药之

7.藏精而起亟也

8.天明　冒明

9.云雾不精　白露

10.阴阳者气血之男女也

11.温之以气

12.其治宜灸焫

13.所治天突与十椎及上纪

14.凡相五色之奇脉

15.必齐毒药攻其中

16.胃疸

17.无虚无实

18.日应九变

19.察其以

20.卫出于下焦

21.余闻阴阳之人何如

22.脉至如喘

23.桂心

24.循胫上睪

25.茎垂者

26.筋急则引卵与舌

27.戴眼　绝汗

28.膏之原　肓之原

29.其支者

30.丈夫疝

31.筋瘘颈肿

32.心系急则气道约

33.津液布扬

34.人有三百六十节

35.肺主涕

36.天年

37.鼓胀有二

38.血枯

39.二阳之病发心脾

40.息积

41.脾瘅消渴

42.春秋皆度百岁

43.愚智贤不肖

44.清阳发腠理

45.安卧者黄疸

46.烦满

47.合篡间，绕篡后

48.言上工相五色于目

49.两神相搏

50.传为柔痓

51.涩甚为肠

52.实则鼽窒　虚则鼽衄

53.目脉痛

54.则为乃痿厥心悗

55.肾气独沈

56.浮而散者为眴仆

57.心脉满大，瘛筋挛

58.人生而有病巅疾者

59.先饮利药

60.瘛疭瘛瘛

61.唏然时寒

62.心肠痛　是蛂蛕也

63.九曰热而痉者，死。腰折，瘛疭，齿噤也

64.闷瞀

65.至如礔，薄为肠澼

66.经脉者，受血而营之

67.肝者，罷极之本

68.先淅然厥起毫毛

69.荣气虚，卫气实也

70.先其发时如食顷而刺之

71.宜石而泻之

72.两神相搏

73.苍天之气清净

74.传为衄衊瞑目

二、《伤寒杂病论》札记

1.不能语言

2.却治其厥

三、《神农本草经》札记

1.死肌

2.石锺乳

3.血瘕

4.淋闭

5.痓

6.色青翳　热利下重

7.商陆

8.彼子

9.苦菜

四、《黄帝内经太素》札记

1.主痸及痓

2.九窌在腰尻分间

3.居阴之脉

4.风痓身反折

五、经典考析

1.《史记》仓公火齐汤考

2.《黄帝内经》中“小心”及其临床意义

3.“凥”“尻”义考

4.考“”

5.“痓”非“痉”的俗体字

6.《甲乙经》析疑五则

临床研究

一、《黄帝内经》理论与临床

1.诸气郁，皆属于肺

2.诸风掉眩，皆属于肝

3.神有余则笑不休

4.神不足则悲

5.肺合大肠，大肠者，传导之府

6.心病者，舌卷短，颧赤

7.代则取血络，而后调之

8.胆为怒

二、《伤寒杂病论》理论与临床

1.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

2.厥者必发热，前热者后必厥

3.产后下利，虚极，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主之

4.少阴病，下利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

5.水停心下，甚者则悸，微者短气

6.伤寒少阴寒化证治验

7.伤寒少阴热化证治验

8.伤寒厥热胜复

三、紫斑的辨证施治经验

1.心脾两虚证

2.冲任不固证

3.肺虚气燥证

4.阴虚血少证

5.瘀血阻滞证

6.风寒袭表证

四、杂病治验精萃

1.浮肿治验（一）

2.浮肿治验（二）

3.浮肿治验（三）

4.浮肿治验（四）

5.浮肿治验（五）

6.虚肿治验

7.风肿治验

8.鼓胀治验

9.癥积治验

10.消渴治验（一）

11.消渴治验（二）

12.呕血治验

13.疟疾治验

中医思考

一、保持中医特色　弘扬中医优势

二、略论中医学史和发展前景

三、用唯物史观正确认识医学科学发展史

四、从医学领域看“百家争鸣”方针的重要性

五、排除种种干扰促进中医药学正常发展

1.中西医结合论

2.中医现代化论

3.国际接轨论

4.中医玄学论

5.经验医学论

6.中药祸首论

六、中医药文化的七十五年

七、“天人合一”思想产生的实践基础

八、试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中医药学的发展方向

九、民族中医药文化不容诬蔑

十、确保民族中医药文化的安全

十一、临床疗效是中医药学的生命

十二、再论我国中西医结合的成败

十三、对中医药学“气”理论研究的伟大意义

十四、《黄帝内经》在东方医学科学中的重要地位

十五、动态利用现代检测手段促进中医发展

学术争鸣

一、《备急千金要方校释》读后的几点商榷

二、《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新校》的三点商榷

1.“痓”字校改之误

2.“咳，溲血，形肉脱，脉喘”之逆

3.面胕庞然而加“腫”字误

三、读《金匮要略校注》后

四、就“脑主神明”与王新陆先生商榷

五、何祚庥叫嚷“取消中医”的用心何在

六、对《伤寒论讲义》教材中的几点看法

《国医大师李今庸医学文集》

编　委　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朝阳　孔明望　李　琳

　　　　邹小娟　张茂林　周祯祥

姚小卫　姚群峰

前　言

李今庸教授，国医大师。1925年生，湖北枣阳市人。幼承家学，早年悬壶乡里。1957年起在湖北中医学院（现湖北中医药大学）任教至今。1991年被确定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同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先后荣获“中医药学术最高成就奖”“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和“国医楷模”称号。2011年被确定为全国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专家。先后受聘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客座教授和荣誉首席研究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

李今庸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医药学研究，知识渊博，学验宏富，是我国著名的中医药学家。精通校勘学、训诂学、古文字学、音韵学、方言学、历史学等，对《黄帝内经》《金匮要略》研究笃深；广泛涉猎中医内、外、妇、儿及临床各科，尤擅长于治疗内科和妇科疾病。著有《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李今庸》《古医书研究》《读医心得》《读古医书随笔》《金匮要略讲稿》《李今庸经验辑要》《舌耕馀话》《新编黄帝内经纲目》《黄帝内经索引》《中医学辩证法简论》《李今庸医案医论精华》等10余部学术专著。为弘扬祖国医学、发展中医药学术、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适值李今庸教授90华诞之际，湖北中医药大学决定组织编纂《国医大师李今庸医学文集》，重点收录李今庸教授近十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分为古籍探幽、临床研究、中医思考、学术争鸣四个部分。该书充分展示了李今庸教授读书不止、思维不怠、笔耕不辍的治学精神，也是李今庸教授践行“勤奋、求实、发掘、创新”校训的真实写照。

在李今庸教授亲自审阅和指导下，经过有关编纂人员的共同努力，终成是书。由于时间紧张，加之编者学术水平有限，其中如存有不足之处，敬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订提高。

湖北中医药大学

2014年9月

李今庸教授在做学术演讲

李今庸教授在研读宋史

李今庸教授的岐黄之路
及学术思想简介

李今庸先生，字昨非，1925年生，湖北枣阳人，我国著名的中医药学家和内经学家，国医大师。现任湖北中医药大学教授，兼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客座教授和荣誉首席研究员，长春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李时珍学术研究会名誉主任委员。曾任内经专业研究生导师，湖北省政协常委，湖北省科协常委，湖北省中医药学会理事长，湖北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副理事长等职。

先生幼承家学，习医学文，继而悬壶济世，妙手回春。自20世纪50年代起相继在湖北省中医进修学校、湖北中医药大学任教，从教行医数十载，通古博今，精研岐黄，硕果累累，誉满荆楚神州；教书育人，精勤不倦，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关爱中医，奔走呐喊，矢志不移，穷尽毕生精力。先生之学博矣，先生之术渊矣，先生之教精矣，先生之功大矣。

适值先生九十周年诞辰之际，我们怀着景仰之情，对先生的岐黄之路及学术思想作一简要介绍，以彰功德，并祝福老人健康长寿，其乐融融。

一、学术渊源

李今庸先生出生于儒医家庭，7岁入私塾攻读《论语》《孟子》等经典，继而随父学医，兼修文学，先后研读了《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和《医宗金鉴》等中医经典名著。随后又奉父命继续攻读历代各家论著和各科专著并坚持侍诊。学毕，经典之理、父亲之术了然于心，先生之医理医术益进，已能单独悬壶并名扬乡里。

1954年赴湖北省中医进修学校进修，学完西医的一些主要专修课程，1955年5月调至湖北省卫生厅中医科工作，随后又任教于湖北省中医进修学校和湖北中医学院。工作期间，教学相长，尤其是其治学方法受已故副院长、近代著名学者蒋笠庵先生影响颇深。

在长期的教学及临床实践中，先生先后讲授了《金匮要略》《黄帝内经》《难经》及《中医基础学》等课程，在教学中继承和汲取了经典著作的精华，成为先生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理论源泉；同时坚持临床，学习先贤经验，融会贯通，不断创新，则成为先生辨证论治、提高疗效的根本。

先生之学，除了师承家学、博览岐黄之书外，还与其兴趣广泛，涉猎古今知识有关。先生笃好古今文史哲类书籍，如对经、史、子、集和古文字学、校勘学、训诂学、音韵学、历史学等均有深入研究，从而为先生攀登中医学顶峰铺平了道路。

二、治学方法

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步入了一条漫长、崎岖而又艰辛的治学之路。在治学上锲而不舍，勇攀高峰，正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先生治学严谨，务实求真，读书不止，思索不断，笔耕不已，著述宏富，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

（一）阅读校勘训诂法

读书是治学的最基本方法之一。但由于经典古医书距今久远，理论深邃，文义古奥，错简讹误难免，因此，读古医书又必须从字词句入手。首先应明确字、词、句的正误，避免以讹传讹。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熟悉并运用校勘和训诂学等方法，比较鉴别，判断正误。先生精通训诂和校勘，他用校勘学、训诂学、音韵学、方言学、古文字学、历史学以及避讳知识等，对中医古籍中一些悬而未决、聚讼纷纭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往往使千年疑窦涣然冰释。正如先生所言：“多年来，我在阅读中医古典著作时，每遇疑难处，则记录之，进而研究之考证之，心中晰然，则笔之以为文而系统阐述之。”先生发表的大量论文及出版的专著《读古医书随笔》和《古医书研究》等，便是上述治学方法的结晶。其次，还要借助古辞书及各家注释并结合临床实践深入研究，始能读万卷书，破千年谜。如对《素问·汤液醪醴论篇》“去宛陈莝”之句，历代医家均作祛除积留的水湿浊物作注，但泛而未明，先生经过校考后提出：疑“莝”为另一句之字，其句因脱落太甚而只留下“莝”字，故不可再为句。据此，则“去宛陈”三字本为一句。而《灵枢·小针解》说：“宛陈则除之者，去血脉也。”《素问·针解篇》又说：“菀陈则除之者，出恶血也。”均说明本句应为一种针对络脉的放血疗法，为运用活血化瘀治疗水肿病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归类研究整理法

中医学古籍浩繁复杂，许多理论、观点散见于各医籍之中，阅读者往往有见尾遗首、见首遗尾之感，或觉支离破碎，难窥全貌，或对其理论价值难作正确评判。先生在研究古医籍时，首先将重要内容一一摘录，勿使遗漏；然后将相关内容收集汇萃，分门别类；最后根据中医药学基本理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对每一专题内容进行比较分析，谨慎取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隐者彰之，伪者正之，思之考之，引出新意新理，并笔之以为文。先生发表的《精、神、气、血、津液等相互关系》《脏腑升降与临床病证》《胆腑理论的临床意义》《试论〈黄帝内经〉的营卫理论》《瘀血的成因及其辨证论治》和《论穴位在人身中的重要意义》等学术论文，以及《读医心得》等学术著作，均是上述研究方法的成果。在这些论文和著作中，先生提出了众多新观点、新见解，发前人之所未发，读后多令人耳目一新，常有发聋振聩之感。

三、学术成就

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医药学术研究生涯中，先生学术上专攻《黄帝内经》《金匮要略》《难经》等中医古典医籍，学术成就斐然，其创新性的见解及学术理论填补了相关中医学术空白，为中医学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古医籍研究

医学有其自身的规律，各种古医籍亦有其相通相长的学术内容。因此，先生在古医籍研究方面涉猎广泛，兴趣浓厚，力求学术互补，促进创新。先生对《黄帝内经》《金匮要略》和《难经》的研究尤深，结合自身治学方法，提出了“首先弄懂本义，然后决定取舍”“深入医学实际，然后决定取舍”“知识非博不能返约，非深不能至精”等经典研究原则，探索出对比分析法、本书自证法、依理推论法、历史考证法、因形求义法、因声求义法、参阅前注法、正反推理法、广泛联系法、归类系统法、求同存异法、存疑待考法等一套研究整理古典医籍的方法。对《素问》《灵枢》《难经》《针灸甲乙经》《太素》《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肘后备急方》《新修本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马王堆汉墓帛书》，以及先秦两汉典籍中有关医学的内容，每一有得则笔之以为文。从20世纪60年代至现在，他发表了诸如“析疑”“揭疑”“考释”“考义”这类文章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10余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读古医书随笔》《李今庸临床经验辑要》《古医书研究》。

（二）教育学研究

先生不仅对中医药理论研究极深，同时对中医药学教学规律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医药学特点的教育学思想。先生认为，学习中医药学必须树立正确的思维方式，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否则就对中医药学中的很多具体问题难以正确理解，因而就难学好中医药学。为此先生主编了《中医学辩证法简论》刊行于世，以供学习。

对于教育对象，从有教无类到非其人勿教，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抉择过程。先生认为，中医药学是一门特殊学科，在教育对象上必须要有所选择，即先爬罗剔抉，而后刮垢磨光，注意择人而教，因材施教，决不培养中医药学的反对人。这成为先生在招收研究生中“宁缺毋滥”的思想基础。在此思想指导下，培养出了众多的中医学优秀人才，成为各单位中医药队伍的中坚力量，其中不乏教授、博导、省级或全国名中医、重点学科带头人，个别还远赴国外研究、传播中医药学。

在教学实践中，先生尤为重视经典著作的教学，且注重学习方法的指导，先后撰写《怎样学习〈黄帝内经〉》《〈黄帝内经〉阅读指导》《〈黄帝内经〉的学习方法》《关于阅读〈金匮要略〉》《〈金匮要略〉的学习方法》等一系列文章，为学习经典著作在方法上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也对推动和促进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先生非常注重教材建设，独撰、主编及参编了《内经选读》《内经讲义》《新编黄帝内经纲目》《黄帝内经索引》《金匮讲义》《金匮要略讲解》及全国中医院校二版统编教材《金匮要略讲义》等著作及教材，为学生提供了优秀教材及参考资料。

（三）学术研究

中医学术源远流长，先生从专攻经典入手，在继承中不断创新，促进了中医学术的发展。其理论及临床的学术特点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1.理崇藏象，法尚辨证

中医学理论博大精深，但先生在藏象、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等理论研究中，首重藏象，认为藏象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其研究内容多侧重在藏象理论及其临床应用方面。如在“脏腑升降与临床病证”一文中，全面总结并阐明了脏腑升降运动的基本规律，指出：《灵枢·逆顺肥瘦》所言“手之三阴，从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之十二经脉循行规律，实际上是营气运行的规律，也是十二脏腑气机的升降规律。此说发前人之所未发，使读者心中豁然。再如《精、神、气、血、津液等的相互关系》一文，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了人体精、神、气、血、津液的相互生理联系及病理影响，其论述入细入微，其剖析淋漓尽致，是对人体整体观的一大贡献。

先生精于辨证，认为临床的核心是辨证施治。用其术屡起沉疴，治愈疑难重证无数。如几例经西医诊断为血小板减少的病人，经先生辨证：一为心脾两虚，治以归脾汤；一为冲任不固，治以胶艾汤；一为肺虚气燥，治以麦门冬汤；一为阴虚血少，治以地骨皮饮；一为瘀血阻滞，治以桃红四物汤。病同治不同而皆愈，功在辨证之精，用药之良。再如，某大医院一位晚期肺癌患者舌缩至根，呼吸受阻，家属求医生使其舌伸出，回答是肺癌发展晚期所致，无可奈何，并断言生命不会超过1周。先生会诊后处以猪苓汤加味，一剂其舌即伸，继而辨治，病人生存时间大大延长。

2.泻重痰瘀，补主脾肾

先生对补泻治法有着很深的研究，认为补泻必须辨证而施，有节有度；补泻互相联系，密不可分，表现为补中有泻，泻中有补；补泻有脏腑之别，某些药物对此脏为补而对彼脏为泻，对此脏为泻又对彼脏为补。以上见解精辟独到，后学受用无穷。

在数十年的临床实践中，先生在内伤杂病的补泻运用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即泻重痰瘀，补主脾肾。脾肾两脏，一为后天之本，一为先天之本，是人体精气的主要来源。二脏荣则一身俱荣，二脏损则一身俱损。因此，在治虚损证时，补主脾肾。在临床运用中，具体又有所侧重，小儿重脾胃，老人重脾肾，妇女重肝肾。一女性老年哮喘患者，反复发作难愈，先生以五子衍宗丸加减为方，调理月余而愈。先生之为医，皆如此类。

慢性久病，津血易滞，痰瘀易生，痰瘀互结互病，易成窠囊。因此先生对于此类病证的治疗是泻重痰瘀，或治其痰，或泻其瘀，或痰瘀同治。如在“二陈汤临床运用十五例”一文中，先生认为：“二陈汤为治痰通剂，故凡因痰而致之病证，皆可以为基础加味而治之。”文中列举了临床使用二陈汤治疗的病证及药物，其治疗病证有：小儿惊风、癫痫、中风、体胖头昏、头痛、肩背痛、两足浮肿不匀、浮肿、失眠、胃脘痛、疝气、积聚、闭经、妊娠恶阻等十几种。辨证运用，灵活加减，效如桴鼓。由此可见先生善于治痰之一斑。

对于瘀血为病，先生亦十分重视。专撰“略论瘀血的成因和证治”一文，文中深入探讨了瘀血的复杂成因，并列举了积聚、疟母等四十五种病证的证治方药。先生临床习用桃红四物汤、血府逐瘀汤和抵当汤等方化裁，用以治疗偏枯、麻木、痹症、咳嗽、鼓胀、心悸、失眠、腰腿痛、癥积、崩漏、便血、尿血等数十种瘀血为患之病证，均取得了满意效果。

3.方不在大，药贵轻灵

先生临床善于辨证论治，选方用药上主张“方不在大，中病即效；药不在贵，对症则灵”。强调因病用药，有是证用是药，多以小方收效。一男孩尿血，前医叠进大方重剂而尿血不止，先生诊治给四君子汤化裁，药仅9味，每剂总量74克，其母取药后嫌其量少，自言道：这点药能治好病吗？谁知服药7剂，尿血即止，红细胞旋消。其母为之折服不已。

先生临床经验丰富，辨证准确，用药精良，常出奇兵以制胜，其经验见于相关著作及论文中，代表著作是《李今庸临床经验辑要》《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李今庸》和《李今庸医案医论精华》等。

四、师德医风

先生执教57个春秋，桃李满天下，为培养中医药人才呕心沥血，无怨无悔。最突出的是对学生严格要求，倾囊相授。俗话说：“严师出高徒。”先生对学生爱字当先，严字当头，寓爱心于严字之中。首先，要求学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培养读书和写作两个习惯，指出只要基础牢固了，中医学之规律也就掌握了，强调了专心及基础的重要性。其次，要求学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言必有据，持必有故。先生言传身教，以自己毕生治学之道及学术倾囊相授，诲人不倦，甘为人梯。学生受其教而成才者多获益于此。

先生不仅理论深邃，医术精湛，而且医风高尚，不愧为一代精诚大医。先生仁心仁术，无欲无求，在诊治中以人为本，轻利重义，以救死扶伤为己任；不论贫贱富贵，一视同仁；诊治精细，方小量轻，不尚贵重稀有之品；诚医诚药诚信，最恨贪天之功，欺世盗名。先生的医德受到病人交口称赞。

更难能可贵的是，先生穷毕生之精力，为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奔走呐喊，振臂高呼。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积极为各级领导出谋献策。先生与全国十几位名老中医一起签名，多次向中央领导反映全国中医药事业情况，并建议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机构，迅速制定保护和发展中医药的法规。其建议受到有关部门重视并予以采纳。

先生在担任湖北省政协常委及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期间，多次亲临地、市、县，深入基层作中医药学的考察和调研，经常进行讲演活动，并撰写了大量提案、信函、建议等，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促进了我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近年来先生又先后撰写了《从实践的观点看我国中西医结合的成败》《关于中西医结合与中医药现代化的思考》《略论中医学史的发展前景》《保持中医特色弘扬中医优势》《动态利用现代检测手段促进中医发展》等文章，充分表明先生对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现代化有深入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

古籍探幽

一、《黄帝内经》札记

1.人将失之耶

《素问·上古天真论篇》说：“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

按　此文“人将失之耶”句之“人将”二字误倒，当乙转，作“将人”为是。《经传释词》卷八说：“将，犹‘抑’也。”《春秋·左昭八年传》说：“抑臣又闻之。”杜预注：“抑，疑辞。”在我国古籍中常有此文例，如《素问》本篇下文说：“材力尽邪？将天数然也？”《素问·徵四失论篇》说：“子年少智未及邪？将言以杂合耶？”《灵枢·周痹》说：“在血脉之中邪？将在分肉之间乎？”《灵枢·逆顺肥瘦》说：“夫子之问学熟乎，将审察于物而心生之乎？”《灵枢·病传》说：“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熨、刺、焫、饮药之一者，可独守耶？将尽行之乎？”《灵枢·岁露论》说：“贼风邪气因得以入乎？将必须八正虚邪乃能伤人乎？”《难经·七难》说：“此六者，是平脉邪？将病脉耶？”《难经·十八难》说：“其外痼疾，同法耶？将异也？”等皆是。（“也”、“邪”、“耶”三字同义）《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七第一载此文正作“时代异邪”而《备急千金要方》作“时代异邪”者，乃孙思邈避李世民御讳而改“世”为“代”也。

2.不知持满

《素问·上古天真论篇》说：“今世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

按　此文“不知持满”句之“满”，与“盈”字通，故《说文·水部》说：“满，盈满也，从水，声。”而《皿部》说：“盈，器满也，从皿夃。”《水部》说：“溢，器满也，从水，益声。”其部》说：“ ，平也，从廿，五行之数，二十分为一辰，从，，平也。”是则所言“持满”者，即谓“持盈”也，守持盈满而不失也。《越绝书·吴内传》说：“天贵持盈。持盈者，言不失阴阳日月星辰之纲纪也。”此言天道贵正常运行而不失其所。房玄龄注《管子·形势篇》说：“能持满者，能与天合。”此言人道贵守持盈满而合于天道。男女交合而不可以过为也。“不知持满”者，谓斵丧太过也。可参阅拙著《古医书研究·天下至道谈考义一则·侍赢》条。其下句“不时御神”之“时”，声转读为“善”，《诗·小雅·頍弁》说：“尔酒既旨，尔殽既时。”毛苌传：“时，善也。”《广韵·上平声·七之》亦说：“时，善也。”可证。

3.逆于生乐

《素问·上古天真论篇》说：“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按　此文“逆于生乐”，读为“迎于性乐”也。逆，义训“迎”，《尔雅·释言》说：“逆，迎也。”《方言》卷一说：“逆，迎也，自关而东曰逆，自关而西或曰迎。”《说文·辵部》说：“逆，迎也，从辵，屰声。关东曰逆，关西曰迎。”《灵枢·九针十二原》说：“逆而夺之，恶得无虚？”《灵枢·小针解》说：“迎而夺之者泻也。”以“逆”作“迎”也。生者，《吕氏春秋·恃君览·知分》说：“生，性也。”《孟子·告子上》说：“生之谓性。”《申鉴·杂言下》说：“生之谓性也，形神是也。”《荀子·正名篇》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说文·生部》说：“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凡生之属皆从生。”徐颢笺：“生，古‘性’字，书传往往互用。《周礼·大司徒》：‘辨五土之物生。’杜子春读‘生’为‘性’……”足见此“生”字可读为“性”，殆无疑义矣。“逆”训“迎”而“生”训“性”，其“迎于性乐”以求“务快于心”，则起居无节度矣。人之生活起居乖于常理，则必导致早衰而不终其寿命也。

4.不肖

《素问·上古天真论篇》说：“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

按　此文“贤、不肖”之文，与其上“愚、智”之文一样，义反而相对为文，在我国古代文献上多有用之者，如本书后《解精微论篇》说：“行之有贤不肖，未必能十全。”《灵枢·本藏》说：“愚智贤不肖，无以相倚也。”《孟子·万章上》说：“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说：“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淮南子·主术训》说：“无愚智贤不肖，皆知其为义也。”《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己》说：“无贤不肖，莫不欲长生久视。”《文子·上仁》说：“故贤者尽其智，不肖者竭其力。”《商君书·更法》说：“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等皆是其例。是“不肖”之词多与“贤”为对，然而“不肖”之义训若何？《说文·肉部》说：“肖，骨肉相似也，从肉，小声。不似其先，故曰不肖也。”是“肖”之本义为“骨肉相似”，其人生理上骨肉“不似其先”，则称其“不肖”，故杨琳《小尔雅·广训》“不肖，不似也”条下今注说：“在父权社会里，为了保证血统的纯正，孩子是否像父亲是至关重要的。如不似其父，则为‘野种’‘杂种’。《左传·成公四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肖，从肉，小声。骨肉不似其先，虽合“肖”字本义，但此“不肖”一词，乃和“贤”为对，而“贤”字则无“骨肉相似”之训，也无“纯种”“家种”之义。是此“不肖”一词之用当非“肖”字之本义。至于以人之德行善恶为释者，贤，褒义词，谓有善行，有才能之人；不肖，贬义词，谓有恶行，无才能之人。《孟子·万章上》说：“（尧子）丹朱之不肖，舜之子（商均）亦不肖。”以尧、舜圣君有善行，其子丹朱、商均有恶行，不似其先，故贬之曰“不肖”。舜之父瞽瞍有恶行，舜有善行，亦不似其先，然不称舜为“不肖”者，以舜有善行不得贬之也。可见称不似其先者为“不肖”是有条件的，从而表明此“不肖”之“肖”非用“骨肉不相似”之本义，故何新《老子新解》释“不肖”为“不学”也。余窃以为此“肖”字乃“贤”之借，《玉篇·贝部》说：“贤，下田切。”而其《肉部》说：“肖，先醮切。”是“贤”“肖”二字声转可通也。“不肖”当读为“不贤”。“不贤”之义，正与上文“贤”相反为对。若作“贤不贤”，则于文为复，乃借“肖”为“贤”，变文而为“贤不肖”，其义同而于字则不复矣。故《后汉书·来歙传》说：“又臣兄弟不肖。”李贤等注：“肖，似也。不似，犹‘不贤’也。”

5.恶气不发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说：“恶气不发，风雨不节，白露不下，则菀槁不荣。”

按　《汉书·食货志》说：“古者天降灾戾。”颜师古注：“戾，恶气也。”是“恶气”即“戾气”也。戾，声转为“疠”，《春秋·左昭四年传》说：“疠疾不降。”杜预集解：“疠，恶气也。”《周礼·天官冢宰·疾医》载：“四时皆有疠气。”字又作“沴”，《汉书·孔光传》说：“六沴之作。”颜师古注：“沴，恶气也，音戾。”是“戾气”“疠气”“沴气”三者，皆谓“恶气”也。

按　此文“恶气不发”之“不”，为衬音助词，《礼记·中庸》说：“不显惟德。”郑玄注：“不显，言显也。”《战国策·秦策》说：“楚国不尚全事。”鲍彪注：“不尚，尚也。”《孟子·滕文公上》说：“不亦善乎。”赵岐注：“不亦者，亦也。”《荀子·正论篇》说：“与不老者休也。”扬倞注：“不老，老也，犹言‘不显，显也’。”《尚书·西伯戡黎》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孔安国传“言我生有寿命在天”也。《春秋·左成八年传》说：“《诗》曰：‘恺恺君子，遐不作人。’”杜预注：“言文王能远用善人。不，语助。”据此，则当读为“不发，发也”。“恶气不发”读为“恶气发”，与《素问·调经论篇》“皮肤不收”之为“皮肤收”同一文例。《太素·顺养》载此文，正作“恶气发”。至于“发”字之义，《淮南子·主术训》说：“是故草木之发若烝气。”许慎注：“发，生（也）。”惟其恶气发生，则时发风雨而无节制，造成甘露不降。此“白露”之“白”，乃“甘”字形近而误，当改正之。甘露不下，则百草不得滋养，而禾秆亦蕴菀不荣。

6.夫病已成而后药之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说：“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按　此文“夫病已成而后藥之”之“藥”，与《素问·骨空论篇》“数刺其俞而藥之”之“藥”同，皆为“背后藥”之借字。《说文·艸部》说：“藥，治病艸，从艸，樂声。”《说文·疒部》说：，治也，从疒，樂声。療，或从尞。”二字俱谐“樂”声，例得通假，故此文借“藥”为 ”也。《诗·大雅·板》说：“不可救藥。”《春秋·左襄二十六年传》说：“不可救療。”是《诗》用借字，《春秋》用《说文》正字异体也。《诗·陈风·衡门》说：“泌之洋洋，可以樂饥。”《群经音辨·木部》谓此“樂，治也”，注“音療”，是“樂”字亦借为 ”也。

7.藏精而起亟也

《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说：“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

按　此文“阴者，藏精而起亟也”之“亟”，王冰注谓“亟，数也”，非是。亟，当为“及”，读“迫不及待”之“及”，读“逮及”之“及”。《广雅·释诂》卷一下说：“亟，急也。”是“亟”可训为“急”，而《说文》“急”字“从心，及声”，可用之为“及”，《释名·释言语》说：“急，及也，操切之使相逮及也。”其“逮”“及”二字互训。《说文·又部》说：“及，逮也，从又人。”《尔雅·释言》说：“逮，及也。”是“及”“逮”二字义同也。观“及”之为字，“从人，从又”，然“又”即“手”也。人前行，其后之人以手及之也，谓阳前行以为外固，而阴精旋而及之也，乃阴阳相随相应，阳前而阴后，相即相离，和谐而化合以生者也，正如《素问·方盛衰论篇》所论：“阴阳并交者，阳气先至，阴气后至。”王冰注：“阴阳之气并行而交通于一处者，则当阳气先至，阴气后至，何者？阳速而阴迟也。《灵枢》曰：‘所谓交通者，并行一数也。’由此，则二气亦交会于一处也。”

8.天明　冒明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说：“天明则日月不明，邪害空窍，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

按　此文“天明”之“明”，当声读为“盲”，读若《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天大风晦盲”之“盲”。所谓“晦盲”者，《说文·雨部》说：“霜，晦也。”段玉裁注：“晦本训月尽，引申为日月不见之称。”《尔雅·释言》说：“晦，冥也。”高诱注此文说：“盲，瞑也。”瞑与冥同。《说文·冥部》说：“冥，窈也，从日六，从冖，日十数，十六日而月始亏，冥窈也，冖亦声。”段玉裁注：“窈与杳音义同。”《说文·木部》说：“杳，冥也，从日在木下。”段玉裁注：“冥，窈也，莫为日且冥，杳则全冥矣。由莫而行地下，而至于欂桑之下也。”则日光全不见矣，故引申为凡不见之称。是则此“天明”读“天盲”，谓“天蒙暗不明”也。天不明，即“日月不明”，以“天运当以日光明”者也。《淮南子·精神训》说：“夫空窍者，精神之户牖也。”邪害空窍，害与“曷”通，《孟子·梁惠王上》说：“《汤誓》曰：‘时日害丧。’”《尚书·汤誓》作“时日曷丧”，可证。曷，读“遏”，空窍壅遏，则精神不能往来出入，天地阴阳失于交通，以致“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此“冒明”与上句“闭塞”为对文，其“明”字当如上文“天明”之“明”声转为“盲”，义为“不明”也。

9.云雾不精　白露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说：“云雾不精，则上应白露不下。”

按　《汉书·京房传》说：“阴雾不精。”颜师古注：“精，谓日月清明也。”此文“云雾不精”句，与《京房传》之文义同，亦读若《史记·天官书》“天精而见景星”之“精”，今作“晴”。在汉代以前典籍里无“晴”字。《仓颉篇》《说文》皆作“夝”。《仓颉篇》卷中说：“夝，雨止无云。”《说文·夕部》说：“夝，雨而夜陈星见也，从夕，生声。”其《汉书·天文志》说：“天睲星而见景星。”孟康注：“睲，精明也。”裴驷集解引孟康注《史记》说：“精，明也。”司马贞索引韦昭注《史记》说：“精，谓清朗。”“夝”“睲”“精”是皆今之“晴”字，其“晴”则首见于《玉篇·日部》之中也。

按　此文“则上应白露不下”者，《月令气候图说》：“处暑后十五日，斗柄指庚，为白露，八月节，秋属金，金色白，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恐非《黄帝内经》意。白露乃“甘露”之误，《老子》第三十二章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说：“甘露时雨，不私一物。”《白虎通·封禅》说：“德至天，则斗极明，日月光，甘露降……甘露者，美露也，降则物无不盛也。”《太平御览》卷十二《天部》引《汉书》说：“宣帝元康元年，甘露降未央宫，大赦天下。”《文选·杨子云羽猎赋》说：“国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廷，醴泉流其唐。”李善注：“《礼记》曰：‘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孝经援神契》曰：‘甘露，一名膏露。’”是甘露降则时适，万物以盛，其必天地相合，阴阳交泰而始降也。《广韵·去声·十遇》引《元命包》说：“阴阳乱为雾。”《尔雅·释天》亦谓“地气发天不应，曰雾”，其云雾不晴，则上必应“甘露不下”也。

10.阴阳者气血之男女也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阴阳者，气血之男女也。”

按　此文“气血之男女”之所谓“男女”，当概括万物之“雌雄”“牝牡”在内，言“阴阳两性交配”也，故《周易·系辞下》说：“男女媾精，万物化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说：“天地之阴阳当男女，人之男女当阴阳，阴阳亦可以谓男女，男女亦可以谓阴阳。”是“阴阳”“男女”其义一也。《灵枢·邪客》说：“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可见“男女”是指“夫妻”也，而夫妻则指“两性相交”也。两性相交，则关乎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人类繁衍，所谓“重人伦，广继嗣”也。我国古代在“以礼防淫，辅之以刑”的思想指导下，并不避讳谈两性之事（宋以后始羞言之），且有“性教育”之说，《白虎通·辟》“父所以不自教子何？为渫渎也”是其例，所以《孟子·告子上》说：“食色，性也。”人之性欲，天生成就有的。《礼记·礼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齐宣王更是告诉孟子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白虎通·嫁娶篇》说：“男三十筋骨坚强，任为人父，女二十肌肤充盈，任为人母，合为五十，应大衍之数，生万物也。”是言男女之限嫁娶不得过此也，非谓必以男三十、女二十始嫁娶也。男女嫁娶，阴阳和合，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故智者之养生也，必“节阴阳而调刚柔”。及迷者极欲，贪色无厌，阴阳无度，耗精伤神，斵丧身体，转化而为人体的致病因素，如《灵枢·口问》说：“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说：“夫百病之始生者，必起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素问·调经论篇》说：“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是阴阳交合过度，乃人体病因之一。综上所述，可见此文“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之“阴阳”，乃谓阴阳和合，两性相交，殆无疑义矣。

11.温之以气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

按　此文为对偶句，论述形、精虚证的治疗原则。《素问·通评虚实论篇》说：“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灵枢·刺节真邪》说：“虚者不足，实者有余。”根据临床两大类病机的特点，《素问·调经论篇》提出了“有余者泻之，不足者补之”，《灵枢·根结》亦谓“有余者泻之，不足者补之”，而《灵枢·刺节真邪》则更主张要“泻其有余，补其不足”。表明“补虚泻实”是《黄帝内经》治病的基本原则，而此文所论述的无论是“形不足”抑或是“精不足”，则皆为“不足”之证。皆是“虚证”，皆宜于具有“补益”功效的方药为治，而此“形不足者”，却提出治疗其病要“温之以气”。然考“温”字是药物的四性之一，而非是药物功效。虽然有不少温性药具有补益作用，如首乌、菟丝子、巴戟天、黄芪、阿胶、山药、杜仲、破故纸、钟乳石等，但也有不少温性药物不具有补益作用，如木香、槟榔、茴香、木瓜、苏子、藿香、羌活、藁本、白芷、苍耳子、威灵仙、刘寄奴、半夏、杏仁、红蓝花、延胡索等。是故此文“温”字当为“昷”之借字。《说文·皿部》说：“昷，以皿食囚也。”食，读饲，以皿饲囚，有饲养之义，始与“补益”之义合。然医药之书，皆借“温”为“昷”，“温行而‘昷’废矣”。

12.其治宜灸焫

《素问·异法方宜论篇》说：“北方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以北方来。”

按　“其治宜灸焫”之“焫”，义训为“烧”，《通俗文》说：“然火曰焫。”然，今俗作“燃”。《说文》作“爇”，其《火部》说：“爇，烧也，从火，蓻声。”《仓颉篇》卷下说：“爇，烧燃也。”《玉篇·火部》说：“爇，而悦切，烧也。焫同上。”是“焫”“爇”二字皆训“烧”也。而“烧”亦训“爇”。《说文·火部》：“烧，爇也，从火，尧声。”《玉篇·火部》说：“烧，尸遥切，爇也，燔也。”是“爇”“烧”可互训也。然则“灸”者，《说文·火部》说：“灸，灼也，从火，久声。”而“灼”亦“烧”也。《灵枢·背腧》说：“灸之则可，刺之则不可，气盛则泻之，虚则补之。以火补者，毋吹其火，须自灭也。以火泻者，疾吹其火，传其艾，须其火灭也。”故《广雅·释诂》卷二上说：“灼、烧、焫、灸，爇也。”是“灸”乃“燃烧艾火治病而燃火”则曰“焫”。可见“灸”“焫”二字皆有“燃烧”之义训，乃古之“叠词同义”，今之所谓“相同连合词”也。

13.所治天突与十椎及上纪

《素问·气穴论篇》说：“背与心相控而痛，所治天突与十椎及上纪。”

按　王冰注：“今《甲乙经·经脉流注孔穴图》当脊十椎下并无穴目，恐是七椎也。”王注是。第七椎下为“至阳穴”。古代“七”字写作“十”，横长竖短，而“十”字写作“十”，横短竖长。二者字形相近，易致讹误。《素问·刺禁论篇》“七节之傍，中有小心”之“七”字，则是“十”字之误。“十节之傍”，正是通于胆府的“胆俞穴”，胆俞穴内通于“胆府”，故有“小心”之称。（参见拙著《古医书研究·素问考义》第三十九则：“七节之傍，中有小心”）此《气穴论篇》文中“七”误为“十”，彼《刺禁论篇》文“十”误为“七”。二者误字虽异，然其皆为字误一也。

此文下句“斜下肩交十椎下”之“十”亦为“七”字之误，王冰注已直谓其“斜之肩下交于七椎”也。

14.凡相五色之奇脉

《素问·五藏生成篇》说：“凡相五色之奇脉，面黄目青，面黄目赤，面黄目白，面黄目黑者，皆不死也；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死也。”

按　此文“凡相五色”之“相”字，义训为“视”。《国语·齐语》说：“桓公召而与之语，訾相其质。”韦昭注：“相，视也。”《淮南子·脩务训》说：“相土地宜燥湿肥墝高下。”高诱注：“相，视也。”《后汉书·张衡列传》说：“怨高阳之相寓兮，颛顼之宅幽。”李贤注：“相，视也。”此文乃视面部五色之望诊，以决其病之死生，实与脉象无涉，不得谓“之奇脉”，是“之奇脉”三字为衍文，当删。《针灸甲乙经》卷一第十五，载此文止作“凡相五色”，无“之奇脉”三字，可证。

15.必齐毒药攻其中

《素问·汤液醪醴论篇》说：“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也。”

按　下《玉版论要篇》亦有“必齐主治”句。是“必齐”为一治法名词，与下句“镵石针艾治其外也”的“镵石”一词为对文。“必齐”之“必”，乃“泌”字之借，《说文·水部》说：“泌，侠流（《玉篇·水部》作狭流）也。从水，必声。”读如《灵枢·营卫生会》中“泌糟粕”和“济泌别汁”之“泌”，今犹有谓“内分泌”之语者。泌，又与“滗”声同义近，《玉篇·水部》说：“滗，音笔，笮去汁也。”《广雅·释诂》卷二下说：“滗，笮，渌（渌皿）也。”王念孙疏证：“滗之言逼，谓逼取其汁也。”是“必齐”者，为“泌齐”或“滗齐”也，乃谓以“新鲜草药压榨取汁服之以治病”也，是一种“剂型”，而非一个药方之名，《黄帝内经》对其无药物组成即是明证。此前，曾经有人在报纸上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叫嚷《黄帝内经》中有“十四方”，硬把《黄帝内经》中“必齐”二字，毫无根据地说成是“火齐汤”三字之误，真是有些异想天开。众所周知，“必”字，篆文作“”，而“火”字篆文作“”，二者字形相远，“必”字少有错为“火”字之机会，况且将“必齐”改为“火齐”，又于其下加一“汤”字成为“火齐汤”，这种加字以足义的读书方法，也不是读中医经典著作的好方法。再说，与《黄帝内经》中的“十三方”皆不相类，其何得称之曰“方”？

16.胃疸

《素问·平人气象论篇》说：“已食如饥者，胃疸。”

按　此文“已食如饥者”之“如”，读作“而”，《经传释词》卷七说：“而，犹‘如’也。”引《易·明夷·象传》曰：“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虞注曰：‘而，如也。’”在古典医籍里，亦每有用“如”读“而”者，如《素问·大奇论篇》中“脉至如喘，名曰暴厥”，“脉至如数，使人暴惊”，《金匮要略·痉湿喝病》中“夫痉脉，按之紧如弦”等。此“已食而饥”者，乃后世所谓“消谷善饥”是也。《说文·疒部》说：“疸，黄病也，从疒，旦声。”《类篇·疒部》说：“癀，故光切，疸病也。”如此则黄疸与消谷善饥并见矣。然考诸《金匮要略·黄疸病》所论，黄疸病为湿热发黄，多有“腹满”之症，不大可能并见“消谷善饥”。其见“消谷善饥”之症者，非“黄疸”乃“消中”也。《素问·脉要精微论篇》所谓“瘅成为消中”是也。是其“胃疸”之“疸”当作“瘅”也。王冰《素问·疟论篇》“瘅疟”注说：“瘅，热也。”“瘅”训“劳”训“热”而“疸”为“黄病”，二字声同义异，唯其“声同”，故可“通假”，因其“通假”，段玉裁《说文》“瘅”下注说，故“二字互相假而淆惑矣”。

17.无虚无实

《灵枢·九针十二原》说：“无虚无实，损不足而益有余，是为甚病，病益甚。”

按　此文有脱误，当据《针灸甲乙经》卷五第四和《难经·八十一难》于此文“实”下再补一“实”字，“虚”下再补一“虚”字，作“无实实，无虚虚”。《金匮要略·藏府经络先后病》所言“虚虚”“实实”之上，各补一“无”字，作“无实实，无虚虚”，其“无”字则当读为“毋”，为禁止之词，“无实实，无虚虚”者，谓治病当泻实补虚，如《金匮要略·藏府经络先后病》所说“补不足而损有余”，切勿“实其实”而“虚其虚”也，以造成“损不足而益有余”，加重病情，是曰“甚病”，使病更加趋于危重，如此者，医之罪也。

18.日应九变

《灵枢·官针》说：“凡刺有九，日应九变。”

按　此文“日”字误，当作“以”。《吕氏春秋·季秋纪·审己》说：“人皆以之也。”高诱注：“以，用也。”而《说文·己部》说，用也”，则作 ”，是 ”“以”字同，且《玉篇·人部》说：“以，余止切，用也，古作。”足见“以”字古作 ”，而与“日”字形相近，遂将 ”字误之为“日”也。《针灸甲乙经》卷五第二载此文正作“以”字，可证。

19.察其以

《灵枢·四时气》说：“睹其色，察其以，知其散复者，视其目色，以知病之存亡也。”

按　本文“察其以”之“以”字误，当作“目”。上文已作论述，“以”字古写作 ”，与“目”字形近，故“目”误为 ”而被改为“以”。下句“视其目色，以知病之存亡也”，论述“望目诊法”，足证其为“目”字无疑。况且前《九针十二原》篇、《小针解》篇以及《针灸甲乙经》卷五第四皆有“睹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复”之明文。

20.卫出于下焦

《灵枢·营卫生会》说：“营出于中焦，卫出于下焦。”

按　此文“卫出于下焦”之“下”字，当作“上”，作“下”者为误。从书中岐伯答黄帝问“三焦之所出”文看，“上焦出于胃上口，并咽以上，贯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阴之分而行”，并指出其“与营俱行于阳二十五度，行于阴亦二十五度”，自当是论述卫气之所出者；其“中焦亦并胃口（原作‘中’，误，今改），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是说营血之所出；其“下焦者，别迥肠，注入膀胱”，则为津液之所出。特别是《灵枢·决气》说：“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杨上善在《太素·六气篇》对此文注之说：“上焦开发，宣扬五谷之味，熏于肤肉，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万物，故谓之气，即卫气也。”况且《太素·营卫气篇》载此文，正作“营出于中焦，卫出于上焦”，而《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第四、《外台秘要》卷六《三焦脉病论二首》亦皆谓“荣出中焦，卫出上焦”。荣，与“营”同。是则“卫出于上焦”无疑。古写“上”作“二”，写“下”作“ ”，二者字形相近，容易致误，故“上”误为“下”，以致误为“卫出于下焦”，后世《伤寒论》注家未能详核，遂误“上焦”为“下焦”，随着《伤寒论》一书及其注释的广为流传，“卫出于下焦”之说逐渐成为伤寒家们的共识，进入伤寒论家们思想体系中，指导伤寒的临床实践。此乃古代“积非成是”之一例也。

21.余闻阴阳之人何如

《灵枢·阴阳二十五人》说：“黄帝曰：余闻阴阳之人何如？伯高曰：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

按　此文“余闻阴阳之人何如”之“闻”字，当读为“问”，二字古通。如《诗·大雅·文王之什·文王》说：“亹亹文王，令闻不已。”而《墨子·明鬼下》则引作“穆穆文王，令问不已”。闻，作“问”；《荀子·尧问篇》说：“不闻，即物少至，少至则浅。”杨倞注：“闻，或为‘问’也。”王念孙亦曰：“闻，即‘问’字也。”《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种·生子》说“壬申生子，闻”，而《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乙种·生》则作“壬申生，有问邦”，闻，作“问”。《太玄经·童》说：“初一，闻贞增默，外人不得。测曰：闻贞增默，识内也。”司马光集注：“王本‘闻’作‘问’。”《广韵·上平声·二十文》说：“闻，《说文》云：‘知声也。’又音‘问’，，古字。”《古文字研究》第五辑《楚月名初探·关于昭固墓楚简的年代》说：“ ，即‘闻’字，此处读为‘问’。”是“闻”可读为“问”无疑。问，亦可读为“闻”，如《礼记·檀弓上》说：“有子问于曾子曰，问丧于夫子乎？”陆德明《经典释文》说：“问或作闻”，是其例。此例不必多举，则“闻”“问”二字义可通也。然则此文之所谓“余闻阴阳之人何如”者，正谓“余问阴阳之人何如”也。

22.脉至如喘

《素问·大奇论篇》说：“脉至如喘，名曰暴厥，暴厥者，不知与人言。”

按　此“脉至如喘”，王冰释为“如人之喘状也”，乃望文生义，非是。如，读“而”。喘，《说文·口部》说：“疾息也。”是“喘”，有“疾”义。“脉至如喘”者，乃谓“脉至而疾”也。病发暴然，故称“暴厥”。“暴”者，王冰《素问·厥论篇》注说：“犹‘卒’也。”故《金匮要略·藏府经络先后病》称之曰“卒厥”。卒，读曰“碎”。

《素问·厥论篇》说：“帝曰：厥，或令人腹满，或令人暴不知人，或至半日远至一日乃知人者，何也？岐伯曰：阴气盛于上则下虚，下虚则腹胀满，腹满（腹满二字，原作‘阳气盛于上’五字，误，今改）则下气重上而邪气逆，逆则阳气乱，阳气乱则不知人也。”王冰注：“暴，犹‘卒’也，言卒然冐闷不觉醒也。不知人，谓闷甚不知识人也。或谓尸厥。”“尸厥”者，谓其“身脉皆动而形无知”，“其状若尸”也。是“尸厥”“卒厥”“暴厥”，其名有三，其病则一，可用针、药治之也。

23.桂心

《灵枢·寿夭刚柔》说：“黄帝曰：药熨奈何？伯高答曰：用淳酒二十斤，蜀椒一斤，干姜一斤，桂心一斤，凡四种，皆咀，渍酒中……”

按　此文“桂心”一药，当用“桂枝”之“尖梢”。《释名·释形体》说：“心，纤也，所识纤微，无物不贯也。”阮元《释心》云：“《释名》此训最合本义。”“纤细而锐”者，皆可名为“心”。但言“心”，而具“纤锐”“纤细”之意见矣。《说文·心部》次于《思部》，《思部》次于《囱部》，《糸部》“细”字即“从囱”，得“声”得“意”。今人俗书“尖”字，古作“钎”，“钎”与“纤”同意。《易·说卦》云：“坎，其于水也，为坚多心。”虞翻云：“坚多心者，棗棘之属。”按棗棘之属初生未有不先见尖刺者，尖刺即“心”也。《说文》“朿”字即今之“刺”字，解曰“木芒也”，故重“朿”为“棗”，并“朿”为“棘”，皆归《朿部》，皆有“尖心”之木也。是所谓“桂心”者，乃谓“桂尖”也，即“桂枝尖”，非谓桂枝去皮也。有用桂枝“去皮”者，乃不识“桂心之义”而误也。

24.循胫上睪

《灵枢·经脉》说：“足厥阴之别，名曰蠡沟，去内踝上五寸，别走少阳。其别者，径胫上睪，结于茎。其病气逆则睪肿卒疝……”

按　此文“径胫”之“径”，乃涉下“胫”字而误右半，当作“循”。《针灸甲乙经》卷二第一下、《黄帝内经太素·十五络脉》、王冰《素问·缪刺论篇》注引“足厥阴支络”正皆作“循”，可证。而“上睪”之“睪”字，史崧《音释》说：“睪，音高，阴丸也。”其在《素问·诊要经终论篇》注引“循胫上臯结于茎”，又作“臯”。是“睪”“睾”“臯”三者一字也。然《黄帝内经太素》说：“循胫上臯，结于茎。”杨上善注：“臯，囊也。此络上囊，聚于阴茎也。”人之“阴丸”有二，皆居于“囊”之内，而“囊”则包于“阴丸”之外。是以或释之曰“阴丸”，或释之曰“囊”也。

25.茎垂者

《灵枢·刺节真邪》说：“茎垂者，身中之机，阴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饮食不节，喜怒不时，津液内溢，乃下留于睪，血道不通，日大不休，俛仰不便，趋翔不能。此病荥然有水，不上不下，铍石所取，形不可匿，常不得蔽。”

按　此文“茎垂者”之“茎”“垂”二字，据《灵枢·邪客》“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之文，是谓人体两个组织部位无疑。其“茎”指“阴茎”，而“垂”则指“阴囊”矣。故《针灸甲乙经》卷九第十一载此文作“茎睪者”。睪，《黄帝内经太素》作“臯”，训为“阴囊”是也。身中之机，《黄帝内经太素·五节刺篇》作“中身之机”，杨上善注：“阴茎在腰，故‘中身’。阴茎（茎，原误为‘葉’，今改）垂动有造化，故曰‘机’也。”其“机”既是“阴精之候”，亦为“津液之道也”。“血道不通”之“血”为“水”字之误。如饮食不节，水多，内溢，而下流于睾，水道不通，日大不休，“此病荥然有水，不上不下”，肿在阴囊，用铍针破皮去水以为治。梅国强大夫有用中药治愈之一例。

26.筋急则引卵与舌

《灵枢·经脉》说：“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于阴气而脉络于舌本也。故脉弗荣，则筋急，筋急则引舌与卵，故唇青舌卷卵缩。”

按　《周易·系辞》说：“形乃谓之器。”此文“筋者，聚于阴气而脉络于舌本也”之“阴气”二字，《针灸甲乙经》卷二第一上、王冰《素问·诊要经终论篇》注引皆作“阴器”，是以“阴器”为人之形体之一也。至于“筋急则引舌与卵，故唇青舌卷卵缩”之“卵”字，《素问·诊要经诊论篇》和《灵枢·终始》二篇，在论述厥阴终绝时皆有“甚则舌卷，卵上缩则终矣”。卵，即是王冰等注之“阴丸”，《素问·骨空论篇》称之为“阴卵”也。“卵”“囊”二字，声转可通，故可又称之为“囊”。《素问·热论篇》说：“伤寒……六日，厥阴受之，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可证。《灵枢》称“卵缩”，《素问》称“囊缩”，《素问》称“阴卵”，今则称“阴囊”，其义一也。

27.戴眼　绝汗

《灵枢·终始》说：“太阳之脉，其终也。戴眼，反折，瘈疭，其色白，绝皮乃绝汗，绝汗则终矣。”

按　此论述太阳脉终绝之候，其“绝皮乃绝汗，绝汗则终矣”文有误，亦见于《素问·诊要经终论篇》，作“绝汗乃出，出则死矣”为是。是太阳循身之背，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下项，抵腰，至足，其气主一身之皮毛；手太阳起于手小指，循臂上肩，至目与足太阳相交，故其脉终绝则证见“戴眼”“反折”“瘈疭”“绝汗”也。所谓“戴眼”者，王冰注“睛不转而仰视也”，即眼珠上揷无精光而多白眼也。“反折”者，《灵枢·经筋》说：“阳急则反折。”背为阳，背部筋脉挛急则反折。反折，《灵枢·热病》作“腰折”，作“身反折”，《针灸甲乙经》卷七第四作“脊强反折”，《金匮要略·痉湿暍病》则作“背反张”也。瘈疭，又作“掣疭”，即手足抽搐也。绝汗，王冰《素问·诊要经终论篇》注说：“绝汗，谓汗暴出如珠而不流，旋复干也。”证见“反折”“瘈疭”犹可施疗，而“戴眼”“绝汗”外显则虽卢、扁在世亦末如之何也已矣！

28.膏之原　肓之原

《灵枢·九针十二原》说：“膏之原，出于鸠尾，鸠尾一；肓之原，出于脖胦，脖胦一。”

按　《素问·刺禁论篇》说：“鬲肓之上，中有父母。”此文“膏之原”之“膏”，读为“鬲”，“膏”“鬲”二字声转可通也，《黄帝内经太素·诸原所生》载此文，正作“鬲之原”。《释名·释形体》说：“膈，塞也，隔塞上下，使不与谷气相乱也。”（原误为“使气与谷不相乱也”，今据苏輿校改）鬲，又称“鬲膜”，或叫“鬲募”。《素问·疟论篇》说：“横连募原也。”王冰注：“募原，谓鬲募之原系。”鬲，又作“贲”。《黄帝内经太素·杂刺》说：“邪在大肠，刺贲之原、巨虚上廉、三里。”杨上善注：“贲，膈也。膈之原出鸠尾也。”“鸠尾”者，王冰《素问·气府论篇》注：“鸠尾，心前穴名也。其正当心蔽骨之端，言其骨垂下如鸠鸟尾形，故以为名也。”又说：“鸠尾在臆（《说文·肉部》说：‘肊，匈骨也。从肉乙，臆，肊或从意’）前蔽骨下同身寸之五分，任脉之别，不可灸刺。人无蔽骨者，从歧骨际下行同身寸之一寸。”《针灸甲乙经》卷三第十九说：“鸠尾，一名尾翳，一名骬（原误作‘骭’，今改），在臆前蔽骨下五分，任脉之别，不可灸刺。”此“鸠尾”一穴，《针灸甲乙经》、王冰《气府论》注皆云“不可刺灸”者，恐其伤及心也。然“鸠尾”既是“十二原穴”之一，《灵枢·九针十二原》说：“十二原出于四关，四关主治五脏。五脏有疾，当取之十二原。”且《灵枢·经脉》说：“任脉之别，名曰尾翳，下鸠尾，散于腹，实则腹皮痛，虚则痒搔，取之所别也。”是“鸠尾”不必全禁灸刺也，疑“灸”字为衍文，当删，止作“不可刺”，禁“刺”不禁“灸”也。

《说文·肉部》说：“肓，心下鬲上也，从肉，亡声。”而“肓之原”则出于“脖胦”，称为“下肓”也。《黄帝内经太素·诸原所生》说：“肓之原，出于脖胦。”杨上善注：“肓，谓下肓，在齐一寸。脖，蒲忽反。胦，于桑反，谓胦齐也。”《灵枢·四时气》说：“邪在小肠者，连睾系……散于肓，结于脐，故取之肓原以散之……”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杂刺》注此文说：“肓原，脖胦也，齐上一寸五分也。”《素问·腹中论篇》说：“病名伏梁，此风根也。其气溢于大肠而著于肓，肓之原在齐下，故环齐而痛也。”王冰注：“齐下，谓脖胦，在齐下同身寸之二寸半，《灵枢经》曰‘肓之原，名曰脖’。”而王冰在《素问·气府论篇》注中又有“脖胦，在齐下同身寸之一寸”之文。《针灸甲乙经》卷三第十九则说：“气海，一名脖胦，一名下肓，在脐下一寸五分，任脉气所发，刺人一寸三分，灸五壮。”据上所述，则“脖胦”一穴，杨上善注《诸原所生》谓“在齐一寸”，是其“齐”下脱一“下”字，且“一寸”之下又脱“五分”二字，而注《杂刺》谓“齐上一寸五分也”，其“上”字为“下”字之误；王冰注《腹中论》谓“在齐下同身寸之二寸半”，其“二”字为“一”字之误；而注《气府论》谓“在齐下同身寸之一寸”，其“一寸”之下脱一“半”字，唯《针灸甲乙经》之文不误，其述前一穴“阴交，一名少关，一名横户，在脐下一寸”，述后一穴“石门，三焦募也，一名利机，一名精露，一名丹田，一名命门，在脐下二寸”，而“脖胦”亦即“气海”居“阴交”“石门”两者之间，正“在脐下一寸五分”也。齐，与“脐”同。

29.其支者

《灵枢·经脉》说：“肝足厥阴之脉，起于大指丛毛之际……循阴股，入毛中，过阴器，抵少腹……是动则病腰痛，不可以俛仰，丈夫疝，妇人少腹肿，甚则嗌干，面尘，脱色。”

按　此文“过阴器”之“过”，《针灸甲乙经》卷二第一上、《黄帝内经太素·经脉连环》及《素问·刺腰痛篇》王冰注皆作“环”，于义为长，以其脉“循阴器一周”（杨上善语）也。当据改。

考：《素问·刺腰痛篇》说：“厥阴之脉，令人腰痛，腰中如张弓弩弦。”王冰注：“足厥阴脉自阴股，环阴器，抵少腹。其支别者，与太阴、少阳结于腰髁下狭（侠）脊第三、第四骨空中，其穴即中髎、下髎。”同篇又说：“腰痛引少腹控，不可以仰，刺腰凥交者，两髁胂上。”王冰注：“腰凥交者，谓髁下凥骨两傍四骨空左右八穴，俗呼此骨为八髎骨也，此腰痛取腰髁下第四髎即下髎穴也，足太阴、厥阴、少阳三脉左右交结于中，故曰腰凥交者也……髁骨，即腰脊两傍起骨也。侠脊两傍腰髀之下各有胂肉陇起而斜趋于髁骨之后，内承其髁，故曰两髁胂也，下承髁胂肉，左右两胂各有四骨空，故曰上髎、次髎、中髎、下髎。上髎当髁骨下陷者中，余三髎少斜下按之陷中是也。”《素问·缪刺论篇》说：“邪客于足太阴之络，令人腰痛，引少腹控，不可以仰息。”王冰注：“足太阴之络，从髀合阳明上贯凥骨中，与厥阴、少阳结于下髎，而循凥骨内入腹，上络嗌，贯舌中。”同篇又说：“次腰下侠凥有骨空各四，皆主腰痛……是足太阴、厥阴、少阳所结。”《针灸甲乙经》卷二第一上“肝足厥阴之脉……与督脉会于巅”下，亦有小注说：“一云‘其支者，从小腹与太阴、少阳结于腰髁夹脊下第三、第四骨孔中’。”可见，此文“肝足厥阴之脉”中，确然夺去一条支脉，殆无疑义也。当于“抵少腹”句下，补入“其支者，与太阴、少阳结于腰髁下侠脊第三、第四骨空中”等二十二字。否则，“是动则病腰痛，不可以俛仰”等则无理论基础矣。

据上述所引王冰注“腰凥交者……是太阴、厥阴、少阳三脉左右交结于中，故曰腰凥交者也”和“腰下侠凥有骨空各四，皆主腰痛……是足太阴、厥阴、少阳所结”之文，则此在“脾足太阴之脉”一条中，亦当有夺文矣！

30.丈夫疝

《灵枢·经脉》说：“肝足厥阴之脉……是动则病腰痛不可以俛仰，丈夫疝，妇人少腹肿。”

按　丈夫疝，所谓“丈夫”者，谓“男子”也。《说文·尺部》说：“周制以八寸曰尺，十尺曰丈，人长八尺，故曰丈夫。”《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有“丈夫八岁，肾气实，齿更发长”之文。“ 疝”者，乃一病证名词，《灵枢·邪气藏府病形》亦有“肝脉……滑甚为疝”句。然《说文·疒部》无 ”字，而《部》有 ”字，义训“下隊也”，下隊，即“下墜”也，故《释名·释疾病》说：“阴肿曰，气下也，又曰疝。” ，字又作“颓”，《黄帝内经太素·经脉病解》说：“厥阴所谓颓疝、妇人少腹肿者，曰厥阴者辰也，三月阳中之阴也，邪在中，故曰颓疝，少腹肿。”杨上善注：“邪客厥阴之脉，遂为颓疝。”《素问·阴阳别论篇》说：“三阳为病发寒热，下为痈肿及为痿厥腨，其传为索泽，其传为颓疝。”王冰注：“然阳气下墜，阴脉上争，上争则寒多，下墜则筋缓，故睾垂纵缓，内作颓疝。”而《素问·脉解篇》则字又作“疝”。是 ” ”“颓” ”四者形虽异，而义则同也。

31.筋瘘颈肿

《素问·经筋篇》：“颈筋急，则为筋瘘颈肿寒热在颈者，治在燔针劫刺。”

按　《说文·疒部》说：“瘘，颈肿也，从疒，娄声。”段玉裁注：“《淮南·说山训》：‘鸡头已瘘。’高注：‘瘘，颈肿疾也。’鸡头，水中芡也。……肿，痈也，疾也。”颈肿，即《释名》之“痈喉”。段注引《淮南子》“鸡头已瘘”谓“瘘”是“颈肿疾”即“鼠瘘”则是，引《释名》“痈喉”即《灵枢》“猛疽”则非。考《释名·释疾病》说：“痈喉，气著喉中，不通？成痈也。”叶德炯曰：“《灵枢·痈疽》：‘岐伯曰：痈发于嗌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为脓，脓不泻，塞咽，半日死。’即此。”是“痈喉”病在“喉”而“鼠瘘”病在“颈”，“痈喉”为“急性”而“鼠屡”为“慢性”也。段氏于此误引《释名》之文而未引《黄帝内经》之文以注此“瘘”，实亦千虑之一失也。《灵枢·寒热》说：“寒热瘰疬在于颈腋者，皆何气使生？岐伯曰：此皆鼠瘘寒热之毒气也，留于脉而不去者也。黄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鼠瘘之本皆在于藏，其余上出于颈腋之间，其浮于脉中，而未内著于肌肉而外为脓血者，易去也。黄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请从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绝其寒热，审按其道以予之，徐往徐来以去之，其小如麦者，一刺知，三刺而已。”《素问·骨空论篇》说：“鼠瘘寒热，还刺寒府。寒府在附膝外解营。”王冰注：“膝外骨间也……营，谓深刺而必中其营也。”

32.心系急则气道约

《灵枢·口问》说：“人之太息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忧思则心系急，心系急则气道约，约则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

按　《说文·口部》说：“喟，大息也，从口，胃声。”段玉裁注：“《论语》两云‘喟然叹曰’，谓‘大息而吟叹也’。”大与太通。太息，又作“长太息”，“长太息”者，“太息长”也，俗所谓“出长气”。此文以人之“太息”病机而反映出“心亦司呼吸”之功能也。《素问·灵兰秘典论篇》说：“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王冰注：“膻中者，在胸中两乳间，为气之海……膻中主气，以气布阴阳。”《灵枢·邪客》说：“故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此“脉”字误，《黄帝内经太素·营卫气行》载此文作“肺”。杨上善注：“其清者宗气，积于膻中，名曰气海，其气贯于心肺，出入喉咙之中而行呼吸。”是“心”“肺”两藏共司呼吸，非唯“肺藏”独专也。

《灵枢·五味》说：“其大气之搏而不行者，积于胸中，命曰气海，出于肺，循喉咙，故呼则出，吸则入。”《说文·口部》则说：“呼，外息也从口，乎声；吸，内息也，从口，及声。”段玉裁注：“外息，出其息也内息，纳其息也。”一呼一吸谓之息，鼻者心气之所出入也。《说文·自部》说：“自，鼻也，象鼻形。凡自之属皆从自。”是“自”读若“鼻也。《说文·鼻部》说：“鼻，所以引气自畀也，从自畀声。凡鼻之属皆从鼻。”段玉裁注：“鼻之一呼一吸相乘除，而引气于无穷。”长有天命也其“息”字则“从心、从自”者，段玉裁注：“心气必从鼻出，故从心自。”自者，鼻也。是“心”亦主“呼吸”也无疑。

33.津液布扬

《灵枢·天年》说：“六府化谷，津液布扬，各如其常，故能长久。”

按　此“长”“久”二字误倒，当乙转。《黄帝内经太素·寿限》载此正作“久长”。其“津”之本义为“水渡”，如古之“孟津”“逍遥津”，今之“天津”是也。读“将邻切”。诸书借作 ”。《说文·血部》说：，气液也，从血，声。”是“ ”字训“气液”，而“液”字训 ”，则“ ”“液”二字义通也。“ ”与“津”声同，各书皆做“津”为 ”，“津”行而 ”废矣。《释名·释形体》说：“津，进也，汁进出也。”王先谦曰：“《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引《三苍》云：‘津，液汁也。’液汁出在外，迺可见。”《周礼·大司徒》说：“‘其民黑而津’注：‘津，润也。’”津润叠韵也。

杨上善注《黄帝内经太素·经脉连环》“是主津所生病者”句说：“津，汗也。”《释名·释形体》说：“汗，津也，出在于表，然也。”王先谦曰：“《汉书·刘向传》：‘汗，出而不反者也。’”是“出而不反”之“汗”谓之“津”。而《说文·水部》说：“汗，身液也。”《素问·宣明五气篇》说：“五藏化液，心为汗。”王冰注：“泄于皮腠也。”则“汗”又谓之“液”也。是故“津”“液”二字每连用。如《素问·灵兰秘典论篇》说：“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灵枢·本藏》说：“六府者，所以化水谷而行津液者也。”《素问·六节藏象论篇》说：“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素问·逆调论篇》说：“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灵枢·胀论》说：“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灵枢·五癃津液别》说：“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灵枢·刺节真邪》说：“茎垂者，身中之机，阴精之候，津液之道也。”等等皆是。然而，“津”“液”二者虽义可通，毕竟还是可分的。《灵枢·决气》说：“何谓津？岐伯曰：腠理发泄，汗出溱溱，是谓津。何谓液？岐伯曰：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灵枢·五癃津液别》说：“故三焦出气，以温肌肉，充皮肤，为其津。其流（当作‘留’）而不行者为液。”是津在外而液在内。汗出腠理为津，滑利关节，濡润空窍，补益脑髓者为液也。《灵枢·经脉》说：“大肠……是主津（此下原有‘液’字，衍，今据《太素》删）所生病者。”“小肠……是主液所生病者。”亦分之为二，可见“津”“液”二者可分，然二者字义相通，又可互相代用，致其可分又不可分，不可分而又可分，是“津”“液”二字之为用，对文则异，散文则通也。今之学者，学术浮躁，不读书，不阙疑，不懂装懂，信口开河，在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内经选读》教材中，竟写出“理论上津与液有别，临床上津脱与液脱实难区分”等话以误导青年学生，既然是不合临床实际，还写在教材中干什么？然究竟是《黄帝内经》这一理论不合乎实际，抑是作者还未体会到这一实际？实应该给以考虑。

34.人有三百六十节

《灵枢·邪客》说：“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节……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

按　此文“人有三百六十节”之“六十”下，当据《黄帝内经太素·天地合》补一“五”字，作“人有三百六十五节”为妥。以上句作“岁有三百六十五节日”也。有言“人有三百六十节”者，言其统数也，未可为非，如《吕氏春秋·孟春纪·本生》说：“天全则神和矣，目明矣、耳聪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节皆通利矣。”是其例。这是古人在长期仰观俯察过程中所获得的整体观念。然而，在此之前，有人竟说中医学上“人有三百六十五节”为错误者，是其不明“节”字之义。而误以“节”为“骨节”也。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虚实所生》“夫十二经脉者，皆络三百六十五节”注：“节，即气穴也。”《素问》有《气穴论》一篇，其开头即说：“余闻气穴三百六十五，以应一岁。”又说：“肉之大会曰谷，肉之小会曰谿，肉分之间，谿谷之会，以行荣卫，以会大气……谿谷三百六十五穴会，亦应一岁。”《素问·痿论篇》说：“冲脉者，经脉之海也，主渗灌谿谷。”《灵枢·小针解》说：“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者，络脉之渗灌诸节者也。”是冲脉络脉之血气渗灌谿谷诸节，以维护神的活动，《灵枢·营卫生会》说：“血者，神气也。”故《灵枢·九针十二原》说：“所言节者，神气之所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九针要解》注：“数人骨节，无三百六十五，此名神气之所出入之处为节，非皮肉筋也，故络脉渗灌三百六十五空穴，以为节会也。”王冰《素问·调经论篇》注：“三百六十五节者，非谓骨节，是神气出入之处也。”是“节”乃人身神气出入之所，为我国古代医学家之共识。气穴，亦叫“空窍”，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顺养》注“空窍，谓三百六十五穴也”是也。《淮南子·精神训》说：“孔窍者，精神之户牖也。”“孔”与“空”同，既然空窍是人身精神之户牖，是人身神气之所出入往来处，就构成人身与外部环境联系之通道，而传递信息。人之吸气，身上有孔闭处，皆入聚于肾肝；呼气之时，有孔开处，气皆从心肺而出，比之呼吸也。此《难经·四难》所谓“呼出心于肺，吸入肾于肝”也，以定针刺出纳补泻也。言“节”者必为“三百六十五”者，以应“岁之三百六十五日”而体现天地万物之“整体论思想”也。随着实践之发展，具体数字不必然也，杨上善注《黄帝内经太素·气穴》有曰：“昔神农氏录天地间金石草木三百六十五种，法三百六十五日，济时所用。其不录者，或者有人识用，或无人识者，盖亦多矣。次黄帝取人身体三百六十五穴，亦法三百六十五日。身体之上，移于分寸，左右差异，取病之输，实亦不少，至如《扁鹊灸经》取穴及名字，即大有不同，近代《秦承祖明堂》《曹子氏灸经》等所承别本，处所及名亦皆有异，而除病遣疾，又复不少，正可以智量之，适病为用，不可全言非也。而并为非者，不知大方之论，所以此之量法，圣人设教有异，未足怪之也。”

35.肺主涕

《灵枢·九针论》说：“五液，心主汗，肝主泣，肺主涕，肾主唾，脾主涎，此五液所出也。”

按　王冰《素问·宣明五气篇》“五藏化液”注：“泄于皮腠”者为“汗”，“润于鼻窍”者为“涕”，“注于眼目”者为“淚”，“溢于唇口”者为“涎”，“生于牙齿”者为“唾”也。然《说文》无“泪”字，目液本作“涕”，如《礼记·檀弓上》说“垂涕洟”，陆德明《经典释义》说“涕音他计反，洟音夷，自目曰涕，自鼻曰洟”，孔颖达疏“目垂于涕，鼻垂于洟”，《说文·水部》说“涕，泣也，从水，弟声”，段玉裁注“按‘泣也’二字，当作‘目液也’三字，转写之误也，《毛传》皆云‘自目出为涕’，《篇》《韵》皆云‘目汁’，泣非其义”。《说文·水部》又说：“潸，涕流貌，从水，散省声。《诗》曰：‘潸焉出涕。’”段玉裁注引《毛传》：“潸，涕下貌。”可见“涕”本是“目液”殆无疑义矣。

“涕”，在《黄帝内经》里失去“目液”之本义而取代“鼻液”之“洟”，故其全书无“洟”字。凡论述“鼻液”者，皆以其“涕”字称之，如上引《素问·宣明五气篇》之“肺为涕”、《灵枢·九针论》之“肺主涕”，以及《素问·解精微论篇》之“故脑渗为涕”，《素问·气厥论篇》之“鼻渊者，浊涕下不止也”等等，甚至《素问·评热病论篇》之劳风“欬出青黄涕”，虽非“鼻液”，亦名之曰“涕”，因《黄帝内经》无“痰”字，且肺在变动为欬而主涕然也。“溢于唇口”为“涎”，“生于牙齿”为“唾”，二者在“五藏化液”之整体功能活动中，以维护其协调平衡。

《说文·口部》说：“唾，口液也，从口，垂声，涶，唾或从水。”《说文·部》说：“，慕欲口液也，从欠水，凡之属皆从。”段玉裁注：“有所慕欲而口生液也，故其字从欠水，俗作涎。”是“唾”训“口液”，而“涎”训“慕欲口液”也。其为“口液”则一，有“慕欲”之“口液”则为“涎”，无“慕欲”之“口液”则为“唾”也。与王冰之注“涎”“唾”有别。《灵枢·口问》说：“人之涎下者，何气使然？岐伯曰：欲食者，皆入于胃，胃中热则虫动，虫动则胃缓，胃缓则廉泉开，故涎下。”《灵枢·五癃津液别》说：“中热则胃中消谷，消谷则虫上下作，肠胃充郭故胃缓，胃缓则气逆，故唾出。”据此，则“涎”“唾”一也，无分于“溢于唇口”“生于牙齿”也。

36.天年

《素问·上古天真论篇》说：“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按　此文“天年”之“年”，篆文作“秊”。《说文·禾部》说：“秊，谷孰也，从禾，千声。《春秋传》曰：‘大有秊’。”《玉篇·禾部》说：“秊，奴颠切，载也，禾取一熟也。年，同上。”载，亦“年”也，俗语“一年半载”是也。孰，熟字同。是“禾取一熟”谓之“年”，以纪人之寿算，谓之曰“年寿”，《吕氏春秋·季春纪·尽数》说“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是也。

所谓“天年”者，谓“人身之年寿”也。《金文大字典》所载“天”字有作 ”形者，为人之正面形，而《说文·身部》所载篆文“身”字则作 ”，为人之侧身形，故“天”字之义，可训为“身”。《吕氏春秋·孟春纪·本生》说：“以全其天也。”同书《季春纪·论人》说：“若此则无以害其天矣。”又同书《仲夏纪·大樂》说：“终其寿，全其天。”高诱注皆说：“天，身也。”《淮南子·原道训》说：“故达于道者，不以人易天。”许慎注：“天，身也，不以人间利欲之事易其身也。”同篇又说：“故圣人不以人滑天。”许慎注：“天，身也，不以人事滑乱其身也。”《汉书·西南夷传》说：“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市人。”颜师古注：“即天竺也。”《后汉书·西域传》说：“天竺国一名身毒。”《咸宾录·西域志》说：“天竺国一名身毒，大国也。”是“天”之训“身”殆无疑义矣。故“天年”亦可写作“身年”，《素问·上古天真论篇》说“身年虽寿能生子也”是其例。

37.鼓胀有二

《素问·腹中论篇》说：“黄帝问曰：有病心腹满，旦食则不能暮食，此为何病？岐伯对曰：名为鼓胀。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以鸡矢醴，一剂知，二剂已。帝曰：其时有复发者，何也？岐伯曰：此饮食不节，故时有病也。虽然，其病且已时，故当病气聚于腹也。”

《灵枢·水胀》说：“鼓胀何如？岐伯曰：腹胀身皆大，大与肤胀等，色苍黄，腹筋起，此其候也。……肤胀，鼓胀，可刺邪？岐伯曰：先泻其胀之血络，后调其经，刺去其血络也。”

按　《素问》《灵枢》各记述一则“鼓胀”之病，然二者不是一病。前者以“心腹胀满，旦食而不能暮食，且愈后易复发”为特点，后者以“腹胀身皆大，大与肤胀等，色苍黄，腹筋起”为特点。前者为“气鼓”，治以“鸡矢醴方”，后者为“水鼓”，先刺血络放血，后调其经，水俞五十七穴选而取之。然《素问》“鸡矢醴方”佚而未见，今据《黄帝内经太素·胀论》补出：“可取鸡粪作丸，熬令烟盛，以清酒一斗半沃之，承取汁，名曰鸡醴，饮取汗，一齐不愈，至于二齐，非直独疗鼓胀，肤胀亦愈。”余用鸡矢醴方：雄鸡屎6克炒黄，米酒汁一小碗。将雄鸡屎盛于一干净小布袋内，同米酒汁一起，放入罐或小锅内于火上煮汁，去滓，顿服之。二三日一服。

《说文·酉部》说：“醴，酒一宿孰也，从酉，豊声。”段玉裁注：“《周礼·酒正》注曰：‘醴犹體也。成而汁滓相将，如今恬酒矣。’”恬即甜也。

取雄鸡屎法：大雄鸡一只，关于大鸟笼内，或选室内一角，将地扫干净，固定其鸡，不使外行，每日饲以米、水，不得杂食污饮，将每日鸡屎收起贮于清洁容器内，加盖，备用。

38.血枯

《素问·腹中论篇》说：“帝曰：有病胸胁支满者，妨于食，病至则先闻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时时前后血，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时有所大脱血，若醉入房，中气竭肝伤，故月事衰少不来也。帝曰：治之奈何？复以何术？岐伯曰：以四乌鰂骨、一茹，二物并合之，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为后饭，饮以鲍鱼汁，利肠中及伤肝也。”

按　《灵枢·五邪》说：“邪在肝，则两胁中痛，寒中，恶血在内。”身有留血，留血不去，则新血不生，虽生则因留血之阻而不能循经以行，故“时时前后血”而“月事衰少不来也”。王冰注：“夫醉劳力以入房，则肾中精气竭耗；月事衰少不至，则中有恶血淹留。精气耗竭，则阴萎不起而无精。恶血淹留，则血痹著中而不散。”上云“时时前后血”者，正是“留血在身”之征也。王冰又说：“《古本草经》曰：乌鰂鱼骨，味咸冷平，无毒，主治女子血闭；茹，味辛寒平，有小毒，主散恶血；雀卵，味甘温平，无毒，主治男子阳萎不起，强之令热，多精有子；鲍鱼，味辛温平，无毒，主治瘀血，血痹在四支不散者。”新校正云：“按《甲乙经》及《太素》‘ 茹’作‘闾茹’。详王注性味乃‘闾茹’，当改 ’做‘闾’。”考 ”“闾”皆读“凌如切”，二字可通假，不必改字也。

《释名·释饮食》说：“鲍鱼，鲍，腐也，埋藏淹使腐臭也。”《说文·鱼部》说：“鲍，饐鱼也。”《玉篇·鱼部》说：“鲍，于业切，盐渍鱼也。”皆是言“鲍鱼”。新校正云：此文“肠中”别本一作“伤中”，作“伤中”是。《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有“五藏伤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此文“伤中”即指“伤肝”，以“肝”为“五藏之一”而“居中”也。其“及”字则疑为“即”字因声近而误。若然，则此句即读为“利伤中即伤肝也”。

此病“恶血在内”，阻滞气血不能运行于周身，导致出现虚证的表象，形成所谓“本实标虚”。《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治病必求于本”，因而，医者必须在中医药学理论指导下，透过证候表象，抓住“时时前后血”的“瘀血”病机，治以“四乌鲗骨一茹丸”，使恶血得散，气血得以流畅，如杨上善注之说以“补肝伤”也。一如《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五劳虚极羸瘦，腹满不欲食，食伤，忧伤，饮伤，房室伤，饥伤，劳伤，经络荣卫气伤，内有干血，肌肤甲错，两目暗黑”，以“逐血攻瘀”之“大黄虫丸”为治，使干血去，血气活，达到“缓中补虚”之效。

张介宾，明代医家，其将《黄帝内经》内容拆散而以类相从，编撰为《类经》一书。其于“血枯”一病，未深究，妄改方中“ 茹”为“茹 ”。《诗·国风·郑风·东门之》说：“茹在阪。”毛苌传：“茹，茅蒐也。”孔颖达疏：“茹，茅蒐。”《释草》及李巡曰：“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绛。”陆玑疏：“一名地血，齐人谓之茜，徐州人谓之牛蔓，然则今之倩草是也。”是“茹 ”为“茜草”，《神农本草经》谓“其主寒湿风痹，黄疸”，与《内经》“血枯”之证不合。张介宾学术行为显草率，而今尤有甚者，竟然企图否定“考据学”的研究方法，得意地称自己用茜草治愈“血枯病”，果真如此吗？其治疗的病人，是“病至则先闻腥臊臭”？有“时时前后血”吗？把“月事不来”的病人都当成“血枯病”，岂不贻笑大方！

39.二阳之病发心脾

《素问·阴阳别论篇》说：“二阳之病发心牌，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其传为息贲者，死不治。”

按　王冰注谓“二阳，谓阳明大肠及胃之脉也”，似不确切。考《素问·逆调论篇》有说：“肝，一阳也，心，二阳也。”此文“二阳”，乃谓“心”也。脾，乃“痹”之借字。是“二阳之病发心脾”者，谓“心之病发为心痹”也。《黄帝内经太素·阴阳杂说》载此文，正作“二阳之病发心痹”也。《素问·痹论篇》说：“心痹者，脉不通。”心脉痹阻，则身之血脉流行不畅矣。《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心生血。”《素问·痿论篇》说：“心主身之血脉。”中焦受气奉心化赤而为血以充养生身。今心脉郁滞，血气化源绝竭，无以下通于胞中，胞脉闭塞，在女子则为血少不月，经水不潮；《诸病源候论·虚劳病诸候·虚劳精血出候》说：“肾藏精，精者，血之所成也。”故在男子则血无以化精而不能行隐蔽委曲之事，致两性不相交接也。若失此不治，待病进一步发展，而见形体急剧销铄脱肉，气息奔迫逆上不已之证象者，所谓“其传为风消”，“其传如息贲”者，虽卢医、扁鹊在世亦莫如之何也已矣！此文所谓“息贲”者，息，指“呼吸”，贲，与“奔”同。息贲，乃谓“气息奔迫”，非《难经·五十六难》所谓“肺之积，名曰息贲，在右胁下，覆大如杯，久不已，令人洒淅寒热，喘咳，发肺壅”之“息贲”也。

40.息积

《素问·奇病论篇》说：“帝曰：病胁下满气逆，二三岁不已，是为何病？岐伯曰：病名曰息积，此不妨于食，不可灸刺，积，为导引服药，药不能独治也。”

按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肝属木，为阴中之少阳，应于东，其气从左上升，故《素问·刺禁论篇》说：“肝生于左。”肺属金，为阳中之少阴，应于西，其气从右下降，故《素问·刺禁论篇》说：“肺藏于右。”息积，为五藏积之一，乃肺之积，故王冰注：“胁下逆满，频岁不愈，息且形之，气逆息难，故名息积也。”息积，又叫“息贲”，《灵枢·邪气藏府病形》说：“肺脉……滑甚为息贲上气。”《灵枢·本藏》说“肝高则上支贲切胁悗为息贲”等是。《难经·五十六难》则有详细论述：“肺之积，名曰息贲，在右胁下，覆大如杯。久不已，令人洒淅寒热，喘咳，发肺壅。以春甲乙日得之。何以言之？心病传肺，肺当传肝，肝以春适王，王者不受邪，肺复欲还心，心不肯受，故留结为积。”《针灸甲乙经》卷八第二，在录用《难经》“息贲”之文后，紧接就列《素问》“息积”一条，表明“息积”即“息贲”无疑，从而规定“肺积息贲”之“病位”只能“在右肋下”而不会在左。然而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杂病·息积病》注则说：“胁下满，肝气聚也。”是杨误以此“息积”在左胁下之肝积“肥气”也。

41.脾瘅消渴

《素问·奇病论篇》说：“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气之溢也，名曰脾瘅。夫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治之以兰，除陈气也。”

按　《说文·欠部》说：，欲歠，从欠，渴声。”是“ ”乃本字，诸书多借“渴”作 ”，“渴”行而 ”废矣。“渴”之本义训“尽”，读其列翻，今通作“竭”。其“渴”既借作 ”，则“渴”字之借义行而本义废，惟《素问·举痛论篇》之“瘅热焦渴”个别处尚存其本义。

此文“消渴”二字，《针灸甲乙经》卷十一第六载之作“消瘅”，此文亦有“名曰脾瘅”句，且《素问·通评虚实论篇》说：“凡治消瘅、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肥贵人则高梁之疾也。”王冰注：“夫肥者令人热中，甘者令人中满，故热气内薄，发为消渴……”是“消渴”亦名“消瘅”也。

《素问·脉要精微论篇》说：“瘅成为消中。”《素问·腹中论篇》说：“帝曰：夫子数言热中，消中，不可服高梁、芳草、石药，石药发癫，芳草发狂。夫热中，消中者，皆富贵人也，今禁高梁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药是病不愈，愿闻其说。岐伯曰：夫芳草之气美，石药之气悍，二者其气急疾坚劲，故非暖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王冰注：“多饮数溲，谓之热中。多食数溲，谓之消中。热中，消中者，脾气之上溢，甘肥之所致，故禁食高梁、芳美之草也。《通评虚实论篇》曰：‘凡治消瘅，甘肥贵人则高梁之疾也。’又《奇病论篇》曰：‘夫五味入于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此之谓也。”足证“消渴”“消瘅”“热中”“消中”四者症状虽少异，然皆一病也。然《奇病论》“治之以兰”一方，“兰”为“芳草”，非缓心和人，则不可以服之也。《素问》“消渴”之病机皆责之在“脾”也，还有“肺消”“鬲消”之病机责之在“肺”。（《灵枢》五藏皆有“消瘅”，待研究）

《释名·释疾病》说：“消，，渴也，肾气不周于胸胃中，津润消渴，故欲得水也。”渴音竭。开启了“消渴”病机责之在“肾”也，《金匮要略·消渴小便利淋病篇》说，“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是其例。《汉书·司马相如传》说“常有消渴病”也。

42.春秋皆度百岁

《素问·上古天真论篇》说：“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

按　《释名·释典艺》说：“言春秋冬夏而成岁，举春秋，则冬夏可知也。春秋书人事，卒岁而周备，春秋温凉中，象政和也，故举以为名也。”叶德炯注：“《春秋大题疏》引贾逵《序》云：‘取法阴阳之中，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此释《春秋》书名之义，推之自然。《说文·酉部》说：“丣，古文酉，从丣。”丣为春门，万物已出，丣为秋门，万物已入。一门象也。丣，即“卯”字，夏历二月建卯，位在正东，属春之中，木气王，万物发生也；八月建酉，位列正西，属秋之中，金气王，万物收成也。故《素问·天元纪大论篇》说：“金木者，生成之终始也。”以木王于卯，万物皆出，金王于酉，万物皆成也。故借之以训人之“年岁”，亦曰“春秋”。如《庄子·外篇·秋水篇》说：“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成玄英疏：“春秋犹年纪也。”《战国策·秦策五》说：“王之春秋高。”鲍彪注：“春秋，举成岁，此言其年高。”《陈书·列传·孔奂》：“皇太子春秋鼎盛，圣德日跻。”《旧唐书·本纪·则天皇后》说：“上以春秋高，虑皇太子相王与梁王武三思，定王武攸宁不协，令言誓文于明堂。”《邵氏闻见录》卷八说：“上春秋鼎盛，岂可教之杀人。”等等皆是其证。

又按《汉字哲学初探·上编·汉字哲学笔记八则》记载：“吴申元先生在《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中指出：就原始人口生产类型的特点而言，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极低的增长率。据估计，原始社会人口的死亡率高达50％。旧石器时代世界人口百年增长率不超过1.5‰。新石器时代世界人口百年增长率不超过4‰。与此相伴的是原始人类的平均寿命很低。根据各种估计推测，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初民的平均年龄在20岁至30岁之间”。据此，上古之人，不可能“春秋皆度百岁”。这只是春秋战国养生家的一种企盼而已！

43.愚智贤不肖

《素问·上古天真论篇》说：“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按　此文“贤不肖”之文，与其上“愚、智”之文一样，义反而相对为文，在我国古代文献上多有用之者，如本书后《解精微论篇》说：“行之有贤不肖，未必能十全。”《灵枢·本藏》说：“愚智贤不肖，无以相倚也。”《孟子·万章上》说：“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说：“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淮南子·主术训》说：“无愚智贤不肖，皆知其为义也。”《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己》说：“无贤不肖，莫不欲长生久视。”《上仁》说：“故贤者尽其智，不肖者竭其力。”《商君书·更法》说：“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等等皆是其例。是“不肖”之词多与“贤”为对，然而“不肖”之义训若何？《说文·肉部》说：“肖，骨肉相似也，从肉，小声。不似其先，故曰不肖也。”是“肖”之本义为“骨肉相似”，其人生理上骨肉“不似其先”，则称其“不肖”，故杨琳《小尔雅·广训》“不肖，不似也”条下今注说：“在父权社会里，为了保证血统的纯正，孩子是否像父亲是至关重要的。如不似其父，则为‘野种’‘杂种’。《左传·成公四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肖，从肉，小声。骨肉不似其先，虽合“肖”字本义，但此“不肖”一词，乃和“贤”为对，为“贤”字则无“骨肉相似”之训，也无“纯种”“家种”之义。是此“不肖”一词之用当非“肖”字之本义。至于以人之德行善恶为释者，贤，褒义词，谓有善行，有才能之人；不肖，贬义词，谓有恶行，无才能之人。《孟子·万章上》说：“（尧子）丹朱之不肖，舜之子（商均）亦不肖。”以尧、舜圣君有善行，其子丹朱、商均有恶行，不似其先，故贬之曰“不肖”。舜之父瞽瞍有恶行，舜有善行，亦不似其先，然不称舜为“不肖”者，以舜有善行不得贬之也。可见称不似其先者为“不肖”是有条件的，从而表明此“不肖”之“肖”非用“骨肉不相似”之本义，故何新《老子新解》释“不肖”为“不学”也。余窃以为此“肖”字乃“贤”之借。《玉篇·贝部》说：“贤，下田切。”而其《肉部》说：“肖，先醮切。”是“贤”“肖”二字声转可通也。“不肖”当读为“不贤”。“不贤”之义，正与上文“贤”相反为对。若作“贤不贤”则于文为复，乃借“肖”为“贤”，变文而为“贤不肖”，其义同而于字则不复矣。故《后汉书·来歙传》说“又臣见弟不肖”，李贤等注“肖，似也，不肖，犹‘不贤’也”。

44.清阳发腠理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藏。”

按　《金匮要略·藏府经络先后病篇》说：“腠者，是三焦通会元真之处，为血气所注；理者，是皮肤藏府之文理也。”腠理是人体内外交流通道之一，也是人体抵御外邪之一道屏障。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寒热杂说》注：“人之呼气出为阳也，吸气入为阴也。故呼气之时，在口为出，于头足亦出：吸气之时，在口称入，于头足亦入。”此腠理应口鼻以出浊入清也。《灵枢·决气》说：“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六气》注：“即卫气也。”《素问·调经论篇》王冰注引《针经》说：“腠理发泄，汗出腠理（《灵枢·决气》作‘汗出溱溱’），是谓津。”《淮南子·泰族训》说：“四枝节族，毛蒸理泄，则机枢调利，百脉九窍莫不顺比。”杨树达证闻：“族读为腠，节谓关节，腠谓腠理，毛蒸理泄，谓毛孔腠理有所蒸发。”这些都是有助于清阳发腠理之义。

《黄帝内经太素·九针要解》说：“神客者，正邪共会也。神者，正气也。客者，邪气。在门者，邪循正气之所出入也。”杨上善注：“神者，玄之所生，神明者也。神在身中，以为正气，所以身中以神为主，故邪为客也。邪来乘正，故为会也。门者，腠理也，循正气在腠理出入也。”《淮南子·诠言训》说：“邪与正相伤。”邪干正则病，正胜邪则安，需要保持腠理致密而和调，不得过开过闭。《灵枢·本藏》说：“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吕氏春秋·季春纪·先己》说：“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啬其大宝。用其新，弃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此之谓真人。”正确地采用“行气法”，吐故纳新以促进腠理也包括全身的和调。

《黄帝内经太素·杂病·温暑病》说：“病者当与汗皆出勿止。所谓玄府者，汗空。”杨上善注：“汗之空名玄府者，谓腠理也。”《素问·水热穴篇》说：“所谓玄府者，汗空也。”王冰注：“汗液色玄，从空而出，以汗聚于里，故谓之玄府。府，聚也。”《素问·汤液醪醴论篇》说：“开鬼门，洁净府。”王冰注：“开鬼门，是启玄府遣气也。”《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王冰注亦说：“气门，谓玄府也，所以发泄经脉营卫之气，故谓之气门也。”《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说：“凡此太阳司天之政……初之气……肌腠疮疡。”王冰注：“赤斑也，是谓肤腠中疮，在皮内也。”《荀子·荣辱篇》说：“骨体肤理辨寒热疾养。”杨倞注：“肤理，皮肤之文理也。”又《性恶篇》说：“骨体肤理好愉佚。”杨倞注：“肤理，皮肤之文理也。”《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说：“凡此太阴司天之政……五之气……民病皮腠。”《灵枢·热病》说：“偏枯，身偏不用而痛，言不变，志不乱，病在分腠之间。”据上所述，曰“腠理”，曰“玄府”，曰“汗空”，曰“鬼门”，曰“气门”，曰“肤腠”，曰“肤理”，曰“皮腠”，曰“分腠”，皆为人体组织部位，名虽有九，然其为“腠理”一也。

45.安卧者黄疸

《素问·平人气象论篇》说：“溺黄赤，安卧者，黄疸。”

按　《说文·疒部》说：“瘅，劳病也，从疒，单声。”丁、丁贺二切。《说文·疒部》接着又说：“疸，黄病也，从疒，旦声。”丁切。是“瘅”“疸”俱读“丁切”，二字“同声”。惟其“同声”，故二字可相互通假，因其互相假借而致字义淆惑不清也。不如此二字不相假借而就各字用其本义之为得也。王冰此文注：“肾劳胞热，故溺黄赤也。《正理论》曰：谓之劳疸，以女劳得之也。”新校正云：“详王注……若谓女劳得疸则可，若以疸为劳非矣。”是“劳瘅”之“瘅”当改作“疸”。以其病虽为“女劳得之”，但终非劳病而为女劳疸之“黄病”也。女劳伤肾，阴精不充，膀胱生热，故溺黄赤而安卧。卧，乃 ”之借字，《说文·卧部》说：“ ，楚谓小儿嬾，从卧食。”而《玉篇·卧部》则说：“ ，女尼切，楚人谓小嬾曰。”无“儿”字，是“儿”字为衍文，当删。《广雅·释诂》卷二下说：“ ，嬾也。”而“嬾”者，则与“倦也”“疲也”“劳也” 也”“懈也”“怠也”“惰也”相类也。《灵枢·海论》亦有“懈怠安卧”句。

考究此文，亦可参照《灵枢·论疾诊尺》“面（原误为‘而’，今改色微黄，齿垢黄，爪甲上黄，黄疸也，安卧，小便黄赤，脉小而涩者，不嗜食”之文。

46.烦满

《素问·热论篇》说：“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

按　《说文·水部》说：“满，盈溢也。”非此文“烦满”之“满”义。此“满”当为“懑”字之借用。《说文·心部》说：“懑，烦也，从心满。”段玉裁注：“烦者，热头痛也，引申之，凡心闷皆为烦，《问丧》曰：‘悲哀志懑气盛。’古亦段满为之，满亦声。”是其义也。在《素问》书中，凡言“烦懑”字，皆借满为之，如《评热病论篇》说：“帝曰：有病身热汗出烦满，烦满不为汗解，此为何病？岐伯曰：汗出而身热者，风也，汗出而烦满不解者，厥者……”《逆调论篇》说：“阴气少而阳气盛，故热而烦满也。”《痹论篇》说：“肺痹者，烦满，喘而呕。”《史记·仓公传》则用本字“懑”，说：“气鬲，病使人烦懑，食不下。”又说：“蹶上为重，头痛身热，使人烦懑。”《楚辞·哀时命》亦有“唯烦懑而盈匈”之句，“懑”者，《仓颉篇》说：“懑，闷也。”《急就篇》卷四：“消渴欧逆咳懑，释音：懑与闷同。颜师古注：懑，烦闷也。”《广韵·上声·二十四缓》亦谓“懑”义训为“烦闷”也。故《素问·刺热篇》有“热争则卒心痛，烦闷善呕”，而作“烦闷”之词者。《素问》书中又作“烦 ”，《阴阳应象大论篇》说：“齿干，以烦，腹满死。”《疟论篇》说：“阴气先绝，阳气独发，则少气烦。”《示从容论篇》说：“肝虚、肾虚、脾虚，皆令人体重烦。” ，“从宀”而“免声”，乃声训字，读为“闷”也（见拙著《考“ ”》一文）。

《灵枢》无 ”字，有“悗”，作“烦悗”，《寒热病》篇说：“舌纵涎下烦悗，取手少阴；振寒洒洒鼓颔，不得汗出，腹胀，烦悗，取手太阴。”《热病》篇说：“热病先身涩，倚而热，烦悗。”《胀论》篇说：“脾胀者，善哕，四肢烦悗。”《血络论》篇说“发针而面色不变而烦悗何也？”“刺之血出多，色不变而烦悗者，刺络而虚经，虚经而属于阴者阴脱，故烦悗。”史崧音释：“悗，音闷。”《太素》亦多作“烦悗”，或作“烦 ”，《五藏热病篇》说：“热争则卒心痛，烦喜欧。”《营卫气行篇》说：“清浊相干，乱于胸中，是谓大。”杨上善注：，音闷。”是也。

烦满、烦懑、烦、烦悗、烦，皆与“烦闷”之义同，故《针灸甲乙经》每作“烦闷”也。其卷七第五和卷八第一上两用“烦 ”之词者（见民国二十年中原书局石印本《黄帝甲乙经》），皆因今之出版社不识 ”字，遂读为“冤枉”之“冤”，不通之至，莫此为甚！

47.合篡间，绕篡后

《素问·骨空论篇》说：“督脉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系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络循阴器，合篡间，绕篡后，别绕臀……其男子循茎下至篡，与女子等。”

按　王冰注：“督脉别络自溺孔之端分而各行，下循阴器乃合篡间也。所谓间者，谓在前阴后阴之两间也。”王注是。《尔雅·释诂下》说：“孔，间也。”《说文·门部》说：“间，隙也。”段玉裁注：“隙谓之间。”是“间”谓之“孔隙”也。王冰于此非谓督脉别络合于前阴后阴两者之间，而是说合于前阴后阴之两孔窍中。是前阴后阴之两孔窍谓之“篡”也，而“篡”乃“翠”之声转。《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说：“隽觾之翠。”高诱注：“翠，厥也。”厥乃 ”之借。《礼记·内则》说：“舒雁翠。”郑玄注：“翠，尾肉也。”高诱训“翠”为 ”，郑玄训“翠”为“尾肉”，其义同也。黄侃《训诂研究〈广雅疏证〉笺识》说：“……‘翠’转为‘篡’，《内经》之‘篡间’‘篡后’是也。”“翠”为鸟尾之肉，为鸟之后阴，古人常以后阴说前阴，如《尚书·尧典·虞书》说：“鸟兽孳尾。”孔传：“乳化曰孳，交接曰尾。”是其例。是故动物相交曰“交尾”也。《骨空篇》已明谓“女子入系廷孔，其孔，溺孔之端。”而“其男子循茎下至篡，与女子等”。故《针灸甲乙经》卷九第十一有“丈夫颓疝，阴跳，痛引篡中，不得溺”的记载，说明“篡”为“前阴”。《脉经》卷二第二说：“若下重不自收，篡反出，时时苦洞泄。”即“脱肛”也。《针灸甲乙经》卷九第十一说：“痔，篡痛，飞扬，委中及承扶主之。”“痔，篡痛，承筋主之。”以“膀胱足太阳之脉……是主筋所生病者”，而“足太阳之正”则“别入于肛”。《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说：“筋脉横解，肠澼为痔。”故取足太阳脉之气所发之“飞扬”“委中”“承扶”等穴以治之乃循经取穴法，惟“承筋”一穴“禁针”而宜“灸”。是“篡”为“后阴”也。故王冰注“篡”为“前阴后阴之两间”，实无疑义也。

48.言上工相五色于目

《灵枢·小针解》说：“睹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复，一其形，听其动静者，言上工知相五色于目，有知调尺寸小大缓急滑涩，以言所病也。”

按　此文“言上工知相五色于目”之“相”，《诗·鄘风·相鼠》说：“相鼠有皮。”毛传：“相，视也。”《周礼·春官宗伯·叙官》说：“冯相氏。”郑玄注：“相，视也。”《淮南子·修务训》说：“相土地宜燥湿肥墝高下。”高诱注：“相，视也。”《尔雅·释诂下》亦训“相，视也”。《素问·五藏生成篇》“凡相五色之奇脉”（“之奇脉”三字为衍文）之“相”与此文正同，义训为“视”也，唯“察目色”一条。此文“有知调尺寸小大缓急滑涩”之“有”，当读为“又”。《礼记·内则》说：“三王有乞言。”郑玄注：“有读为又。”《荀子·王霸篇》说：“加有治辨僵固之道焉。”杨倞注：“有读为又。”《庄子·秋水》说：“消息盈虚，终则有始。”李善《文选·与吴质书》注引《庄子》作“消息盈虚，终则又始”，是“有”亦作“又”也。调，从聊切，读如后《邪气藏府病形篇》“故善调尺者，不待于寸，善调脉者，不待于色”之“调”，义犹“审”也。是指上工既懂得视“目之五色”变化，又熟谙审察“尺寸之小大缓急滑涩”情况而参合用之，以论述其所病也。

49.两神相搏

《灵枢·决气》说：“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

按　此文“两神相搏”之“搏”，《说文·手部》说：“搏，索持也。”非此义。此“搏”当为“薄”之假借字。《素问·调经论篇》王冰注引《针经》此文，正作“两神相薄”。《黄帝内经太素·六气篇》载此文亦正作“两神相薄”。《素问·阴阳别论篇》说：“阴搏阳别，谓之有子。”然《素问·平人气象论篇》王冰注引《阴阳别论》（原误为《经脉别论》，今改）说：“阴薄阳别，谓之有子。”则作“薄”。《灵枢·本神》说：“两精相搏谓之神。”而《素问·宣明五气篇》王冰注引《灵枢经》此文作“两精相薄谓之神”，亦作“薄”，《素问·脉解篇》说：“阳明……所谓欲独闭户牖而处者，阴阳相薄也。”而《素问·阳明脉解篇》新校正注引《脉解篇》说：“欲独闭户牖而处何也？阴阳相搏，阳尽阴盛，故独闭户牖而处。”又作“搏”。《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说：“风湿相搏，骨节疼烦，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而《备急千金要方》卷七第二，载此文则作“风湿相薄……”亦作“搏”。是“搏”“薄”二字义通也，或用本字之引申义，或用借字。薄，乃字之引申义；搏，乃薄字之假借耳。“薄”者，《楚辞·九章·涉江》说：“露申辛夷，死林薄兮。”王逸注：“丛木曰林，草木交错曰薄。”《楚辞·招隐士》说：“丛薄深林兮人上栗。”洪兴祖补注：“深草曰薄。”《小尔雅·广言》说：“薄，迫也。”杨琳今注：“《说文》：‘薄，林薄也。’本义为草木密集丛生之处。”《广雅·释草》说：“草藂生为薄。”王念孙疏证：“藂，与丛同。藂生，聚生也。”《淮南子·原道训》云：“隐于林薄之中。”高诱注云：“藂木曰榛，深草曰薄。”又为“草木交错”之称。《楚辞·九章》云：“露申辛夷，死林薄兮。”王逸注云：“丛木曰林，草木交错曰薄。”又《释诂》卷三下说：“薄，聚也。”王念孙疏证：“薄者，《释草》云：‘草藂生为薄，藂与丛同。’皆聚之义也”。是所谓“两神相薄”者，乃是“两神相聚”，“相合”，“相得”者也。

50.传为柔痓

《素问·气厥论篇》说：“肺移热于肾，传为柔痓。”

按　《说文》无“痓”字，《素问》成书于《说文》之前，书中不得有“痓”之一字也。其有“痓”字者，必是“痉”字因形近而致误也。《说文·疒部》说：“痉，强急也，从疒，声。”考王冰注《素问》此条说：“痓为骨痓而不随，气骨皆热，髓不内充，故骨痓强而不举。”正是痉字之义，说明痉误为痓当在王冰之后矣。《伤寒论·辨痓湿暍病》之“痉”亦误为“痓”，其云：“伤寒所致，太阳痓湿暍三种，宜应别论，以为与伤寒相似，故此见之。”成无己注：“痓当作痉，传写之误也。痓者，恶也，非强也，《内经》曰：‘肺移热于肾，传为柔痓。’柔为筋柔而无力，痉为骨痉而不随。痉者，强也。《千金》以强直为痉。《经》曰：颈项强急，口噤，背反张者痉。即是观之，痓为痉字明矣。”《伤寒论》《金匮要略》皆有“柔痓”，与此文“传为柔痉”之“柔痉”同名而异实，此为“肺移热于肾”之病也，《黄帝内经太素·寒热相移》载此作“肺移热于肾，传为素痉”。杨上善注：“素痉，强直不能回转。”长沙马王堆出土医书有《五十二病方》，其中载有“婴儿索痉”之证。“素”与“索”通，古之“八素九丘”，即谓“八索九丘”也。杨注“强直不能回转”，即指“项背强急之甚”也，其义为长。《素问·厥论篇》“手阳明少阳厥逆，发喉痹嗌肿，痓”之“痓”，亦为“痉”字之误。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痓作痉”可证。

51.涩甚为肠

《灵枢·邪气藏府病形》：“脾脉……涩甚为肠，微涩为内痕，多下脓血。”

按　此文亦载于《太素·五藏脉诊》和《针灸甲乙经》卷四第二下。“肠 ”之 ”，《太素》作“颓”，《针灸甲乙经》作 ”，义同。《尔雅·释诂上》说：“颓，病也。”郝懿行义疏：“颓，《诗》作 ’。”亦音也。释文：，《说文》作‘颓’。”按：《说文》作 ”，云“秃儿”，隶作“颓”，通作 ”。《说文》说：，下隊也。”隊，读为“坠”也。“内 ”之 ”，《太素》《针灸甲乙经》皆作“溃”，是，当改。杨上善注说：“脉涩，气少血多而寒，故令气冲下，广肠脱出，名曰肠颓，亦妇人带下病也。”是“肠颓”之病，乃“广肠脱出”，《针灸甲乙经》卷九第十叫做“脱肛”是也。《玉篇·疒部》说：“疘。古红切，下病也。”下，读若《周易·系辞》所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下”，即“后”字，亦即“后阴”之“脱肛病”也。

《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说：“隽之翠。”高诱注：“翠，厥也。”厥，乃 ”之借字，指“后阴”，翠为后阴，黄侃谓“声转为篡”，故广肠脱出，可称“篡反出”，《脉经》卷二第二所谓“若下重不收者，篡反出，时时苦洞泄”者是也。《针灸甲乙经》卷八第一下，亦有“寒热，篡反出，承山主之”，“寒热，篡后出，瘈疭，脚腨痠重……承筋主之”的记载。余早年曾治愈“脱肛不收而欲溃”之一例。某男，40岁，住湖北省枣阳县某乡，农民。1951年某月某日就诊。家属代诉，患者以前时有脱肛，均轻微，以手送之即入。然昨日下午大便时肛门脱出，送之不能入。先以枳壳30克煎汤温服无效，遂住诊。见患者跪伏床榻，不能站立坐卧，肛门脱出约半寸，其色紫黑，干燥无津液，有欲溃之势，频频呼叫，痛苦万状，拟当归建中汤内服，外用甘草洗方。

当归建中汤方：饴糖30克，桂枝10克，白芍20克，当归12克，生姜10克，红枣4枚（擘），炙甘草6克。上七味，加水适量煎汤，去渣，入饴糖烊化，温服，每日一剂，服二次。甘草汤方：生甘草30克，用水浓煎取汁，趁热熏洗患处。每日一剂。患者用药一日后，病势转轻，二日后则告病愈，后再未复发。

大肠隶属中焦脾胃，脾胃不足，气虚下陷而肛门脱出。又受风寒邪气之侵袭，致血脉凝滞，气血不通，肛肠失其濡养，遂干燥难收，疼痛难忍。病不因气滞，故服枳壳方无效。病乃肛肠脱出而被风袭，是中虚而兼邪风，借用当归建中汤，重用饴糖30克，建立中气以桂枝汤祛风散邪，再加白芍一倍除血痹，通经络，止疼痛，加当归养血活血，润肠除燥，以助肛门之上收，外用生甘草煎汤熏洗，以增润肠除燥之效，且甘能缓之，可收缓解疼痛之功。至于杨注说“亦妇人带下病也”之义，必非专指妇人白带之病，乃泛指一切妇科疾病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说“扁鹊……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可证。妇人带下病，是与上文“广肠脱出，名曰肠颓”相对应之病，自当是《针灸甲乙经》卷十二第十篇中“阴挺出”之病，今之所谓“子宫脱出”也。

52.实则鼽窒　虚则鼽衄

《灵枢·经脉》说：“足太阳之别，名曰飞扬，去踝七寸别走少阴，实则鼽窒，头背痛，虚则鼽衄，取之所别也。”

按　《吕氏春秋·季秋纪》说：“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鼽窒。”高诱注：“火金相干，故民鼽窒，鼻不通也。鼽读曰仇怨之仇。”《说文·人部》：“仇，雠也，从人，九声。”段玉裁注：“仇与逑古通用。巨鸠切。”是“鼽窒”乃谓“窒塞不通”在“鼻”也，下文“鼽衄”，则谓“出血”在“鼻”也，可见“鼽”即“鼻”也。《太素·经脉之一》说：“大肠手阳明之脉……目黄，口干，鼽衄。”杨上善注：“鼻孔引气，故为鼽也，鼻形为也鼽。有说是鼽鼻病者，非也。”又说：“胃足阳明之脉……狂、疟、温淫，汗出，鼽衄。”杨上善注：“衄，出血也。不言鼻衄而言鼽衄者，然鼻以引气也。鼽，鼻形也，鼻形之中出血也。”《太素·经筋篇》说：“其支者，为目上纲，下结于鼽。”杨上善注：“鼽中出气之孔谓之鼻也，鼻形谓之鼽也。”这就有力地证实了鼽可训为鼻，王冰注《素问·金匮真言论篇》中“鼽衄”之“鼽”为“鼻中水出”之误也。然则“鼽”字亦可以读作“頄”，如《灵枢·脉度》说“上出人迎之前，人頄属目内皆”之“頄”，《太素·阴阳乔脉》载此文作“鼽”，《灵枢·经筋》说“足太阳之筋……其支者，为目上纲，下结于頄”之“頄”，《太素·经筋篇》载此文作“鼽”；同篇又说“足阳明之筋……上颈，上颊口，合于頄”之“頄”，《太素·经筋篇》载之作“鼽”，同篇又说“手阳明之筋……其支者，上颊，结于頄”之“頄”，《太素·经筋篇》载之作“鼽”；《灵枢·寒热病》说“臂阳明有入頄遍齿者，名曰大迎”之“頄”，《太素·寒热杂说》载之作“鼽”等。故《素问·气府论篇》说：“鼽骨下各一。”王冰注：“谓颧髎二穴也。鼽，頄也。頄，面颧也，在面頄骨下陷者中。”面颧者，杨上善《太素·热病说》“大颧发赤”句下注：“颧，鼻左右高处也。”是“頄”乃“鼻之左右处”俗之所谓“颧骨”也。《说文》无“頄”字，《灵枢》“頄”字，史崧《音释》“音求”，而“求”字乃“裘”之古文，读“巨鸠切”，与“鼽”字切音同，故可假“鼽”为“頄”，同音假借也。

《说文·鼻部》说：“鼽，病寒鼻窒也，从鼻，九声。”以“病寒鼻窒”释“鼽”，则“鼽”为一病证名词无疑矣。然必先有“鼻形”之训，而后始有“病寒鼻窒”之“鼻病”义也。

53.目脉痛

《灵枢·热病》说：“热病头痛，颞颥目脉痛，善衄，厥热病也，取之以第三针，视有余不足，寒热痔。”

按　此文“目脉痛”之“ 脉”二字误倒，当乙转。《太素·热病说》载此文无“痛”字，是痛字为衍文，当删去之。则此文当作“目脉 ”三字。《说文·手部》说：“ ，引纵曰，从手，瘛省声。”段玉裁注：“《尔雅》释文作‘引而纵之曰 ’……尺制切，俗作掣。”是 ”乃正字，而“掣”即为 ”之俗体也。，为“瘛省声”之字，故亦可用“瘛”。《素问·阴阳别论篇》说：“一阳发病……其传为心掣。”《太素·阴阳杂说》则作“一阳发病……传为心瘛”。《灵枢·五邪》说：“恶血在内，行善掣节。”《太素·五藏刺》则说：“恶血在内，行（此后有‘者’字，衍文，今删）善掣节。”《素问·玉机真藏论篇》说：“病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瘛。”王冰注：“筋脉受热而自跳掣，故名曰瘛。”瘛，亦可作 ”。《灵枢·论疾诊尺》说：“婴儿病……耳间青脉起者掣痛。”《甲乙经》卷十二第十一载此文则作“婴儿耳间青脉起者 ”，《太素·热病说》载此文“目脉”，其脉”二字亦误倒。杨上善注“颞颥及目边脉 ”之文可证。《甲乙经》卷七第一中载此文作“目脉紧”，其“紧”字误，下有小注说“一本作 ”。是《甲乙经》尚有字不误之本也”。

54.则为乃痿厥心悗

《灵枢·口问》说：“下气不足，则乃为痿厥心悗，补足外踝下留之。”

按　此文“则乃为痿厥心悗”之“心”，当为“足”字之误。《太素·十二邪》载此文说：“故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善鸣，头为之顷，目为之瞑；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肠为之喜鸣；下气不足，则为痿厥足闷。”杨上善注：“头为上也，邪气至头，耳鸣，头不能正，目暗者也；肠及膀胱为中也，邪至于中，则大小便色皆变于常及肠鸣也，邪气至足，则足痿厥掸缓，其足又闷。”上气不足，则病见于上；中气不足，则病见于中；下气不足，则病见于下，理自然也。所谓“痿厥”者，既“痿”且“厥”也。《吕氏春秋·孟春纪·重己》说：“多阴则蹷，多阳则痿。”高诱注：“蹷，逆寒疾也。痿，躄不能行也。”同书《季春纪·尽数》又说：“郁……处足，则为痿为蹷。”高诱注：“痿，不能行；蹷，逆疾也。”蹷与厥同。痿厥一征，在《黄帝内经》里，有十多篇中都提到，它与饮食居处劳逸都相关，在我国古代似是一个多发病。《素问·异法方宜论篇》说：“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说：“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逆之则伤肾，春为痿厥。”《灵枢·本神》说：“恐惧而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酸痿厥，精时自下。”《素问·通评虚实论篇》说：“痿厥……肥贵人则高梁之疾也。”高梁，乃“膏粱”二字之借也，《太素·杂病·病解》正作“膏粱”。至于痿厥之治疗，《素问·异法方宜论篇》主以“导引按 ”之法，《灵枢·口问》主以“刺足大指间二寸（太冲）留之，一曰足外踝下（申脉）留之”，或者手足开张即得其输，然后刺之，《灵枢·本输》所谓“痿厥者，张而刺之，可令立快也”。而《灵枢·杂病》则主以“四末束扎”之法：“痿厥，为四末束，悗，乃疾解之，日二。不仁者，十日而知，无休，病已止。”

55.肾气独沈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说：“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沈。”

按　此文“肾气独沈”之“独”，当读为“清浊”之“浊”，《说文·水部》说：“浊……从水，蜀声。”段玉裁注：“浊者，清之反也。《诗》曰：‘泾以渭浊。’又曰：‘载清载浊。’”《说文·犬部》说：“独……从犬，蜀声。”是“独”“浊”二字俱谐“蜀声”，例得通假，故此文“独”假为“浊”，读为“肾气浊沈”。《针灸甲乙经》卷一第二、《太素·顺养》二书载此文皆作“肾气浊沈”。沈者，《说文·水部》说：“沈，陵上滈水也。从水，冘声。一曰浊黕也。”段玉裁注：“《黑部》曰：‘黕，滓垢也。’黕、沈同音通用。直深切，又，尺甚切。”《说文·黑部》说：“黕，滓垢也，从黑，冘声。”段玉裁注：“滓，淀也，垢者，浊也。荀卿曰：人心譬如槃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杨倞曰：“湛濁，渭沈泥滓也。”按湛即黕之假借字。据此，则《素问》之“独沈”，《针灸甲乙经》《太素》之“濁浊”，《说文》之“濁黕”，荀卿、杨倞之“湛濁”，其义一也。

56.浮而散者为眴仆

《素问·脉要精微论篇》说：“有脉俱沈细数者，少阴厥也，沈细数散者，寒热也；浮而散者，为眴仆。”

按　此文“眴仆”之“眴”，《说文·目部》说：“，目摇也，从目，匀省声。或从目旬。”《伤寒论·辨太阳病》说：“直视不能眴。”《释音》说：“眴，音县，目摇也。”县，读“悬”。王冰注此文说：“脉浮为虚，散为不足，气虚而血不足，故为头眩而仆倒也。”是《素问》经文作“眴”而王冰注文作“眩”也。《素问·厥论篇》说：“巨阳之厥，则肿首头重，足不能行，发为眴仆。”而《针灸甲乙经》卷七第三载此文则作“发为眩仆”。是《素问》作“眴”而《针灸甲乙经》作“眩”也。《说文·手部》说：“摇，动也。”目摇者，两目视物动摇不定也，与《说文·目部》训“眩，目无常主也”义同。《一切经音义》以“旬”“眴”为“眩”之古文。《仓颉篇》卷上说：“眩，视不明也，眩惑也。”《素问·五常政大论篇》说：“伏明之纪……其病昏惑。”《说文·心部》说：“惑，乱也。”故《释名·释疾病》说：“眩，县也，目视动乱，如县物摇摇然不定也。”《素问·五常政大论篇》说：“发生之纪……其动掉眩巅疾。”王冰注：“眩，旋转也。”旋转不已，神失内守，《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所谓“甚则耳鸣眩转，目不识人，善暴僵仆”。王冰注：“筋骨强直而不用，卒倒而无所知也。”亦即《素问·至真要大论篇》“太阳司天”“太阳之复”之两作“时眩仆”。是“眴仆”“眩仆”字异而音义同也。

57.心脉满大，瘛筋挛

《素问·大奇论篇》说：“心脉满大，瘛筋挛。肝脉小急，瘛筋挛。”

按　此文瘛”为其病证名词。其病发作有间歇，故称其病曰 ”。病发主要证候为时瘛时疭，故又称之为“瘛疭病”。瘛，可写作痸”，《脉经》卷五第五“心脉满大，痸筋挛，肝脉小急，痸筋挛”是。又可写作痓”，《针灸甲乙经》卷四第一下“心脉满大，痓筋挛，肝脉小急，痓筋挛”是。又可写作瘈”，《诸病源候论·小儿杂病诸候一·风候》“诊得心脉满大，瘈筋挛；肝脉小急，亦瘈筋挛”是。《太素·五藏脉诊》载此文与《素问》同，作“瘛”。是《素问》《太素》之瘛”，《脉经》之“ 痸”，《针灸甲乙经》之痓”，《诸病源候论》之“ 瘈”，文虽有异，而其义则同也。是故孙星衍辑本《神农本草经》，载独活主痓”，麝香主痓”，石蜜主“ 痓”，鼠妇主痓”，六畜毛蹄甲主“瘨痓”，石胆主“痓”（原作“痉”，误，今改），鸡子主痓”（原作“痉”，误，今改），发髲主“小儿，大人痓”，而《针灸甲乙经》治“小儿痓，呕吐泄注，惊恐失精，瞻视不明，眵（目蔑），瘈脉及长强主之”，“小儿瘈，手足扰，日昏，口噤，溺黄，商丘主之”，“小儿瘛，遗（此下原有‘精’字，衍文，今删）溺……大敦主之”，“风从头至足瘈，口闭不得开……昆仑主之也”。《灵枢·经筋》亦有“病在此者，主瘛及痉”句，则《太素·经筋篇》作“病在此者，主痸及痓”，《针灸甲乙经》卷二第六作“病在此者，主瘈及痓”，三书之“及”字皆当读“或”，而《太素》和《针灸甲乙经》之两“痓”字皆为“痉”字之误，以“痓”字与《太素》之“痸”、《针灸甲乙经》之“瘈”义复，古人行文义必不复出也。《潜夫论·贵忠》说：“婴儿常病伤饱也……哺乳太多则必掣纵而生。”汪继培笺：“戴侗《六书故》云：‘瘛疭，谓小儿风惊，乍掣乍纵。掣，搐也；纵则掣而乍舒也。’《玉篇》云：，小儿瘨病。’”《说文·疒部》说：“瘛，小儿瘛疭病也，从疒，恝声。”段玉裁注：“《急就篇》亦云‘瘛疭’，师古云‘即今病’。按：今小儿惊病也。瘛之言掣也，疭之言纵也。”《广韵·上平声·二十八山》说：，小儿疾。”《玉篇·疒部》说：，亥间切，小儿瘨病。”《备急千金要方》卷五上第三说：“夫，小儿之恶病也。”《诸病源候论·小儿杂病诸候一· 候》说：者，小儿病也。十岁已上为癫，十岁已下为。其发之状，或口眼相引而目睛上揷，或手足掣纵……诸方说癫名证不同，大抵其发之源皆因三种。三种者，风、惊、食是也。”《备急千金要方》卷十四第四说：“夫风眩之病，起于心气不定，胸上蓄实，故有高风面热之所为也。痰热相感而动风，风心相乱则闷瞀，故谓之风眩。大人曰癫，小儿则为，其实是一。”《灵枢·寒热病》说：“暴挛眩，足不任身，取天柱。”杨上善《太素·寒热杂说》此文注：“足太阳脉起目内眥，上额交颠，入络脑，下侠脊抵腰，循膂过髀枢，合腘贯腨出外踝后，至小指外侧，故此脉病，暴脚挛，小儿，头眩足瘘（瘘，疑为‘痿’字之误）。”余早年读《新唐书》《旧唐书》，见载有唐高宗李治病风眩，颇疑其为“癫病”。他不同于曹操之“风眩病”，于今信然。《急就篇》卷四“疝瘕颠疾狂失响”句下王应麟补注：“扬雄曰：‘臣有瘨眩病。’”瘨眩，即《灵枢·寒热病》中之眩”。《金匮要略·水气病》“五苓散证”亦有“吐涎沫而癫眩”之证。以 ”在大人则名“癫”也。《素问·长刺节论篇》说：“病初发，岁一发，不治，月一发，不治，月四五发，名曰癫病，刺诸分诸脉，其无寒者，以针调之，病止。”《素问·脉要精微论篇》说：“（脉）来疾去徐，上实下虚，为厥巅疾。”巅，《太素》作“癫”，杨上善《五藏脉诊》此文注：“来疾阳盛，故上实也，去徐阴虚，故下虚也。上实下虚，所以发癫疾也。”足证大人称癫，小儿称，癫、为一病也。故《灵枢·癫狂》中之“癫”即为病”也。《灵枢·癫狂》说：“治癫疾者，常与之居，祭（察）其所当取之处。病至视之，有过者泻之，置其血于瓠壶之中，至其发时，血独动矣，不动，灸穷骨三壮。”这是我国古代治疗癫疾病的实验研究。《素问·大奇论篇》说：“二阴急为厥。”杨上善《太素·寒热相移》此文注：“二阴，少阴也。候得少阴脉急，是为阳与阴争，阳胜，发为小儿病，手足逆冷也。”这里又提出厥”一证，则是要求治疗癫必须详察病机，辨证施治。靠一二个验方是无济于事的。治疗中所以有效有不效者，正是辨证不周密也。《说文·疒部》说：，病也，从疒，间声。”其病发作有间歇也。《说文·疒部》说：“痉，彊急也，从疒，声。”《玉篇·疒部》说：“痉，渠井切，风强病也。”故《备急千金要方》卷五上第三说：“病发身软时醒者，谓之也；身强直反张如弓不时醒者，谓之痉也。”扼要地提出了病”和“痉病”的重要区别。

58.人生而有病巅疾者

《素问·奇病论篇》说：“帝曰：人生而有病巅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岐伯曰：病名为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巅疾也。”

按：王冰释此文“巅疾”之“巅”，谓“上巅，则头首也”。其意谓是头首之病。然为头首何病？未明说。《素问·脉要精微论篇》说：“厥成为巅疾。”王冰注：“厥，谓气逆也，气逆上而不已，则变为上巅之疾也。”亦不谓何病。《素问·厥论篇》说：“阳明之厥，则癫疾欲走呼，腹满不得卧，面赤而热，妄见而妄言。”王冰注：“癫一作巅，非。”是王冰的心目中，“巅”字只能作“上巅头首”用，而不能用于“癫疾”之“癫”，反之，“癫疾”之“癫”亦不能用“巅”字。然而《太素·杂病·癫疾》和《针灸甲乙经》卷十一第二，二者皆直接作“癫疾”，且皆以此文并诸篇首。《素问·脉要精微论篇》说：“（脉）来疾去徐，上实下虚，为厥巅疾。”杨上善《太素·五藏脉诊》此文注：“来疾阳盛，故上实也，去徐阴虚，故下虚也，上实下虚，所以发癫疾也。”《急就篇》“疝瘕癫疾狂失响”下王应麟补注引《庄子》曰“阳气独上，则为癫疾”，以及“厥成为巅疾，气逆上而不已”等，都与此文所述“胎病”之“气上而不下”，阳之精气并居于上之机理相吻合，是乃所谓“先天性”之病”也。

59.先饮利药

《素问·缪刺论篇》说：“人有所堕坠，恶血留内，腹中满胀，不得前后，先饮利药，此上伤厥阴之脉，下伤少阴之络。刺足内踝之下，然骨之前血脉出血，刺足跗上动脉，不已，刺三毛上各一痏，见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

按　人体从高堕坠于地，经络损伤破裂，血溢脉外，失其流行之性，瘀积成为恶血留于体内，致气机阻塞而腹中胀满，不得前后，大小便不通也。气机不通，诸治罔效，必先开通闭塞，所谓“急则治其标”也。《灵枢·病本》说：“大小便不利，治其标。”《素问·标本病传论篇》亦说：“小大（便）不利，治其标。”故必“先饮利药”，待其气机通畅，再行针刺治之。今以一方标本兼顾，疏通气机而破血攻瘀，荡涤留血：当归15克，川芎10克，赤芍10克，红花10克，桃仁10克（去皮尖，炒打），香附10克（制），乳香10克（制），没药10克（制），厚朴10克，枳实10克（炒），大黄10克（后下），芒硝10克（烊化），虫5克。加水适量，煎取汁，温服，一日服二次，每日服1剂。此毕两功于一役也。《灵枢·厥病》说：“头痛不可取于腧者，有所击堕，恶血在于内，若肉伤，痛未已，可则刺，不可远取也。”肉，《针灸甲乙经》卷九第一、《太素·厥头痛》载此文皆作“内”，作“内伤”义长。《广雅·释言》说：“则，即也。”《针灸甲乙经》《太素》皆正作“即”。“即刺”也者，即于其“伤痛”部位取穴而刺之，所谓“天应穴”或“阿是穴”也，不可舍近求远而专求取诸腧穴也。亦可服用上方“破血攻瘀”之药而不针刺也。

60.瘛疭瘛瘛

《灵枢·邪气藏府病形》说：“脾脉急甚为瘛疭。”杨上善《太素·五藏脉诊》注：“手足引牵来去，故曰瘛疭也。”《说文·疒部》说：“瘛，小儿瘛疭病也，从疒，恝声。”段玉裁注：“《急就篇》亦云‘瘛疭’。师古云：‘即今病’……瘛之言掣也，疭之言纵也。”《广雅·释言》：“瘛，疭也。”王念孙疏证：“瘛之言掣，疭之言疭也。”《潜夫论·忠贵》说：“婴儿常病伤饱也……哺乳太多则必掣纵而生。”汪继培笺：“戴侗《六书故》云：‘瘛疭，谓小儿风惊，乍掣乍纵。掣，搐也，纵则掣而乍舒也。’”瘛疭或言“瘛之言掣，疭之言纵”，或言“手足引牵来去”，或言“掣，搐也，纵则掣而乍舒也”，皆谓时发四肢抽搐也。

瘛者，抽搐间歇而发也，故谓之，《素问·大奇论篇》所谓“心脉满大，瘛筋挛，肝脉小急，瘛筋挛”，《灵枢·经筋》“病在此者，主瘛及痉”皆是也。瘛者，在此其义有二：一为“瘛疭” 瘛”之“瘛”，属“癫病”的一个主要症状特征，如《说文·疒部》《素问·大奇论篇》之“瘛”；二为人身某部筋肉跳掣之证象，与癫病无关。《素问·玉机真藏论篇》说：“病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瘛。”王冰注：“阴气内弱，阳气外燔，筋脉受热而自跳掣，故名曰瘛。”俗有所谓“心惊肉跳”语。《素问·调经论篇》说“肌肉蠕动，命曰微风”，所谓“肌肉蠕动”者，正是“肌肉跳掣”也。《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说：“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又说：“厥阴司天，客胜则耳鸣掉眩。”《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说：“凡此厥阴司天之政……三之气……耳鸣掉眩。”《素问·五常政大论篇》说：“发生之纪，是谓启敕……其动掉眩巅疾。”王冰注：“掉，摇动也。”《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说：“厥阴之复……筋骨掉眩。”王冰注：“掉，谓肉中动也。”又说：“太阴之复……头顶痛重而掉瘛尤甚。”王冰注：“头顶痛重则脑中掉瘛尤甚。”《灵枢·经筋》亦有“脚跳坚”之句，脚坚指“下肢”，读“急”，亦是说下肢跳掣挛急之证也。

瘛者，《说文·目部》说：，目动也。”目动者，目部筋肉跳掣也，俗云“眼跳”。引申之，凡谓身体筋肉跳动则曰 ”，《伤寒论·辨太阳病》误服“大青龙汤”遂见“筋惕肉 ”是其义也。《素问·气交变大论篇》说：“岁土不及，风乃大行……筋骨繇并（原误为‘复’，今改），肌肉酸。”“岁水不及，湿乃大行……复则……筋骨并辟，肉瘛。”《素问·五常政大论篇》说：“升明之经，正阳而治……其病瘛。”《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说：“少阳所至为暴注，瘛。”《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说：“少阳之复，大热将至……惊瘛咳衄……目乃瘛。”谓发生“惊掣”和“目部跳掣”也。《金匮要略·五藏风寒积聚病》说：“肝中风者，头目。”以厥阴经脉，上过目系，与督脉会于巅顶，风性动摇，致头目动也。同篇又说：“脾中风者……皮肉（原误为‘目’，今改）而短气。”以脾主肌肉四肢，风行于肌肉四肢之间，动摇于外，故皮肉为之动也。《伤寒论·辨太阳病》说：“……心下悸，头眩，身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成无己注：“里虚为悸，上虚为眩，经虚为振振摇。”是 ”字之义，又引申到“身体动摇振振”而不在于筋肉跳掣也。

61.唏然时寒

《灵枢·癫狂》说：“风逆，暴四肢肿，身漯漯，唏然时寒，饥则烦，饱则善变，取手太阴表里、足少阴阳明之经，肉清取荥，骨清取井经也。”

按　此文“骨清取井经也”之“经”字，《太素·杂病·风逆》无，是“经”字为衍文，当删去之。史崧《音释》说：“唏，许几切，笑也。”

后《口问篇》说：“黄帝曰：人之唏者，何气使然？岐伯曰：此阴气盛而阳气虚，阴气疾而阳气徐，阴气盛而阳绝，故为唏。补足太阳，泻足少阴。”杨上善注亦谓：“唏，火几反，笑也。”《说文·口部》亦说：“唏，笑也，从口，希声。”此“唏”字训“笑”义。则与“阴气盛而阳气虚”之病机未合，亦与其“唏然时寒”之义末安，是其当读如《说文·口部》“唏……一曰哀痛不泣曰唏”之“唏”。段玉裁注：“《方言》：‘唏，痛也，凡哀而不泣曰唏，于方则楚言哀曰唏。’《十二诸侯　年表》曰：‘纣为象箸而箕子唏。’”是其义也。

62.心肠痛　是蛂蛕也

《灵枢·厥病》说：“心肠痛，作痛肿聚。往来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热，喜渴，涎出者，是蛟蛕也，以手聚按而坚持之，无令得移，以大针刺之，久持之，虫不动，乃出针也。腹痛，形中上者。”

按　此文“心肠痛”之“肠”，《针灸甲乙经》卷九第二、《太素·厥心痛》皆作“腹”。蛟，《太素》作“蛂”。此段文末腹痛，形中上者”八字，当移于“是蛂蛕也”句下。杨上善注：，聚结也，奴通反。谓心腹之内，虫聚而痛，懊然也。”懊者，叠韵联系字，谓心中烦乱也。《说文·肉部》说：“肿，痈也，从肉，重声。”此“痈”当读若“壅遏”之“壅”。《伤寒论·辨厥阴病》说：“蚘闻食臭出。”蚘，与“蛕”同。虫食而聚，乃壅遏阻塞不通而痛，食已而散乃聚消痛止也。蛕之聚散无常，随气移动，故其痛聚往来上下行而时有休止也。胃居腹中，聚扰于胃，故腹热而口喜渴也。《灵枢·口问》说：“胃中有热则虫动，虫动则胃缓，胃缓则廉泉开，故涎下。”杨上善曰：“若蛂相犮，故蛕称蛂也。亦恲，普耕反，满也。谓虫聚心腹满，如肿聚高起，故曰形中上者也。”余于是证，则每以汤药易书中之刺法，杀蛕而泻之以出：槟榔60克，广木香6克，加水煎取药汁一碗，趁温一次服下。方用大剂量槟榔为君，杀蛕行气，且具有轻缓泻下作用而通便，使蛕死而泻出，广木香佐之，增强行气功效，调和脾胃，有利于气机的升降复常。

63.九曰热而痉者，死。腰折，瘛疭，齿噤也

按　此文“九曰热而痉者，死”下，《针灸甲乙经》卷七第一中、《太素·热病说》皆作“热而痉（原作‘痓’，误，今改）者”四字，是，当补。腰折，当作“腰反折”。此“热而痉者，腰反折，瘛疭，齿噤也”十三字，为“九曰热而痉者，死”之自注语。《说文·疒部》说：“痉，彊急也，从疒，声。”段玉裁注：“《广韵》曰：‘风强病。’”按：《急就篇》“痈疽瘛疭痿痹 ”， ”即“痉”。颜云：“体强急，难用屈伸也。其颈切。”是“痉”乃“项背腰脊强急反折难用屈伸”之病证。“瘛疭”者，《灵枢·邪气藏府病形》说：“脾脉急甚为瘛疭。”杨上善《太素·五藏脉诊》注：“手足引牵来去，故曰瘛疭也。”《说文·疒部》说：“瘛，小儿瘛疭病也。”段玉裁注：“瘛之言掣也，疭之言纵也。”《广雅·释言》说：“瘛，疭也。”王念孙疏证：“瘛之言掣，疭之言纵也。”《潜夫论·贵忠》说：“婴儿常病伤饱也……哺乳太多则必掣疭生。”汪继培笺：“戴侗《六书故》云：瘛疭，谓小儿风惊，乍掣乍纵。掣，搐也，纵则掣而乍舒也。”瘛，与“瘈”同。掣纵，同“瘛疭”。手足牵引来去，瘛疭，纵则掣而乍舒也，皆谓今之“手足抽搐”也。按：手足抽搐，与“身体强急，难用屈伸”二证，似难相兼，余甚疑“瘛疭”二字在此为衍义也。

64.闷瞀

《素问·玉机真藏论篇》说：“脉盛、皮热、腹胀、前后不通、闷瞀，此谓五实。”

按　此文“闷瞀”，王冰注“肝也”。是说其病性在五藏属肝，而未释“闷瞀”之义也。《楚辞·九章·惜诵》说：“申侘傺之烦惑兮，中闷瞥之忳忳。”《备急千金要方》卷十四第四说：“痰热相感而动风，风心相乱而闷瞀。”闷瞀，倒言之则曰“瞀闷”。《素问·气交变大论篇》说：“岁金不及，炎火乃行……民病肩背瞀重。”王冰注：“瞀，谓闷也。”《素问·九常政大论篇》说：“从革之纪，是谓折收……其动铿禁瞀厥。”王冰注：“瞀，闷也。”《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说：“凡此太阳司天之政……心热瞀闷。”又说：“火郁之发……甚则瞀闷懊善暴死。”《庄子·徐无鬼》说：“予适有瞀病。”成玄英疏：“瞀病，谓风眩冒乱也。”《素问》卷二十《释音》说：“瞀，音冒。”故字亦作“冒”。《素问·厥论篇》说：“厥……或令人暴不知人。”王冰注：“暴，犹卒也。言卒然冒闷不觉醒也。”《素问·缪刺论篇》曰：“五络俱竭，令人身脉皆动，而形无知也。”王冰注：“言其卒冒闷而如死尸，身脉犹如常人而动也。”《伤寒论》卷一《释音》说：“冒，音帽，昏冒也。”神识昏冒，故不知人也。《素问·玉机真藏论篇》说：“春脉……太过，则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巅疾。”王冰注：“忽忽，不爽也，眩，目眩视如转也。冒，谓冒闷也。”或如《金匮要略·妇人杂病》之“奄忽眩冒，状如厥癫”，奄忽之间视物旋转，昏冒无识而厥逆僵仆倒地也。

65.至如礔，薄为肠澼

《素问·著至教论篇》说：“三阳独治者，是三阳并治，并治如风雨，上为巅疾，下为漏病。外无期，内无正，不中经纪，诊无上下……三阳者，至阳也，积并则为惊，病起疾风，至如礔，九窍皆塞，阳气滂溢，干嗌喉塞，并于阴，则上下无常，薄为肠澼。”

按　此文“积并则为惊”之“惊”，《说文·马部》说：“惊，骇也。”《素问·举痛论篇》说：“惊则气乱。”《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说：“起居如惊，神气乃浮。”神不内守，则邪气袭之，其发迅猛者，则“病起疾风，至如礔 ”也。所谓“礔 ”者，俗字也，正作“霹雳”。《仓颉篇》卷下说：“霆，霹雳也。”（见任大椿辑《小学钩沉》本）《玉篇·雨部》说：“霆，火冷，火丁二切，电也，霹雳也。”薛综注《张平子西京赋》亦引《仓颉篇》说：“霆，霹雳也。”皆释“霆”为“霹雳”。然则《说文·雨部》说：“震，劈历振物者，从雨，辰声。《春秋传》曰：‘震夷伯之庙’ ’籀文震。”劈历，同“霹雳”。段玉裁注：“劈历，疾雷之名。《释天》曰：‘疾靁為霆。’《仓颉篇》曰：‘霆，霹雳也。’然则古谓之霆，亦谓之震，《诗·十月之交》《春秋·隐九年》《隐十五年》皆言震，振与震叠韵，《春秋》正义引作‘振物’为长，以能震物而为之震也。引申之，凡动谓之震。《辰》下曰：‘震也’。章刃切。”是段氏以震为“振物”而取“震”为义长。《一切经音义》卷十二引《古今正字》说：“霹雳者，阳气动作大雷震也。”又卷三十八引顾野王说“霹雳，大雷震也”。顾野王在他之著作中，说“霆”为“霹雳”，而在《一切经音义》引文中，又说“大雷震”发“霹雳”，可见，霆、震皆为霹雳。《尔雅·释天》说：“疾雷谓霆。”段玉裁《说文》注：“霹雳，疾雷之名。”故《艺文类聚·天部下·雷》引《五经通义》说：“震与霆，皆霹雳也。”《素问·五常政大论篇》说：“乃为雷霆。”王冰注：“雷谓大声生于太虚之中也；霆谓迅雷卒为火之爆者，即霹雳也。”在日常生活中，则见有雷电交加即生霹雳而迅猛摧毁林木房舍者。其“病起疾风，至如霹雳”，乃谓病发骤急且暴厉异常也，以致阳气滂溢而嗌干喉塞。阳薄于藏为病，上下无常定之诊。若在下为病，则为肠澼。肠澼者，有“肠澼便血”，有“肠澼下白沫”，有“肠澼为痔”，当分辨以治之，故王冰注曰“数便赤白”，是谓痢疾也。惟此痢疾，起病卒暴，变化迅速，异于常候，稍有怠忽，遂致不救，张志聪遂立其病曰“奇恒痢疾”。《素问·病能篇》说：“奇恒者，言奇病也。所谓奇者，使奇病不得以四时死也；恒者，得以四时死也。”至于“诊合微之事，追阴阳之变，常五中之情”之《奇恒之势乃六十首》一书，王冰注谓已“今世不传”。在汉代《奇咳》之书犹存世，《史记·仓公列传》记载，仓公就其师公乘阳庆，“受其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并以之用以临床医疗实践，“所以知成开方病者，诊之，其脉法《奇咳》言曰：‘藏气相反者死。’”奇咳，即“奇恒”。咳，恒声转。《说文·人部》说：“侅，奇侅，非常也，从人，亥声。”兵家亦言奇侅，《汉书·艺文志·数術略·五行》有《五音奇胲用兵》二十三卷、《五言奇胲刑德》二十一卷。《淮南子·兵略训》说：“明于星辰日月之运，刑德奇賌之数，背郷左右之便，此战之助也。”许慎注：“奇賌，阴阳奇秘之要。”《说文·言部》说：“该，军中约也。”亦是其义。恒，咳，侅，胲，賌，该于此皆通也。《玉篇》《广韵》《说雅》亦皆训“奇侅”为“非常”，是“奇侅”所论，皆为“阴阳奇秘之要”而非常情可度也，故“薄为肠澼”之“奇恒痢疾”亦然。张志聪本《素问·著至教论篇》理论而创立“奇恒痢疾”之说，“有因于奇恒之下利者，乃三阳并至，三阴莫当，积并则为惊，病起疾风，至如礔，九竅皆塞，阳气滂溢，干嗌喉塞。并于阴，则上下无常，薄为肠澼。其脉缓小沉涩，血温身热死，热见七日死。盖因阳气偏剧，阴气受伤，是以脉小沉涩。”遂将《伤寒论·辨厥阴病》“下利，谵语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气汤”变为“急宜大承气汤，泻下养阴，缓则遂成不救”。陈修园经奇恒痢疾死亡之例：“嘉庆戊午夏，泉郡王孝廉患痢七日，忽于寅午之交，声微哑，谵语半刻即止，酉刻死。七月，榕城叶少文观凤之弟，患同前证，来延，自言伊弟痢亦不重，饮食如常，唯早晨咽干微痛，如见鬼状，半刻即止，时属酉刻，余告以不必往诊，令其速回看看，果于酉戌之交死。”是奇恒痢疾，里急后重，下利脓血，咽嗌不利，神昏谵语，速以大承气汤急下存阴，以救垂危，稍怠则必以阳明经王时之申酉戌之间死也。陈氏为之诗曰：“奇恒痢疾最堪惊，阳并于阴势莫京，喉塞嗌干君且记，大承急下可回生。”

66.经脉者，受血而营之

《灵枢·经水》说：“夫经水者，受水而行之，五藏者，合神气魂魄而藏之；六府者，受谷而行之，受气而扬之；经脉者，受血而营之。”

按　此文“受血而营之”之“营”，古音同“环”，二字通用。如《说文·厶部》说：“《韩非》曰：‘仓颉作字，自营为厶。’”《韩非子·五蟲篇》说：“昔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私，即“厶”字。又如《灵枢·营卫生会》说“营周不休”，而《素问·举痛论篇》则说“环周不休”也，是其例。《灵枢·脉度》说：“经脉为里。”《素问·举痛论篇》说：“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是经脉在内层运行，循环往复，终而复始，无有穷已，然而此“经”之为字，乃《说文·糸部》所谓“织从糸也”。《玉篇·糸部》说：“经，古丁切，常也，经纬以成缯帛也。”从，读“纵”，是织缯帛所用之纵糸，无涉于血之流行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六经为川。”其“经”所以“流注不息”者，以“经”假借为 ”字也。《说文·川部》说：，水脉也，从川在一下，一，地也，壬省声…… ，古文不省。”段玉裁注：“之言濥也。濥者，水辰血行地中濥濥也。故从川在地下，古灵切。”《释名·释水篇》说：“川，穿也，穿地而流也。”《孟子·滕文公下》说：“水在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广韵·下平声·十五青》说“直波为 ”，是“经”为 ”之借字无疑也。唯 ”为“川流”之本字，“经”为借字，诸书多借经为，借字（经）行而本字）废矣！

另外，在古籍中，亦有假借“筋”字为 ”者，如《管子·水地篇》说：“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说：“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澼为痔。”是其例。

67.肝者，罷极之本

《素问·六节藏象论篇》说：“肝者，罷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其味酸，其色苍，此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

按　理论有着规律性，才成其为理论。如此上论“心者，生之本，神之处（原误为‘变’，今改）也”，“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下论“脾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此“脾者”一段文字，与六腑之文相错，今据滑伯仁校正文改），此文“肝者，罷极之本，魂之居也”，能，古读“耐”，“耐受”之“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能冬不能夏”之“能（耐）”，正好文字一律，皆论生理。此文之所以作“罷”字者，乃后人不识“能”读为“耐”而又徒见有“罷极”之词，遂将“能”上加一“网”字头之所致也。罷极，乃病理，非生理也。《玉篇·网部》说：“罷，皮解切，休也。又音疲，极也。”极者，《广雅·释诂》卷一上说：，疲，极也。”王念孙疏证：者，《方言》：，也，（原误为‘倦’，今改）与倦同。’又云：，极也。’郭璞注云：‘今江东呼极为。’倦声之专也。《大雅·緜篇》：‘维其喙矣。’毛传云：‘喙，困也。’《晋语》：‘余病喙矣。’韦昭注云：‘喙，短气貌。’皆谓困极也。，，喙并通。”《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说：“腰痛背强不能行，心短气而极也。”又有“五劳七伤六极”之“极”。是“罷极”或“疲极”者，叠词同义也。其文为论病理，与上下之文论生理者不同类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故我不敢苟同其读也。

68.先淅然厥起毫毛

《素问·刺热篇》说：“肺热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恶风寒，舌上黄，身热。”

按　古人读书不于书上断句，今之治《素问》者，则皆于此文“厥”字下逗断，作“肺热病者，先淅然厥”，实属不当。淅然，指外恶风寒；厥者，今人之意似为寒厥。寒厥乃人体内“阴阳之气不相顺接”之“手足逆冷”。二者没有必然联系，故在医学古籍中，多只讲淅然而不及于寒厥，如《灵枢·百病始生》说：“是故虚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肤，皮肤缓则腠理开，开则邪从毛发入，入则抵深，深则毛发立，毛发立则淅然。”《素问·皮部论篇》说：“邪之始入于皮也，泝然起毫毛，开腠理。”王冰注：“泝然，恶寒也。”《经》《注》之“泝”，疑皆为“淅”之坏文，《针灸甲乙经》卷二第一下载此文，正作“淅然起毫毛，开腠理”，《金匮要略·百合病》说“若溺时头不痛，淅然者，四十日愈”，亦作“淅然”。王冰注此文，亦未释“厥”字。可见此“厥”字，既不是寒厥，又不是热厥，更不是大厥、尸厥或暴厥，亦不是煎厥、薄厥或风厥，当然，也不是六经之厥。

厥之在斯，只是一助词耳，《经传释词》卷五所谓“厥，语助也”是矣。故《周礼·冬官考工记·栗人为重》说：“永啓厥后，兹器维则。”郑玄注：“厥，其也。”《仪礼·士冠礼》说：“厥明夕为期于庙门之外。”郑玄注：“厥，其也。”又说：“兄弟其在，以成厥德。”郑玄注：“厥，其（也）。”《尔雅·释言》说：“厥，其也。”《广韵·入声·十月》说：“厥，其也。”《龙龛手镜·厂部·入声》说：“厥，居月切，其也。”如此，是此文当读“肺热病者，先淅然，其起毫毛，恶风寒，舌上黄，身热”也。

69.荣气虚，卫气实也

《素问·逆调论篇》说：“帝曰：人之肉苛者，虽近亦絮，犹尚苛也，是谓何疾？岐伯曰：荣气虚，卫气实也。荣气虚则不仁，卫气虚则不用，荣卫俱虚，则不仁且不用，肉如故也。人身与志不相有，曰死。”

按　据杨上善《太素·痹论》注此文“苛”字为“人体肌肉不仁之甚”者。《素问·五常政大论篇》亦有“皮肉苛”之句。杨氏说：“苛音柯，有本为‘苟’，皆不仁之甚也。故虽衣絮温覆犹尚不仁者，谓之苛也。故知近衣絮温覆即知觉者，为不仁也。营虚卫实，气至知觉，故犹仁也；若营实卫虚者，肉不仁也；若营卫俱虚，则不仁之甚，故肉同苛，如，同也。所以身肉不仁甚者，与神不能相得，故致死也。”是此文必有脱简讹误，当据理校之。荣气实，卫气虚，肉不仁也。荣气虚则不用，卫气虚则不仁，荣卫俱虚则不用且不仁，肉如苛也。人身与志不相有，曰死。

其不仁者，《说文·人部》说：“仁，亲也，从人二。”《玉篇·人部》说：“仁，而真切。”《周礼》曰：“六德仁。”郑玄曰：“‘爱人以及物’……仁，犹存也。”《白虎通》曰：“仁者好生。”杨上善《太素·痹论》注亦说：“仁，亲也，觉也。”然而“亲”者，谓“亲身感觉”也。亲身不能感觉其寒热痛痒者，则其肉即为“不仁”，荣主血，血主濡之，循经脉以周于身。《灵枢·营卫生会》说：“血者，神气也。”《素问·八正神明论篇》说：“血气者，人之神。”神乃主司全身之运动。《灵枢·本藏》说：“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而保证肉腠之致密。荣气正常（原误为“虚”，今改），则经脉流行，循环不休，神明之运为不失其常，卫气虚（原误为“实”，今改），则无以促进分肉解利，不能感知寒热痛痒，而发生肌肉不仁。荣气虚则不用（原误为“仁”，今改），卫气虚则不仁（原误为“用”，今改）。今卫气虚累及荣气虚，荣卫俱虚，则身体不仁且不用，神形不相和谐，古人谓之“不相亲”或“不相有”也，《灵枢·经脉》所谓“骨肉不相亲”，此文所谓“人身与志不相有”皆是也。有与友，古通用，故古者谓相亲曰“有”，如《荀子·大略篇》说：“友者，所以相有也。”杨倞注：“友与有同义。”郝懿行曰：“有者，相保有也。《诗》云：‘亦莫我有。’友，有声义同，古亦通用。如云‘有朋自远方来’，‘有’即‘友’矣。”《释名·释言语》说：“友，有也，相保有也。”《广雅·释诂》卷一上说：“仁，有也。”王念孙疏证：“《昭六年左传》：‘宋向戌渭华亥曰：女长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于女何有。’杜注云：‘言人亦不能爱女也。’《二十年传》：‘是不有寡君也。’注云：‘有，相亲有也。’《宣十五年公羊传》：‘潞子离于狄而未能合中国，晋师伐之，中国不救，狄之不有，是以亡也。’《王风·葛藟篇》云：‘谓他人母，亦莫我有。’皆谓相亲有也。”此文“人身与志不相有”，谓形神不相亲友也。《灵枢·营卫生会》说：“营卫者，精气也。”精气将绝，故为“死”。死之言澌，精气澌尽也。

70.先其发时如食顷而刺之

《素问·刺疟篇》说：“先其发时如食顷而刺之，一刺则衰，二刺则知，三刺则已，不已刺舌下两脉出血，不已刺郄中盛经出血，又刺项已下挟脊者必已。”

按　杨树达释《盐铁论·轻重篇》说：“古人以针治病，刺谓施针也。”《广雅·释诂》卷一上说：“针，刺也。”《急就篇》说：“灸刺和药逐去邪。”颜师古注：“刺，以箴刺之也。”箴，针同。《说文·刀部》说：“刺，直伤也。”刺之必必伤肌肤，名之曰痏。一刺曰一痏，二刺曰二痏，三刺曰三痏。虽伤肌肤，长利在焉。《太玄经·逢》说：“逢于砭割，前亡后赖。测曰：逢于砭割，终以不废也。”司马光集注说：“虽有砭割之损，终获愈之利，赖，利也。旦谓‘砭，石之刺病也’……君子逢于事变，知祸之将至，割爱去恶，如砭割之去病。虽有亡，后得其利，不为废疾也。”

《广雅·释篇》卷八上说：“石针谓之。”王念孙疏证：“《襄二十三年左传》：‘美疢不如恶石。’服虔注云：‘石，砭石也。’《说文》：‘砭以石刺病也。’《东山经》：‘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郭璞注云：‘可以为砭箴，治痈肿者。’箴与针同。”《广雅·释诂》卷二上说：“箴，插也。”王念孙疏注：“箴，或作针。《文王世子》：‘其刺痈纤。’郑注云：‘纤续为针’针，刺也，《说文》：‘插，刺入也。’是针与插同义。”《说文·手部》说：“插，刺内也，从手，臿声。”段玉裁注：“内者，入也。刺内者，刺入也。汉人注经多叚捷字、扱字爲之。从手。臿聲。楚洽切。”段玉裁注《说文·金部》“锸”字说：“其针曰锸。锸之言深入也。楚洽切。”插为针名词，发挥作用为“刺入”，插为动词，用以“刺入”也。故王念孙谓“针与插同义”也。然“插”“锸”二字未见用于记述针治活动之过程。《说文·穴部》说：，入脉刺穴谓之。从穴，甲声。”《玉篇·穴部》说：，于甲切，入脉刺穴谓之。”《广韵·入声·三十二韵》说：，人神脉刺穴。”《类篇·穴部》说：，乙押切，《说文》：‘入脉刺穴谓之。’”《龙龛手镜·穴部·入声》说：，鸟甲反，人神脉刺穴也。”《集韵·入声·三十三押》说：“ ，《说文》：‘入衇刺穴谓之。’”《字汇·穴部》说：，乙甲切，音押，入脉刺穴谓之甲。”《说雅·释亲》说：“入脉刺穴谓之。”等等，此是针治“刺穴”之专用字，亦不见其用，而借“札”之俗体字“扎”用之，“扎”行而 ”废矣。

71.宜石而泻之

《素问·病能论篇》：“有病颈痈者，或石治之，或针灸治之，而皆已。其真安在？岐伯曰：此同名异等者也。夫痈气之息者，宜以针开除去之。夫气盛血聚者，宜石而泻之，此所谓同病异治也。”

按　《素问·异法方宜论篇》说：“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王冰注：“砭石，谓以石为针也。”《山海经》曰：“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为针，则砭石也。”故王冰注此文说：“石，砭石也，可以破大痈出脓，今以针代之。”然则《灵枢》之《九针十二原》及《九针论》两篇，专论述九针之形名，皆无针”之名，是针即“铍针”也。《灵枢·九针十二原》说：“铍针者，末如剑锋，以去大脓。”同书《九针论》说：“……阴与阳别，寒与热争，两气相搏，合为痈脓者也，故为之治针，必令其末如剑锋，可以取大脓。”是针、铍针功能同而取痈脓也。且 ”之为字，“从金”而“非声”，与“铍针”字声接近，故可借为“铍”，《类篇》“铍”字之声符“皮”，为“符羁切”，而 ”字之声符“非”，为“甫微切”。是 ”“铍”二字可通也。

72.两神相搏

《灵枢·决气》说：“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

按　此文之“搏”，非错字，乃为“薄”之假借字耳。“搏”“薄”二字古时可通也。故王冰《素问·调经论篇》引《灵枢经》此文说：“两神相薄，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而作“两神相薄”也。在古代典籍中，常以“搏”为借“薄”用。如《灵枢·胀论》说：“真邪相攻，两神相搏，乃合为胀。”则为“薄”。《灵枢·贼风》说：“血气内乱，两气相搏。”《太素·六气篇》说：“血气内乱，两气相薄。”则为“薄”。《灵枢·九宫八风》说：“三虚相搏，则为暴病卒死。”《太素·九宫八风》说：“三虚相薄，则为暴病卒死。”而作“薄”。《灵枢·岁露论》《针灸甲乙经》卷六第一说：“两邪相薄，经气绝代省矣。”《太素·八正风候》说：“此两邪相薄，经气结代。”则作“薄”。《诗·小雅·彤弓之仲·车攻》说：“建旐设旄、搏兽于敖。”《后汉书·安帝纪》说：“又调滨水县谷输敖仓。”李喜注：“《诗》‘薄狩于敖’即此地也。”则作“薄”。《山海经·四山经·西次三经》说：“西望帝之搏兽之丘。”郭璞注：“搏，或作薄。”（原误为薄，据《古字通假会典·鱼部十九下·甫字声系》改）是“薄”为正字，“搏”为借字，二字可通无疑也。故《太素·调食》说：“搏，滂各反，聚也。”

《释诂》卷三下说：“（薄者）《释草》云：‘草聚生曰薄。’聚与叢同。”“薄，聚也。”王念孙疏证：“薄者，《楚辞·九章》说：‘露申辛夷，死林薄兮。’”王逸注云：“丛木曰林，草木交错曰薄。”《淮南子·原道训》：“隐于林薄之中。”高诱注云：“丛木曰棒，深草曰薄。”皆聚之义也。故《广雅·释诂》说：“丛，薄，榛，林，聚也。”薄即训为相合之义，故杨上善于此文释之曰：“雌雄二灵之别，故曰两神，阴阳之神相搏，故谓之薄，和为一质，故曰成形。”

73.苍天之气清净

《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说：“苍天之气清净，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

按　此文“清净”之“净”，乃是“清静”之义，非“洁净”也。净，乃“静”之借字。《国语·齐语》说：“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韦昭注：“闲燕，就清净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说：“天气，清净光明者也。”《难经·三十五难》说：“胆者，清净之府也。”皆是例也。其本字当作“静”。《老子》第四十五章说：“燥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淮南子·原道训》说：“是故清静者，德之至也。”《淮南子·主术训》说：“清静无为，则天与之时。”《素问·五常政大论篇》说：“敦阜之纪，是为广化，厚德清静，顺长以盈。”《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说：“夫阴阳之气，清静则生化治，动则疴疾起。”《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说：“故风者，百病之始也，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王冰《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注说：“夫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不妄劳作，是为清静。”《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说：“贵清静者，以席上为议。”《吕氏春秋·审分览》说：“清静以公，神通乎六合，德雄乎海外，志现于无穷，誉流乎无止，此之谓定性于大湫命之曰无有。”高诱注：“无有，无形也，道无形，无形，言得道也。”《管子·内业》说：“心能执静，道将自定。”《太素·阴阳》正作“苍天之气清静则志意治”。杨上善注：“天之和气清而不浊，静而不乱，能令人志意皆清静也。”不得谓“人”有“志意”也。《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说：“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商书·舜典》说：“四海遏密八音。”孔国安传：“密，静也。”《后汉书·崔驷列传》说：“海内清肃，天下密如。”李贤注：“密，静也。”《孟子·万章上》说：“遏密八音。”赵岐注：“无声也。”无声，即静也。《素问·五常政大论篇》说：“其政谧。”王冰注：“谧，静也。”谧，与“密”通。《尔雅·释诂下》说：“密，静也。”《群经音辨》卷四说：“密，静也。”也是说“阴阳之关键”，是以“清静”为妙的。

74.传为衄衊瞑目

《素问·气厥论篇》说：“胆移热于脑，则辛鼻渊。鼻渊者，浊涕不下止也，传为衄衊瞑目。故得之气厥也。”

按　《素问·解精微论篇》说：“脑渗为涕。”脑液下渗则为浊涕，涕下不止，如彼水泉，故曰鼻渊也。《白虎通·五行》说：“辛，所以煞伤之也。”是辛有伤义。《释名·释形体》说：，鞍也，偃折如鞍也。”《说文·页部》说：，鼻茎也，从页，安声。齃，或从鼻曷。”是 ”形“偃折如鞍”即“鼻茎”，字亦作“齃”也。，谓鼻。辛，谓伤痛。辛，乃鼻衊伤痛，以足太阳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入络脑，足阳明脉起于鼻，交中，傍约太阳之脉。今脑热，则足太阳脉逆，与阳明之脉俱盛，薄于中，故鼻酸痛而为“鼻渊者，浊涕下不止也”，《释名·释疾病》称曰“历脑”，说“历脑，脑从（原衍‘耳’字，今删）鼻中出历历然也”。《备急千金要方》卷六上第一改“鼻渊”为“鼻洞”，说：“夫鼻洞，鼻洞者，浊下不止。”以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在唐代，避唐高祖李渊讳改也。《群经音辨·辨彼此异音》说：“鼻汁曰涕。”此“浊涕下不止也”之“浊涕”，与《金匮要略·五藏风寒积聚病》“肺中寒，吐浊涕”之“浊涕”不同，彼为“稠痰”，自“口中唾出”者，此为“鼻涕”，自“鼻中流中”者。王冰注：“热盛则阳络溢，阳络溢则衄出汗血也。衊，谓汗血也。”两“汗”字皆“汙”之坏文。古籍中每有“汙”坏为“汗”字者，如《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之“犹拔刺雪汗”、《玉篇·血部》之“衊，莫结切，汗血也”、《广韵·入韵·十六屑》之“衊，汗血也，出《说文》”，皆是其例。然《说文·血部》本身则作“衊，污血也，从血，蔑声”，污与汗同。《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说：“少阴所至为悲妄衄衊。”王冰注：“衊，污血。”《集韵·入声·十六屑》说：“衊，《说文》：‘污血。’”，亦称引至《说文》，作“污血”，足证“污血”为是，况且《灵枢·九针十二原》所载“犹拔刺也，犹雪污也”，阐明了《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中“犹拔刺雪汗”之“汗”为“污”字无疑。其病出血甚，则阳明、太阳之脉衰少，不能荣养于两目，故两目瞑。瞑，暗也。厥者，气逆也。皆由气逆而得之也。

二、《伤寒杂病论》札记

1.不能语言

《伤寒论·辨少阴病》篇说：“少阴病，咽中伤，生疮，不能语言，声不出者，苦酒汤主之。”

按　《灵枢·经脉》篇说：“是主肾所生病者，口热、舌干、咽肿。”肾少阴经脉动为病邪所侵，致咽部今之所谓滤泡增多增大，而为“咽中伤”者，即“咽中生创”也。古代无“疮”字，止作“创”。其“疮”字始见于《玉篇》，且“疮”与“伤”为互训，《说文·人部》说：“伤，创也。”《说文·刃部》则说：“刃，伤也，以刃，从一，创，或从刀，仓声。”是“伤”“创”二字互训之一例也；《广雅·释诂·卷一上》说：“伤，创也。”《广雅·释诂·卷四上》则说：“创，伤也。”是“伤”、“创”二字互训之又一例也。“伤”“创”同义，古人必不复出，疑“生疮”二字为“咽中伤”之古注语误入正文所致。

《灵枢·忧恚无言》篇说：“喉咙者，气之所以上下者也；会厌者，音声之户也；口唇者，音声之扇也；舌者，音声之机也；悬雍垂者，音声之关也。”人之运气以为语言时，始则气清而语音如常，稍多说话则气浊痰附，发音难出，此所谓“不能语言”者，此“能”字当声转读“耐”。古籍中多有以“能”作“耐”读者，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中“能冬不能夏”，“能夏不能冬”，而《针灸甲乙经·卷六第七》载此文则作“耐冬不耐夏”，“耐夏不耐冬”；又如《灵枢·阴阳二十五人》中“木形之人……能春夏不能秋冬”，“火形之人……能春夏不能秋冬”，“土形之人……能秋冬不能春夏”，“金形之人……能秋冬不能春夏”，“水形之人……能秋冬不能春夏”。而《针灸甲乙经·卷一第十六》载此文则作“木形之人……奈春夏不奈秋冬”，“火形之人……奈春夏不奈秋冬”，“土形之人……奈秋冬不奈春夏”，“金形之人……奈秋冬不奈春夏”，“水形之人……奈秋冬不奈春夏”，“奈”与“耐”同。再如《淮南子·地形训》说：“食水者，善游能寒。”庄逵吉注：“唐马总《意林》引此云‘食水者善浮而耐寒’。”《汉书·晁错传》说：“其性能寒。”颜师古注：“能，读曰耐。”其实，《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篇中“酸削不能行”之“能”字亦读“耐”。据此，则此文“不能语言”者，非失语之证，乃谓其有似“失音”也，失音为“声散”，而此则为痰浊附著而声难于扬越也，故仲景下文特申之曰“声不出者”，主之以“苦酒汤”也。

2.却治其厥

《伤寒论·辨厥阴病》说：“伤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当服茯苓甘草汤，却治其厥，不尔，水渍入胃，必作利也。”

按　本篇前文说：“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此条病候，既有“阴阳气不相顺接”的“手足逆冷”，又有“水气凌心”的“心下悸”。于此，仲景特分病势之急缓，先用茯苓甘草汤以去“凌心”之水气，清除其渍入胃中而下利之患，然后再调其“阴阳”使之“顺接”而愈“手足逆冷”之“厥”，是所谓“却治其厥”也。“却治其厥”者，“后治其厥”也，是“却”字之为义“后”也、“退”也，与上“先”字为对文，上曰“宜先治水”，此曰“却治其厥”。“先”“却”二字为对，乃仲景书中行文之常例。前《辨太阳病》篇中有“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之文，《金匮要略·呕吐哕病》篇中则有“先呕却渴者，此为欲解”和“先渴却呕者，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皆是其例且《金匮要略·痰饮病》篇中载其后者之文“却”字正作“后”，说“先渴后呕，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则是一个十分明显而确切的例证，足以证实此文“却治其厥”的“却”，当训为“后”字之义。何今之学者不究仲景书中行文之例，竟说“却”为无义之副词，致使“宜先治水”的“茯苓甘草汤”成为用于“治水就是治厥”之方。这种曲为之释的注经使文中“宜先治水”的“先”字自然也成为一个无义之副词，并使仲景先师谆谆告诫人们留心病机趋势的话“不尔，水渍入胃，必作利也”变得毫无意义。我们知道，这是不符合仲景著作原意的。仲景著作的特点是“文字精练，经验可靠”，是不可能有什么废话的。

三、《神农本草经》札记

1.死肌

《神农本草经》孙星衍、孙冯翼辑本，卷一载：“云母，味甘平，主……身皮死肌”，“鞠华，味苦平，主……皮肤死肌，恶风湿痹”，“术，味苦温，主风寒湿痹，死肌”，“络石，味苦温，主风热，死肌”，“细辛，味辛温，主……风湿痹痛，死肌”，“雄黄，味苦平寒，主……疽痔，死肌”，“枲耳实，主……风湿周痹，四肢拘挛，恶肉死肌”，“白鲜，味苦寒，主……湿痹，死肌”，“厚朴，味苦温，主……血痹，死肌”，“鱼甲，味辛微温，主……创疥，死肌”，“梅实，味酸平，主……偏枯不仁，死肌”，“石灰，味辛温，主……癞疾，死肌”，“礜石，味辛大热，主……蚀创，死肌，风痹”，“青琅玕，味辛平，主……疥搔，死肌”，“藜芦，味辛寒……去死肌”，“白及，味苦平，主……伤阴，死肌”，“闾茹，味辛寒，主……蚀恶肉，败创死肌”，“蜀椒，味辛温，主……皮肤，死肌，寒湿痹痛”，“皂荚，味辛咸温，主风痹，死肌”，“麋脂，味辛温，主……死肌，寒风湿痹”，“班苗，味辛寒，主……疽蚀，死肌”，“地胆，味辛寒，主……恶创，死肌”等等，出现了大量的“死肌”一词。

按　《说文·死部》说：“死，澌也，人所离也。从歺人，凡死之属皆从死。”段玉裁注：“《水部》曰：‘澌，水索也。’《方言》：‘澌，索也，尽也。’是澌为凡尽之偁，人尽曰死。死、澌异部叠韵，形体与魂魄相离，故其字从歺人。息姊切。”《释名·释丧制》说：“人始气绝曰死，死，澌也，就消澌也。”《礼记·曲礼下》说：“庶人曰死。”郑玄注：“死之言澌也，精气澌尽也。”释音：“澌，本又作，同，音赐。”《白虎通·崩薨》说：“庶人曰死，魂魄去亡。死之为言澌，精气穷也。”《曲礼》注：“死之为言澌也，精神澌尽。”《檀弓》云：“小人曰澌。”注：“死之言澌也。”《说题词》：“庶人曰死，魂魄去心。死之为言精爽穷也。”《广雅·释诂》卷五上：“死，澌也。”王念孙疏证：“《太平御览》引《春秋说解辞》云：‘死之为言澌，精爽穷也。’”《广雅·释诂》卷四上：“死，穷也。”王念孙疏证：“《大戴礼·本命篇》云：‘化穷数尽谓之死。’”《玉篇·歹部》说：“嘶，思次切，死也，尽也，亦作澌。”又说：“死，息姊切，神尽也，穷也。”《龙龛手镜·歹部·去声》说：，音赐，尽也，死之言也。”是人之随着气绝，人之整体化穷数尽而精神魂魄消澌也。人在其生命活动中，精神魂魄是伴随营卫气血在经脉系统内循环周身而维持正常功能的。邪气伤害某部，则人体局部或大或小就发生死肌，如《庄子·齐物论》说：“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陈鼓应注：“偏死，半身不遂。”马叙伦说：“‘偏’，借为 ’。《说文》曰：，半枯也。’”《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说：“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枯，亦“死”也。《素问·病能论篇》说：“夫癰气之息者。”王永注：“息，瘜也，死肉也。”肌，肉也。死肉，死肌也。而《辞源·歹部》引唐代杜甫《杜工部草堂诗笺》十七《乾元中寓居同荅县作歌》之一说：“中原无书归不得，寻脚冻皴皮肉死。”谓其“失去感觉”。失去感觉者，《素问·痹论篇》说：“皮肤不营，故为不仁。”王冰注：“不仁者，皮顽不知有无也。”《素问·风论篇》说：“卫气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王冰注：“不仁，谓帬而不知寒热痛痒。”是《素问》之叫“不仁”，《神农本草经》叫“死肌”，其义一也。

2.石锺乳

《神农本草经》卷一说：“石锺乳，味甘温，主咳逆上气，明目益精，安五脏，通百节，利九窍，下乳汁，生山谷。”

按　此文“石锺乳”之“锺”字，借为“湩”。湩为乳汁。《说文·水部》说：“湩，乳汁也，从水，重声。”《玉篇·水部》说：“潼，都贡切，江南人呼乳为湩。”《穆天子传》卷四说：“因其牛羊之湩以洗天子之足。”郭璞注：“湩，乳也。今江南人亦呼乳为湩，音寒冻反。”《列子·周穆王篇》说：“具牛马之湩以洗天子之足。”杨伯峻集释：“湩，乳也。”《龙龛手镜·去声·水部》说：“湩，都弄反，乳汁也。”《广韵·去声·一迭》说：“湩，乳汁，巨鬼氏取牛马之湩以洗穆天子之足。”字亦借“重”为“湩”，《史记·匈奴列传》说：“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裴骃集解：“湩，乳汁也，音都举反。”司马贞素隐：“重酪，音湩酪二音。按《三仓》云‘湩，乳汁也’。《字林》云‘竹用反’。”《汉书·匈奴传》说：“得汉食物皆去之，以视不如重酪之便美也。”颜师古注：“重，乳汁也。重音竹用反。字本作湩，其音则同。”是“锺”“湩”“重”在此形虽有三，而其义为“乳汁”则一也。

《太平御览·药部四·石锺乳》说：“《列仙传》曰：‘邛疏煮石髓而服之，谓之石锺乳。’是石锺乳乃矿物天然聚溜汁所成，如乳汁，黄白色。”妇人产后，乳汁缺乏者，服之能“下乳汁”以育儿也。故名之曰“石锺乳”。

《太平御览·药部四·石锺乳》又说：“《水经》曰：‘大洪山巖峰皆数百许仞，入石门得久，穴上素崖壁立，非人迹所及，穴中产锺乳，凝膏下垂，望若水雪，微津细液滴沥不断，幽穴潜远，行者不极。’《盛宏之荆州记》曰：‘天门郡出石锺乳。’”可见我省古代亦产“石锺乳”，未卜现代还有否？

3.血瘕

《神农本草经》卷一说：“天名精，味甘寒，主瘀血，血瘕欲死，下血止血，利小便，久服轻身耐老。一名麦句姜，一名虾蟆蓝，一名豕首，生川泽。”

按　此文“血瘕”之“瘕”，当读“蛊”。《尔雅·释诂下》说：“蛊，疑也。”郝懿行义疏：“……通作假。《诗》：‘烈假不瑕。’《唐公房碑》作‘疠蛊不瑕’。蛊，假音同，古读假如蛊也。”《说文·疒部》说：“瘕，女（‘女’字衍。《玉篇·疒部》说：‘瘕，公遐，公诈二切，久病也，腹中病也。’无‘女’字，可证）病也，从疒，叚声。”段玉载注：“瘕葢腹中病。”亦引《钱氏大昕》曰：“《唐公房碑》疠蛊不遐。”即郑笺之“疠瘕不瑕”也。足证此文之“瘕”读“蛊”无疑，是“血瘕”即“血蛊”也。

《神农本草经》卷三所载之“附子”“水蛭”“桃毛”，亦治“血瘕”即“血蛊”也。其实，“血瘕”这一病证名词，在《黄帝内经》一书里已经出现，如《素问·阴阳类论篇》说：“二阳三阴，至阴皆在，阴不过阳，阳气不能止阴，阴阳并绝，浮为血瘕，沉为脓胕。”王冰注：“脉浮为阳气薄阴，故为血瘕。”阐明了此“血瘕”的形成，为“阳气薄阴”然也。《金匮要略·果食菜谷禁忌并治》亦有“醋和酪食之，令人血瘕”的记载。

4.淋闭

《神农本草经》卷一说：“石龙刍，味苦微寒，主心腹邪气，小便不利，淋闭，风湿，鬼注，恶毒。久服补虚羸，轻身，耳目聪明，延年。一名龙须，一名草续断，一名龙珠，生山谷。”

按　此文“淋闭”一词，分为“淋”“闭”二者以释，不妥。《素问·宣明五气篇》说：“膀胱不利为癃。”《素问·奇病论篇》说：“有癃者，一日数十溲。”这概诸小便不利，小便涩痛在内也。其与“闭”字连用作“闭癃”，则为“小便点滴不通”也。癃，同。汉殇帝名“隆”，张仲景生在东汉，因避殇帝讳，故其著作中，只用“淋”而不用“癃”也。迨至三国时，不避殇帝刘隆讳，故《神农本草经》及《素问》“七篇大论”皆“淋”“癃”同用。《灵枢·经脉》说：“足少阴之别，名曰大钟，当踝后绕跟，别走太阳；其别者，并经上走于心包，下外贯腰脊。其病气逆则烦闷，实则闭癃。”《灵枢·本输》说：“三焦者，足太阳少阴之所将，太阳之别也。上踝五寸，别入贯腨肠，出于委阳，并太阳之正，入络膀胱，约下焦，实则闭癃，虚则遗溺，遗溺则补之，闭瘕则泻之。”《难经·十六难》作“闭淋”说：“假令得肝脉……其外证善结，面青，善怒；其内证脐左有动气，按之牢若痛；其病四肢满，闭淋，溲便难。”闭淋，倒言之则曰“淋闭”，《金匮要略·五藏风寒积聚病》说：“热在下焦者，则尿血，亦令淋秘不通。”《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说：“热至……淋闭之病生矣。”《素问·五常政大论篇》说：“涸流之纪。”《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一第二说：“淋闭第二，论一首、方四十九首、证一首、灸法十五首。”秘、、闭三字通。余于1954年访汛救灾期间，在石首县农村，曾以“通关丸方而改丸为汤”，治愈一“癃闭”病人，应手取效：“黄檗一两，知母一两，肉桂一钱，以水煎服。”

5. 痓

《神农本草经》卷一说：“鸡子，主除热，火疮，痉，可作虎魄神物。”

按　此文痉”之“痉”，疑误，当作“痓”，以其二字形近而误为“痉”也。“痓”尚未见于《说文解字》，而首见于张辑《广雅》之书也。《广雅·释诂》卷三下说：“痓，恶也。”《玉篇·疒部》说：“痓，光至切，恶也。”“痓”从“疒”而训“恶”，乃是“恶病”也。《备急千金要方》卷五上第三说：“夫，小儿之恶病也。”虽然《说文·疒部》说：“疠，恶疾也。”《玉篇·疒部》说：“庲，力代切，恶疾也。”亦引《说文》“本力大切，恶疾也”，然“痓”从不与“疠”或“庲”连用，是知“痓”与“疠”或“庲”之义无关也。而“痓”字每与 ”字连用以作痓”，《针灸甲乙经》卷四第一下说：“心脉满大，痓筋挛，肝脉小急，痓筋挛。”，痓《素问·大奇论篇》《太素·五藏脉诊》作“瘛”，说“心脉满大，瘈筋挛，肝脉小急，亦瘈筋挛。”《脉经》卷五第五作“痸”，说：“心脉满大，瘈筋挛，肝脉小急，瘈筋挛。”《诸病源候论·小儿杂病诸候一·风候》作“瘈”，说：“诊得心脉满大，瘈筋挛，肝脉小急，亦瘈筋挛。”《灵枢·筋脉》说：“病在此者主痸及痓。”《针灸甲乙经》卷二第六说：“病在此者主瘈及痉（原误为‘痓’，今改）。”《太素·筋经》说：“病在此者主痸及痉（原误为‘痓’，今改）。”《针灸甲乙经》卷十二第十一下说：“小儿瘈，手足扰，目昏，口禁，溺黄，商丘主之。”《备急千金要方》卷三十第四说：“昆仑主瘈，口闭不得开。”是“痸”“瘈”“瘛”“痓”等字同也。

《神农本草经》之我见到五个辑本，其中“痓”“痉”之有错误，兹改正之，“石胆”，孙星衍辑本、黄奭辑本、曹元宇辑本皆误为“痉”，今改。“独活”，日人森立之辑本误为“痉”，今改；“麝香”，日人森立之辑本误为“痉”，今改；“鸡子”，孙星衍辑本、顾视光辑本、日人森立辑本、黄奭辑本皆误为“痉”，今改；“石蜜”，日人森立之辑本、曹元宇辑本皆误为“痉”，今改；“竹叶”，孙星衍辑本、黄奭辑本皆误为“痓”，今改；“钩吻”，孙星衍辑本、顾视光辑本、黄奭辑本、曹元宇辑本皆误为“痓”，今改；“六畜毛蹄甲”，日人森立之辑本误为“痉”，今改；“鼠妇”，日人森立之辑本误为“痓”，今改。是否有当，就正于海内同道。

6.色青翳　热利下重

《神农本草经》卷二说：“秦皮，味苦微寒，主风寒湿痹，洗洗寒气，除热，目中青翳，白膜，久服头不白，轻身，生川谷。”

按　吴普谓“岑皮，一名秦皮”，《名医别录》则曰“一名岑皮，一名石檀”。《说文·木部》于“岑”字加“木旁”作“梣”，训为“青皮木”，或作 ”。段玉裁注：“《淮南书》曰：‘夫梣木色青而蠃蜗瘉睆，此皆治目之药也。’高曰：‘梣木，苦历木名也，生于山。剥其皮以水浸之，正青，用洗眼，瘉人目中肤翳。’正文各本为误，今考定如是。按《本草经》谓之秦皮，以‘一名岑皮’而声误为‘秦’耳。其木一名石檀，陶隐居云是‘樊木’。音规。《集韵》云：‘江南樊雞木，其皮入水绿色，可解膠益墨。’‘樊雞’即‘樊槻’也。子林切。”其“色青翳”之“色”，当为《素问·腹中论篇》“一剂知，二剂已”之“已”字而误也。《淮南鸿烈集解》引王引之云：“‘色青翳’当做‘已青翳’。（注内‘色青翳’同）已与瘉相对为文，已亦瘉也，言梣木可以瘉青翳也。瘉今作愈。《吕氏春秋·至忠篇》‘王之疾必可已也’，高注曰：‘已，犹愈也。’故此注云‘用洗眼，瘉人目中肤翳，故曰已青翳也’。今正文及注皆作‘色青翳’者，涉注内‘青色’而误耳。”

仲景书中，每以秦皮、黄芩、黄连合白头翁组成“白头翁汤”，以治下利（痢疾）口渴欲饮水者，收到极佳的治疗效果。《金匮要略·下利病》所谓“热利下重（‘下’‘重’二字误倒，今据《伤寒论·解厥阴病》文乙转）者，白头翁汤主之”是也。《金匮要略·妇人产后病》还有“产后下利虚极，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主之”，治疗产后或疲惫不堪之下利（痢疾）欲饮水者，亦效如桴鼓。仲景经验创立于东汉，疑《神农本草经》卷二“秦皮”条之“目中青翳白膜”下，脱去“热利下重”四字。

7.商陆

《神农本草经》卷三说：“商陆，味辛平，主水张，疝瘕痹，熨除痈肿，杀鬼精物，一名昜根，一名夜呼，生川谷。”

按　此文“商陆”之“商”，《肘后方》作“章”，称曰“章陆”。《尔雅·释乐》说：“章者，商也。”《晏子春秋·内篇谏上》说：“景公饮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谏曰……”孙星衍云：“弦章，《韩非子外储说》有‘弦商’。‘章’，‘商’声相近，一人也。……《韩非·外储说左下》作‘弦商’，当即‘弦章’。苏輿云：孙、蘆说是。‘章’‘商’古字通。《尚书·费誓篇》的‘我商赉汝’，《释文》曰：‘商，徐邈音章。’《荀子王制篇》‘审诗商’，王引之读‘商’为‘章’，并其证。”商，既作“章”，商陆即是“章陆”，《肘后方》卷三第二十四说：“章陆根一斤，刮去皮，薄切之，煮令烂去滓，内羊肉一斤，下葱、豉、盐如食法，随意食之。肿差后，亦宜作此，亦可常捣章陆与米中半蒸作饼子，食之。”又方：“切章陆一升，以酒三升，渍三宿，服五合至一升，日三服之。”又作“当陆”，《肘后方》卷四第二十六说：“多取当陆根，捣蒸之，以新布藉腹上药，披著布上，勿腹上，冷覆之，昼夜勿息。”《备急千金方》卷二十一第四说：“羊肉一斤，当陆切一升，右二味，以水二升，煮令当陆烂，去滓，下肉，为臛，葱、豉，酢事事如臛法。”小注云：“治卒肿满，身面洪大。”

《尔雅·释草》说：“蓫薚，马尾。”郭璞注：“《广雅》曰：‘马尾，商陆。’本云：‘别名薚。’今关西亦呼为‘薚’，江东呼为‘当陆’。”郝懿行义疏：“薚，《说文》作‘易’。云：‘艸枝枝相值，叶叶相当。’释文：‘蓫，他六反。薚，吕，郭：他羊反。’然则蓫、薚合声为‘当’，以其枝叶相当，因为之当陆矣。《易》之‘苋陆夬夬’，陆即当陆，《广雅》作‘蔏陆’，云‘常蓼，马尾，蔏陆也’。《说文》‘蔁，艸也’，《玉篇》‘蔁柳，当陆别名’，又云‘藰，蔁陸也’。”蔁，蔏、当、藰、桺、陆，音俱相近，商与常，蓼与陆，古字音又同也。《本草》商陆一名昜根，一名夜呼，如人形者有神。《蜀图经》云：“叶大如牛舌而厚脆，有赤华者根赤，白华者根白。”《苏颂图经》云：“商陆俗名章桺，多生人家园圃中，春生苗高三四尺，叶青如牛舌而长茎青赤，至柔脆，夏秋开红紫花作朵，根如蘆菔而长。”蔏与商同，蔁与章同，薚与昜同。据《本草品汇精要》记载，药用白者，红者不可用。

8.彼子

彼子，乃彼树之果实，已早入药用。《神农本草经》卷三说：“彼子，味甘温，主腹中邪气，去三虫、蛇螫、蛊毒、鬼注、伏尸，生山谷。”孙星衍等引陶弘景注说：“方家从来无用此者，古今诸医及药家子不复识。又一名罴子，不知其形何类也。”

按　陶注非是。“彼子”之“彼”，与“柀”字通，故借“彼”为“柀”。《尔雅·释木》说：“柀，煔。”郭璞注：“煔似松，生江南，可以为船及棺材，作柱埋之不腐。”邢昺疏：“柀，一名煔，俗作杉（原误为‘衫’，今改）。”陆德明《经典释文·尔雅音义下·释木》说：“柀，音彼，又匹彼反。煔字或作‘杉’，所咸反，郭音芟，又音纤。”是“柀”又名“煔”，通作“杉”也。煔，《说文》作“檆”，《说文·木部》说：“柀，檆也，从木，皮声。”檆，煔字同。《玉篇·木部》说：“柀，碑诡切，杉木也，埋之不腐。煔，所咸切，木名。杉，同上。”亦证“柀”为今之“杉木”也。然段玉裁《说文》“柀”下注引罗氏愿《尔雅翼》说：“柀似杉而异，杉以材偁，柀又有美实，而材尤文采，其树大连抱，高数仞，叶似杉，木如柏，作松理，肌理细软，堪为器用，古所谓文木也。其实有皮壳，大小如枣而短，去皮壳可生食。《本草》有‘彼子’，即‘柀子’也。”据罗氏之说，则“柀”与“杉”有别，而《尔雅》《说文》乃浑言之耳。析言之，则柀自柀，杉自杉，浑言之，则柀亦杉也，故“柀”有称之为“柀杉”者。

方以智《通雅·植物·木部》说：“《尔雅》：‘柀，煔。’煔，一作‘檆’。汉安永初五年，合浦杉叶飞人洛阳以为瑞。嵇含言‘柀杉’。……（邓）潜谷以‘柀’似‘杉’为‘榧’，《别录》作‘棑’，《神农本草经》有‘柀子’……”是“柀”又作“棑”、作“榧”。其果实“柀子”或“彼子”又作“榧子”，唐人已指出。《新修本草·木部下品》“榧子”下注：“此物是《虫部》‘彼子’也。《尔雅》云：‘彼，杉也。’其树大连抱，高数初，叶似杉，其树如柏，作松理，肌细软，堪为器用也（原作‘堪器者’三字，不文，据《证类备用本草》引文校改）。”然因“彼子”何以为“榧子”之义未明，故人们至今仍不信“柀子”是“榧子”，而不知“彼子”即是“榧子”也。

考《说文》“柀”字，读若“甫委切”，而“匪”字，读若“非尾切”，二字声同可通，“柀”“彼”俱谐“皮”声，例亦通假，故《诗·小雅·甫田之什·桑扈》说：“彼交匪敖。”《春秋·左襄二十七年传》引作“匪交匪敖”。《诗·小雅·甫田之什·采菽》说：“彼交匪紓，天子所予。”《荀子·劝学篇》引作“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杨倞注：“《诗·小雅·采菽（菽，原误为‘菜’，今改）》之篇，‘匪交’当为‘彼交’。”是“彼”“匪”二字可通之证也。然“榧”之为字，《说文》《玉篇》所无，其字“从木，匪声”，《类篇》读若“府尾切”，与“柀”“匪”二字亦同声，例亦得通假为用也。以“柀子”为木之果实，故借“匪”为用时，特于“匪”字之左加一“木”旁以示其“从木”之义而作“榧子”。

上引《通雅·植物·木部》：“柀……《别录》作‘棑’。”可见“皮”“非”二字作为字之偏旁，古亦可通，故古“九针”中之“铍针”，亦可写作针”，如《灵枢·九针十二原第一》说：“铍针者，末如剑锋，以取大脓。”而《素问·病能论篇》说：“夫气盛血聚者，宜石而写之。”王冰注：“石，贬石也，可以破大痈出脓，今以针代之。”是针”即“铍针”也。

综上所述，彼子、柀子、榧子三者，字虽异而物则同也，乃柀杉之果实，医者用之以祛人体之寸白虫，今则通作“榧子”一名也。

9.苦菜

《神农本草经》卷一：“苦菜，味苦寒，主五藏邪气，厌谷，冒痹，久服安心益气，聪察少卧，轻身耐老，一名荼草，一名选，生川谷。”

按　苦菜，为一菜蔬名称，既入食用，又入药用，《礼记·月令》：“孟夏之月……苦菜秀。”表明苦菜还是我国气候学“一年七十二候”的“物候之一”，《吕氏春秋·士容论·任地》也有“日至，苦菜死”的记载。苦菜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记录较早，春秋时代孔丘整理的《诗经》中就有多处论述，如《诗·国风·邶风·谷风篇》说：“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毛苌传：“荼，苦菜也。”《诗·大雅·文王之什·绵篇》说：“周原，堇荼如饴。”毛苌传：“荼，苦菜也。”《诗·国风·豳风·七月篇》“采荼薪樗，食我农夫”，朱熹注：“荼，苦菜也。”是苦菜亦单名“荼”，以其为“草”本，故《神农本草经》谓其“一曰荼草”。苦菜亦单称“苦”，如《诗·国风·唐风·采苓篇》“采苦采苦，首阳之下”，毛苌传“苦，苦菜也”。孔颖达疏：“此荼也。陆玑云：‘苦菜生山田及泽中，得霜恬脆而美，所谓堇荼如怡。’《内则》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亦通作“苦荼”，《礼记·内则》“濡豚包苦实蓼”，郑玄注：“苦，苦荼也。”《仪礼·公食大夫礼》“铏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郑玄注：“苦，苦荼也。”《仪礼·士虞礼》“铏芼用苦”，郑玄注：“苦，苦荼也。”此诸“苦荼”乃“苦菜”也，与《尔雅·释木》“槚，苦荼”之“苦荼”义别。

苦菜，又名“游冬”，《广雅·释草》说：“游冬，苦菜也。”是其证。

综上所述，则知苦菜之为物，既曰“苦菜”，又曰“选”，曰“苦”，曰“荼”，曰“荼草”，曰“苦荼”，曰“游冬”。名虽有“七”，而其为物则“一”也。

《尔雅·释草》“荼，苦菜”，郭璞注：“《诗》曰：‘谁谓荼苦’，菜可食。”邢昺疏：“此味苦可食之菜，一名荼，一名苦菜，《本草》一名荼草，一名选，一名游冬。案《易纬通卦验玄图》云：‘苦菜生于寒秋，经冬历春，〔得夏〕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菜似苦苣而细，断之有白汁，花黄似菊，堪食，但苦耳。”郝懿行义疏：“……《诗·绵》正义引樊光曰：‘苦菜可食者也。’《尔雅》释文引《本草》云：‘苦菜名荼草，一名选。’《别录》云：‘一名游冬，生山陵道旁，冬不死。’《月令》：‘孟夏之月苦菜秀。’《易通卦验玄图》云：‘苦菜生于寒秋，经冬历春，得夏乃成。’今苦菜正如此，处处皆有，叶似苦苣，亦堪食，但苦耳。《颜氏家训·书证篇》云：‘叶似苦苣而细，摘断有白汁，花黄似菊。’李时珍云：‘稍叶似鹳嘴，故名老鹳菜。’合颜、陆、李三说，可尽荼菜之形状。”是苦菜生于秋，经冬、春至夏而菜，其叶似苦苣而细，摘断则有白汁出，稍叶如鹳嘴，花黄如菊，味虽苦而堪食，南北皆有之。

此文苦菜因冒有“荼”名，且人久服则“少卧”，又凌冬不凋，陶弘景疑其为“茗”，而唐人已早指出其为误。然清代孙星衍等犹以“茗”注此文，岂不太粗疏哉！殊不知苦菜久服始少卧，茗则始服即少卧，久服则睡眠如常矣，二者见证有异，此其一；苦菜、茗，古代文献多两载之，如《尔雅》载“苦菜”于《释草》，载“茗”（其所谓“槚，苦荼”也）于《释木》，《新修本草》《千金翼方·本草》《证类备用本草》等均载“苦菜”于《菜部》，载“茗”于《木部》，二者记部有异，此其二；苦菜处处皆有，上引《诗》中之“邶”“豳”“周原”等地在我国北方，《月令》亦为中原文化，皆有苦菜，而茗独盛产于我国南方，北方无产也，二者产地有异，此其三。有此三别，其为二物甚明。药之同名异物者多矣，何得以“荼名”之“二物”混之不分而谓此文之“苦菜”为“茗”哉？

四、《黄帝内经太素》札记

1.主痸及痓

《太素·经筋篇》说：“病在此者主痸及痓，在外者不能俛，在内者不能仰，故阳病者腰反折不能俛，阴病者不能仰。”

按　此文“主痸及痓”之“痓”字误。《针灸甲乙经》卷二第六载之作瘈”，《灵枢·经筋》载之作瘛”，他如《素问·大奇论篇》曰：“心脉满大，瘛筋挛，肝脉小急，瘛筋挛。”亦作“ 瘛”。《脉经》卷五第五：“心脉满大，痸筋挛，肝脉小急，痸筋挛。”同《太素》又作痸”。《针灸甲乙经》卷四第一下“心脉满大，痓筋挛，肝脉小急，痓筋挛”而作痓”，《诸病原候论·小儿杂病诸候一·风候》曰：“诊得心脉满大，瘈筋挛，肝脉小急，亦瘈筋挛。”同《针灸甲乙经》而作瘈”。上述“痸”“瘈”“瘛”“痓”等，形虽有异，而字则同也。“主痸及痓”之“及痓”两字，“及”，读“若”。《经传释词》卷五说：“及，犹若也。”此“痓”与上文义复，必为字之误，《灵枢·经筋》载此文作“痉”是也。杨上善注谓：“痓，擎井反，身强急也。”此正杨上善对“痉”字之切音和义训而非对“痓”字之音训也。表明其“痉”字误为“痓”，当在杨上善撰《太素》之后也。其“主痸若痉”者，乃谓病痸，抑或病痉，两病有别，不当并见也。《备急千金要方》卷五上第三说：“病发身软时醒者，谓之也；身强直反张如弓不时醒者，谓之痉也。”杨上善注：“在此，谓在足少阴也。在小儿称，在大人多称癫。背为外为阳也，腹为内为阴也。故病在背筋，筋急故不得低头也，病在腹筋，筋急不得仰身也。”

2.九窌在腰尻分间

《太素·骨空篇》说：“腰痛不可以转摇，急引阴卵，刺九窌与痛上，九窌在腰尻分间。”

按　杨上善注：“八窌与腰输为九窌，此经窌字音聊，空穴也。”萧延平校：“《素问》九窌均作八髎。”王冰《素问·骨空论篇》此文注：“八或为九，验其骨及‘中诰孔穴经’正有八髎，无九髎也。分，谓腰凥筋肉分间陷下处。是《太素》作“腰尻分间”，《素问》及王冰注作“腰凥分间”，两者必有一字为误也。

考《释名·释形体》说：“尻，廖也，所在廖牢深也。”《说文·尸部》说：“尻，也，从尸，九声。”段玉裁注：“尻，今俗云‘沟子’是也，，今俗云‘屁股’是也，析言是二，统言是一。”而《素问·骨空论篇》则说：“凥骨空在髀骨之后相去四寸。”王冰注：“是谓凥骨八髎穴也。”《通俗文》卷上所说“凥（原误为尻今改）骨谓之八髎”是也，所以谓之“八髎”者，乃指“上髎”“次髎”“中髎”“下髎”左右各四也。《素问·谬刺论篇》说：“刺腰凥之解，两胂之上，是腰俞。”王冰注：“次腰下侠凥有骨空各四，皆主腰痛。”《素问·刺腰痛篇》说：“刺腰凥交者，两踝胂上。”王冰注：“腰凥交者，谓髁下凥骨两傍四骨空左右八穴，俗呼此为八髎骨也……髁骨即腰脊两傍起骨也。侠脊两傍腰髁之下，各有胂肉陇起而斜趣于髁骨之后，内承其髁，故曰两髁胂也，下承髁胂肉，左右两胂各有四骨空，故曰上髎、次髎、中髎、下髎。上髎当髁骨下陷者中，余三髎少斜下，按之陷中是也。四空悉主腰痛。”足证此文为“腰凥分间”无疑矣。

《太素》无“凥”字，“尻”作“尻”。“凥”亦误为“尻”。“凥”“尻”不分，误人已甚，特此辨析之。

3.居阴之脉

《太素·杂病·腰痛篇》说：“居阴之脉令人腰痛，腰中如张弩弦，刺居阴之脉，在腨踵鱼肠之外，循之累累然，乃针刺之，其病令人言嘿嘿然不慧，刺之三痏。”

按　此文“腰中如张弩弦”之“张”下有“弓”字。“鱼肠之外”作“鱼腹之外”。杨上善注谓：“居阴脉在腨踵鱼肠（当作‘腹’）之外，其处唯有足太阳脉，当是足太阳络也。”非是，且把“居阴”弄成“太阳”，阴阳不分，误之尤甚。居阴，乃“厥阴”也。王冰《素问·刺腰痛篇》注此文说：“足厥阴脉自阴股环阴器，抵少腹，其支别者与太阴、少阴结于腰踝下狭脊第三、第四骨空中，其穴即中髎、下髎，故腰痛则中如张弓弩之弦也。如张弦者，言强急之甚。腨踵者，言脉在腨外侧下当足跟也，腨形势如卧鱼之腹，故曰鱼腹之外也。循其分肉有血络累累然，乃刺出之，此正当蠡沟穴分，足厥阴之络，当内踝上五寸别走少阳者，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壮。厥阴一经作居阴，是传写草书厥字为居也。”王冰说：“厥阴一经作居阴，是传写草书厥字为居。”此臆说也。“厥阴”者，“居阴”也，“居阴”者，“厥阴”也。“居”“厥”两字，声转可通也，非传写草书而有误也。

4.风痓身反折

《太素·杂病·风痓》说：“风痓，身反折，先取足太阳及腘中，及血络，中有寒，取三里。”

按　此文首见《灵枢·热病》。然《说文解字》无痓字，痓，则首见于《广雅》之书，其《释诂》卷三下说：“痓，恶也。”字“从疒”而义训“恶”，乃凶恶之病，《备急千金要方》卷五上第三所谓“夫，小儿之恶病也”是也。故 ”“痓”两字可连用而作痓”，《针灸甲乙经》卷四第一下所说“心脉满大，痓筋挛，肝脉小急，痓筋挛”之痓”是其例。然痓”，《素问·大奇论篇》《灵枢·经筋》皆作瘛”。是“痓”乃“瘛”之后起字。瘛，《说文·广部》说：“小儿瘛疭病也。”段玉裁注：“瘛之言掣，瘛之言纵也。”今谓之手足抽搐，掣而乍舒也。但痓之为病，与“身反折”之证不相协调，实难相兼也。是“痓”在此为“痉”之误字。“痉”乃因形近而误为“痓”也。《针灸甲乙经》卷七第四说：“太阳中风感于寒湿发痉（原作痓，误，今改）。”《说文·疒部》说：“痉，强急也，从病，声。”段玉裁注：“《广韵》曰：‘风强病也。’按《急就篇》‘痈疽瘛疭痿痹 ’ 即痉。颜云：‘体强急，难用屈伸也。’其颈切。”此文“风痓”，当作“风痉”，理由如下：其一，东汉以前无“痓”字；其二，“身反折”，正是痉病之主要特征；其三，“先取足太阳及腘中及血络出血，中有寒，视血络黑者，取三里”，正是对痉病的治法；其四，《灵枢》此文正作“痉”，不作“痓”。是其病为“风痉”无疑矣。《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说：“病者，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赤，独头动摇，卒口噤，背反张者，痉病也。”又说：“夫痉脉，按之紧如弦，直上下行。”张仲景论述痉病脉证均较《灵枢》为详，且发展到药物治疗，但仍以项背筋脉强急为主症。

五、经典考析

1.《史记》仓公火齐汤考

清代尤怡，字在泾，撰写了一本《医学读书记》，其在《续记》中记述：“仓公治病，恒用火齐汤，而其方不传，刘宗厚云即黄连解毒汤是。”尤怡称其“未知何据”？而尤怡自己则说：“仓公用治齐郎中令之涌疝中热，不得前溲（《史记》‘溲’前有一‘后’字），齐王太后之风瘅热（《史记》无‘热’字）客脬，难以大小溲，溺赤。”而主张治以“清寒彻热”之剂。这仅仅将一个“处方”换成一个“治则”，同样未足以据。因为除齐郎中令、齐王太后二病外，还有一例用火齐汤治愈者。“齐北宫司空命妇出于病……臣意诊其脉，曰：‘病气疝，客于膀胱，难以前后溲，而溺赤。病见寒气则遗溺，使人腹肿。’出于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内。……臣意即灸其足蹶阴之脉动，左右各一所，即不遗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为火齐汤以饮之，三日而疝气散，即愈。”此例“病见寒气则遗溺，使人腹肿”，“溲清，小腹痛止”，“更为火齐汤以饮之，三日而疝气散，即愈”，这绝非黄连解毒汤或“清寒彻热”之剂所能治也。还有齐淳于司马之病迥风，饮食下嗌辄后之，治用火齐米汁，故阳虚候之病痹，根在右胁下，大如覆杯，喘逆不能食，治用火齐粥，气下能食，更服丸药愈。亦不是黄连解毒汤或“清寒彻热”之剂所能奏效也。其实，仓公火齐汤非一方名，亦不是一个治则。考《礼记·月令》说“火齐必得”，郑玄注“火齐，腥孰之调也”，孔颖达疏“调炊米和酒之时，用火齐生孰必得中也”，陈澔注亦说“必得，适生熟之宜也”，孰与熟同。《淮南子·时则训》说“火齐必得”，高诱注“炊亨必得其适”，亨，读“烹”。《荀子·疆国篇》说“金锡美，工治巧，火齐得”，杨倞注：“火齐得，谓生熟齐和得宜。”《海录碎事·煎和门》说：“火剂，言煎熟滋味也。”剂，与“齐”同。《韩非子·喻老篇》说：“扁鹊曰：病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校勘组注：“齐，同剂。火齐，清火去热的汤药。”注谓火齐为“汤药”是，但是谓其汤药为“清火去热”之剂则不必然也，以其未论及相关病证也。

综述所述，火齐乃是指“火候”，而火齐汤则是今日之“煎剂”也，是一种“剂型”，不是“方名”，亦非“治则”。

2.《黄帝内经》中“小心”及其临床意义

《素问·刺禁论篇》说：“黄帝问曰：愿闻禁数，岐伯对曰：藏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于左，肺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鬲肓之上，中有父母，七节之傍，中有小心，从之有福，逆之有咎。”

考：此文“七节之傍，中有小心”之义，诸注多歧，且又无当，王冰注谓：“小心，谓真心，神灵之宫室。”真心何必曰“小心”？其与七节之傍何涉？注为误。张志聪、高世栻等注“七节之傍”为“膈俞穴”，注“中有小心”为“心气出于膈俞穴极微极细”。其膈俞之气内通于“膈”。膈能遮蔽浊气，然其实无心神之用，何能称之为“小心”？马莳注谓“然心之下有心包络，其形有黄脂裹者，属手厥阴经，自五椎之下而推之，则包络当垂至第七节而止，故曰‘七节之傍，中有小心’。盖心为君主，为大心；包络为臣，为小心。”其注谓“包络为臣”而“为小心”，于理似可通，但其部位却未当“七节之傍”，故亦非是。张介宾、姚止庵、汪昂等注谓“两肾之间”的“命门”“相火”“代心君行事”而为“小心”，吴昆注谓“右（肾）为命门”，“相火代心君行事”而为“小心”。其释“七节”均指脊从下向上逆数第七节，然《内经》于脊无逆数之理；而且《内经》中根本没有所谓“命门相火”这一学说，何能据之以释此文“小心”之义？

所谓“小心”者，当有类似“心”的功用，而地位于心为次也。心在人体中，“藏神”而为“五藏六府之大主”。似此作用，在十二藏府中，据《内经》所载，惟“胆”为能。《灵枢·本输》说：“胆者，中精之府”惟其为“中精之府”，内盛精汁藏而不泻，异于其他各府，故《素问·五藏别论篇》称之为“奇恒之府”也。

《素问·灵兰秘典论篇》说：“胆者，中正之宫，决断出焉。”《素问·奇病论篇》说：“夫肝者，中之将也，取决于胆。”《素问·六节藏象论篇》说：“凡十一藏，取决于胆也。”从而表明了“胆”确具有类似于“心”的作用。而且，胆在病变上多有神志或与心神相关的证候，如《灵枢·邪气藏府病形》说：“胆病者，善太息，口苦，呕宿汁，心下澹澹恐（如）人将捕之，嗌中介介然，善唾。”《灵枢·经脉》说：“胆足少阳之脉……是动则病口苦，善太息。”《灵枢·四时气》说：“善呕，呕有苦，心中澹澹恐（如）人将捕之，邪在胆……”《灵枢·胀论》说：“胆胀者，胁下痛胀，口中苦，善太息。”《素问·刺疟论篇》说：“足少阳之疟，令人身体解，寒不甚，热不甚，恶见人，见人心惕惕然……”还有《素问·宣明五气篇》和《灵枢·九针论》所载“胆为怒”以及《华氏中藏经》卷上第二十三所谓“胆热则多睡，胆冷则无眠”等等，其中尤以“善太息”，“心下澹澹恐”或“恶见人，见人心惕惕然”等证，明显不过地与心相关。

《灵枢·口问》说：“黄帝曰：人之太息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忧思则心系急，心系急则气道约，约则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补手少阴心主，足少阳留之也。”这里叙述“人之太息”，是由于“忧思”而“心系急”以致“气道约”所使然。病为“心系”之“急”，治疗不仅“补手少阴心主”，而且又取“足少阳胆经”，这正说明了“胆”“心”之间的关系，所以后世的《医学入门·藏府总论》中注引《五藏穿凿论》谓“心与胆相通”。是“胆”可称为“小心”而当之无愧也。

藏府居于胸腹之内，其俞皆在于背，而列于脊之傍。藏府之气转行于背俞，背俞之气与藏府相应。胆在肝之短叶间，居于胁下，其气与俞通。《甲乙经》卷二第八载：“胆俞，在第十椎下两傍各一寸五分。”此言“七节之傍”者，王冰注《素问·疟论篇》“其明日日下一节”之文说：“节，谓脊骨之节。”是“节”即“椎”也。而此“七”字乃“十”字之误。古文“十”字为“横短竖长”作 ”，而“七”字为“横长竖短”作“+”也，由此可见，古文“十”“七”二字形似，易于致误也。《史记·周本纪》说：“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丙之讼，后十年而崩。”张文虎《舒艺室续笔》据《尚书大传》谓“十年乃七年之误”，并自注云：“十与七形近而伪，《史·表》多有。”是《史记·周本纪》中“七”字误为“十”。《素问·气穴论篇》说：“所治天突与十椎下及上纪。”王冰注：“当脊十椎并先穴目，恐是七椎也。”是《素问》彼文“七”字亦误之为“十”；而此文则“十”字误为“七”也。据此，则“七节之傍”乃“十节之傍”之误，而“十节之傍”即上引《甲乙经》卷三第八之“十椎下两傍”，指“胆俞”。然此所谓“小心”也者，即谓“胆”也。观下文“刺中胆，一日半死，其动为呕”，与刺中“心”“肝”“肾”“肺”“脾”等死候并列而置于“从之有福，逆之有咎”文下，亦可证明这一点。再说，《庄子·齐物论》和《列子·周穆王》都有“六藏”之称，而《云笈七签·三洞经教部·黄庭遁甲缘身经》载有“肺藏图”“心藏图”“肝藏图”“脾藏图”“肾藏图”“胆藏图”等“六藏”之图，正是“肝”“心”“脾”“肺”“肾”加“胆”也。胆盛精汁三合与心同，为中正之官出决断，则次于心为君主之官出神明，故称其为“小心”也。

胆曰“心”，其气与心通。《素问·宣明五气篇》说：“胆为怒”，胆气怒狂，则欲持刀而杀人。

治例：患者某，男，20岁。数年前曾发狂证多日，1966年11月其病复发，狂走妄行，善怒，甚至欲持刀行凶。同年12月5日就诊于余。见其哭笑无常，时发痴呆，伴头昏，耳鸣，失眠，多梦，心悸，两鬓有掣动感，两手振颤，淅然畏寒，四肢冷，面部热，口渴喜饮，大便秘结。唇红，苔白，脉弦细数。治以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去铅丹。

柴胡12克，黄芩10克，法半夏10克，党参10克，生姜10克，大枣3枚，桂枝10克，茯苓10克，龙骨12克，牡蛎12克，大黄8克。上11味，以适量水煎药，汤成去渣取汁温服，日2次。服药4剂，狂止症退，改以温胆汤加味。竹茹15克，茯苓10克，炒枳实10克，陈皮10克，龙骨12克，法半夏10克（打），牡蛎12克，炒枣仁10克，石菖蒲8克，龟甲10克，炙甘草8克。上11味，以适量水煎药，汤成去渣取汁温服，日2次。服药数剂，其病痊愈，至今未复发。

按　《素问·灵兰秘典论篇》说：“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灵枢·九针论》说：“胆为怒。”胆实痰郁，失其中正之用，无以正常决断，则善怒，甚则欲持刀行凶。胆主筋，司运动，其脉行于头面两侧，绕耳前后，故其狂走妄行，两手振颤，两鬓有掣动感而头晕、耳鸣。肝藏魂，胆为肝之府而为肝用，故失眠多梦。胆气通于心，心神失宁，故其哭笑无常，时发呆痴而心悸。胆气动感而头昏、耳鸣。肝藏魂，胆为肝之府而为肝用，故失眠多梦。胆气通于心，心神失宁，故其哭笑无常，时发呆痴而心悸。胆气郁而不伸，其阳郁结于内，则面部热、口渴、大便结、唇红、脉弦细数。其阳不达于外，则四肢冷而淅然畏寒。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升发胆气、化痰定神明。服药后怒止症退，再以温胆汤加龙骨、牡蛎、石菖蒲利窍化痰安神而收功。

胆为肝之府，胆虚则善恐，心下澹澹如人将捕之。

治例：某女，40岁，职工，住重庆市。原患胃下垂，1976年1月24日突然发病，头顶昏闷而掣痛，且目痛欲脱，失眠，易惊，心慌，心悸，惕惕善恐，性急躁而易悲哭，善太息，小便黄，月经量少而色黑，苔薄，脉弦而重按少力，曾在重庆某医院住院治疗数月而无效，至1977年6月18日在武汉就医，治以温胆汤加党参、石菖蒲为主，其他则据证候变化，以炒枣仁、龙齿、当归、白术、胆南星、远志、合欢皮、夜交藤、白芍、朱砂、防风等药加减出入，服40余剂而病基本告愈。

胆为少阳，起于阴中而主升。今胆气郁陷而欲升不能，阳引而上，阴引而下，阴阳相引，是故善欠。

治例：某女，50岁，住湖北枣阳某乡镇，家庭妇女。1951年3月某日就诊。大病后形容消瘦，频频呵欠，舌苔薄而前部偏左有一蚕豆大斜方形正红色苔，脉弦细数。乃少阳郁陷，欲升不能。治宜升提少阳，佐以泻热，拟小柴胡汤加味：柴胡24克，黄芩10克，党参10克，法半夏10克，甘草10克，生姜8克，黄连10克，红枣4枚（擘）。以水煎服，日2次。服后1剂症退。

按　大病后，正气不足，血气损伤，故形容消瘦。邪热内蕴，胆气被遏，甲木郁陷于阴分，少阳生气欲升而不能，故频频呵欠。病在少阳则脉弦，正气不足则脉细，邪热内结则脉数而舌见蚕豆大斜方形正红色苔。小柴胡汤加味，用感一阳之气而生的柴胡为君，以升少阳之清气，佐黄芩清热，生姜、半夏升清降浊，党参、甘草、红枣补益正气，再加黄连泻蕴结之邪热。上方用后，能从阴分起郁陷之甲木，升少阳之生气，邪去而正复，故药服1剂而症退。

《华氏中藏经》卷二第二十三说：“胆冷则无眠。”《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三第二说：“大病后，虚烦不得眠，此胆寒故也，宜温胆汤。”

治例：某女，41岁，江浙人，保姆。1975年4月就诊。经常失眠，不能入寐，寐则多恶梦，易惊醒，心烦，舌苔黄腻。乃痰浊阻胆，肝魂不藏，治宜清化痰浊、佐以安神，拟黄连温胆汤加味：竹茹15克，炒枳实10克，茯苓10克，制半夏10克，炙甘草10克，陈皮10克，黄连8克，生地黄10克，当归10克，酸枣仁10克（炒打）。水煎服，日2次。上药服3剂而愈，旋归江浙而去。

按　《灵枢·本输》说：“肝合胆，胆者中精之府。”《素问·奇病论篇》王冰注说：“肝与胆合，气性相通。”痰浊郁滞胆腑，肝魂失于舍藏，则症见经常失眠，不能入寐，而寐则多恶梦。痰浊郁滞，邪实则正衰，胆气不足，故睡眠易惊醒。胆气通于心，胆有邪则心为之烦。痰浊郁结生热，则见舌苔黄腻。黄连温胆汤清化热痰；肝藏血，心主血，而血则为神之物质基础，然神在肝曰魂，在心曰神，神魂不安，故方中加入生地黄、当归、酸枣仁养血安神。患者服3剂而愈。

《灵枢·经脉》说：“胆……主骨所生病。”齿为骨之余，胆寒齿痛。

治例：某女，45岁，住武汉市，1975年某月发病，右侧牙齿上连头角下及右颈剧痛不可忍，身体淅然微寒，面黄而无华，苔白，脉弦，以针刺止痛1天而复发，服二乌豆腐方无效，用温胆肠加白术服之痛减而右半身微麻如虫行，遂于原方再加党参、防风服之痛已而病愈，至今未复发。

《灵枢·本输》说：“胆者，中精之府。”精生髓，髓聚于脑。故《素问·气厥论篇》说：“胆移热于脑，则辛鼻渊。鼻渊者，浊涕下不止也，传为衄衊目瞑。”辛夷消风散加减治之，辛夷、细辛、藁本、川芎、防风、甘草、升麻、黄芩、炒栀子、羚羊角、苦丁茶等煎服。

3.“凥”“尻”义考

《说文·几部》说：“凥，処也，从尸几。尸得几而止也。《孝经》曰：‘仲尼凥。’凥，谓闲凥如此。”读“九鱼切”。《说文·尸部》说：“尻，也，从尸，九声。”读“苦刀切”。两字之意判然有别。然两字形近则每有混误，以致“凥”“尻”不分。其实，凥是凥，尻是尻，两字不得混同也，兹特考正之。先言凥。《楚辞·天问》说：“昆仑县圃，其凥安在。”王逸注：“凥，一作居。”洪兴祖补注：“凥，与‘居’同。”《方言》卷二：“慰、廛、度，凥也。”《说文·里部》说：“里，凥也，从田，从土。”《广雅·释诂》卷二上说：“里、廛、処、丘，凥也。”王念孙疏证：“《汉书·食货志》云：在埜曰庐，在邑曰里居。《方言》《说文》《广雅》作‘凥’，《经传》皆作‘居’，古字假借耳。”《说文·丘部》说：“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从北，中邦之凥在昆仑东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为丘，象形。”《说文·宀部》说：“家，凥也，从宀，貑省声。”又说：“宅，人所讬凥也，从宀，乇声。”又说：“宧，养也，室之东北隅，食所居，从宀，声。”段玉裁注：“居当作凥。”《说文·宀部》又说：“宭，群凥也，从宀，君声。”又说：“宠，尊凥也，从宀，龙声。”又说：，无礼凥也，从宀，娄声。”又说：“宋，凥也，从宀木，读若迭。”《说文·尸部》说：“ ，凥也，从尸，旨声。”读“诘利切”。《说文·几部》说：“几，凥几也，象形。”段玉裁注：“凥几者，谓人所凥之几也。几，処也。処，止也。古之凥今悉改为居，乃改云‘居几’。”此“里凥”之“凥”。

再言人体之“凥”。“凥”之在人体则为一“骨名”，为司人坐之“骨名”亦曰“八髎骨”也。《素问·骨空论篇》说：“腰痛不可以转摇，急引阴卵，刺八髎与痛，八髎在腰凥分间。”王冰注：“分，谓腰凥筋骨分间陷下处。”又说：“凥骨空在髀骨之后相去四寸。”王冰注：“是谓凥骨八髎穴也。”又说：“扁骨有渗理，凑无髓孔，易髓无空。”王冰注：“扁骨，谓凥间扁戾骨也。”又说：“脊骨下空在凥骨下凥。”新校正云：“按《甲乙经》‘长强’在脊骶端，正在凥骨下。”《素问·刺腰痛篇》说：“腰痛引少腹控眇，不可以仰，刺腰凥交者，两髁胂上，以月生死为痏数，发针立已。左取右，右取左。”王冰注：“腰凥交者，谓髁下凥骨两傍四骨空左右八穴，俗呼此骨为八髎骨也。此腰痛取腰髁下第四髎即下髎穴也，足太阴、厥阴、少阴三脉左右交结与中，故曰腰凥交者也……痛在左，针取右，痛在右，针取左。所以然者，以其脉左右交结与凥骨之中故也。”《素问·缪刺论篇》说：“刺腰凥之解，两肿之上，是腰俞……”王冰注：“腰凥骨间问曰解……次腰下侠凥有骨空各四，皆主腰痛。”《素问·藏气法时论篇》说：“汗出凥阴股膝髀腨胻足皆痛。”《素问·痹论篇》说：“肾痹者，善胀，凥以代踵。”《素问·痿论篇》说：“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王冰注：“下贯髋凥。”（篇末释音“枯敖切”误，当作“九鱼切”）《素问·气府论篇》说：“侠骨以下至凥（原误为‘尻’，今改）尾二十一节十五间各一。”“大椎以下至凥（原误为‘尻’，今改）尾及傍十五穴。”《灵枢·经脉》说：“腰凥（原误为‘尻’，今改）腘腨（原误为‘踹’，今改）脚皆痛。”《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说：“客胜则腰（此下原衍‘痛’字，今删）凥股膝髀腨胻足病。”又：“则腰凥痛，屈伸不利。”《灵枢·本藏》说：“肾下则腰凥（原误为‘尻’，今改）痛。”“肾偏倾则若腰凥（原误为‘尻’，今改）痛也。”《灵枢·九针论》说：“腰凥（原误为‘尻’，今改）下窍应冬至。”《通俗文》卷上说：“凥（原误为‘尻’，今改）骨谓之八髎。”《埤仓上》说：“凥（原误为‘尻’，今改）骨谓之八髎，一曰夜蹄。”《类篇·骨部》说：“髎，怜萧切，髋骨名，一曰马胯上骨为八髎，又离昭切。凥（原误为‘尻’，今改）骨谓之髎。”《集韵·去声下·三十四啸》说：“髎，马凥（原误为‘尻’，今改）骨谓之八髎。”《仓颉篇》卷中说：“髁，凥（原误为‘尻’，今改）骨。”《三仓上》说：“髁，凥（原误为‘尻’，今改）骨也。”《埤仓上》说：“髋，凥（原误为‘尻’，今改）也。”《三仓上》说：“凥（原误为‘尻’，今改）髋也。”《玉篇·肉部》云：“宽，口丸、孔昆二切，凥也，正从骨。”《龙龛手镜·骨部·平声》说：“髋，苦官反，凥（原误为‘尻’，今改）也，髀上也，凥音九鱼反。”《龙龛手镜·骨部·平声》说：“骨可，髋骨，髀上凥即为腰骨也。”《类篇·骨部》说：“髋，枯昆切，《博雅》：‘髋，凥（原误为‘尻’，今改）也，又枯官切。’《说文》：‘髀上。’”《集韵·平声二·二十三魂》说：“髋，《博雅》：‘髋，凥也。’一曰‘髀上’或从骨。”还有 ”也是“凥骨”之名，《龙龛手镜·骨部·平声》说：，上宅江反，下苦江反，，凥骨也。”《广韵·上平声·四江》说：，，凥骨。”又说：，，凥骨。”《类篇·骨部》说：，枯江切，，凥骨名。，傅江切，，凥骨。”尻非骨名，《类篇》切音是，“尻”字乃“凥”字之误。

《备急千金要方》卷五上第一说：“凡生后……百八十日凥（原误为‘尻’，今改）骨成，能独坐。”又卷五上第二说：“凥（原误为‘尻’，今改）骨不成者，能倨而死。”正说明“凥骨”与“人体坐势”有关。以“凥”之为音“居”，而“居”乃今之“坐”也。段玉裁《说文》“凥”字下注曰：“凥几者，犹言坐于床。”可证。是故西医学上将此骨译为“坐骨”也。

次言“尻”字。“尻”字上为“尸”字，而下作“九”字，“尸”即“人”字。《素问·三部九候论篇》说：“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说文·九部》说：“九，阳之变也，象其屈曲究尽之形，凡九之属皆从九。”《列子·天瑞》说：“九（原衍‘变’字，今删）者，究也。”《说文·穴部》说：“究，穷也。”“穷，极也。”《广雅·释诂》卷四下说：“极，高也。”《玉篇·穴部》说：“究，居宥切，深也，穷也。”《仪礼·观礼》说：“深四尺。”郑玄注：“深，谓高也，从上曰深。”俗语犹言“高深莫测”。从下视上曰高，从上视下曰深。是“九”字具有“高”“深”二义也。故《释名·释形体》说：“尻，廖也，尻所在廖牢深也。”《一切经音义》卷五十四说：“尻，考高反。《考声》云：‘尻，隐处也。’《仪礼》云：‘两陛属于尻也。’《说文》云：‘从尸，九声。’”《一切经音义》卷九十二说：“尻，考高反。”《考声》云：“谷道也。”《说文》：“从尸，九声。”《说文·肉部》云“脽，也。”下颜师古注：“脽，臀也，本《说文》也，浑言则尻为一。《尸部》曰：‘尻，也。’《朔传》曰‘尻益高’是也；析言则统之，尻乃近秽处，今北方俗云‘沟子’是也。连脽尻者，敛足而立之状。《汉武帝纪》‘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如淳曰：‘脽者，河之东岸特堆。’《魏土地记》云：‘河东郡北八十里有汾阴城，北去汾水三里，城西北隅有脽丘。’”又《说文·邑部》说：“郑，河东临汾地，从邑，癸声。”段玉裁注：“今山西平阳府太平县县南三十五里临汾故称是也。《汉武帝》：‘元鼎四年，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如淳曰：‘脽者，河之东岸特堆堀，长四五里，广二里余，高十余丈，汾阴县治脽之上，后土祠在县西，汾在脽之北，西流与河合也。’师古曰：‘以其形高起如人尻脽，故以名云。’”《广雅·释亲》说：“臀为之脽。”王念孙疏证：“《释名》云：‘臀，殿也，高厚有殿鄂也。’《说文》：‘脽，尻也。’《汉书·东方朔传》‘连脽尻’，颜师古注云：‘脽，臀也。’”《素问·脉解篇》云：“肿腰脽痛。”脽者，高起之名。《汉书·武帝纪》云：“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如淳曰：‘脽者，河之东岸特堆崛高十余丈。’”《急就篇》卷三说：“尻髋脊膂腰背吕。”颜师古注：“尻，脽也。”《太素·经脉连环》说：“从腰中，下贯屯。”杨上善注：“臀音屯，尻之厚肉也。”厚亦高也。《国语·周语下》说：“其母梦神规其臀以墨。”韦昭注：“臀，尻（原误为‘凥’，今改）也。”《素问·水热穴论篇》说：“尻（原误为‘凥’，今改）上五行、行五者，此肾俞。”

《一切经音义》卷七十五说：“尻，苦高反。《韵诠》云：尻，臀肉（原误为‘内’，今改）也。’”《素问·五常政大论篇》说：“反腰脽，动静不便也。”王冰注：“脽，臀肉也。”《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说：“腰脽重，强内不便。”王冰注：“脽，谓臀肉也。”

九之数有“高”义，今与鼻连而为“鼽”，《太素·经脉连环》“大肠手阳明之脉”句下杨上善说：“鼻孔引气，故为鼻也，鼻形为鼽也。”于“胃足阳明之脉”句下杨上善注说：“然鼻以引气也，鼽，鼻形也。”《太素·气府》“面颧骨空各一”句下杨上善注说：“鼽，渠留反，鼻表也。”《太素·经筋》“下结于鼽”句杨上善注说：“鼽中出气之孔，谓之鼻也，鼻形谓之鼽也。”鼻高起故鼻谓之鼽也。《广雅·释亲》卷六下说：“《易乾凿度》‘观表出准虎’，郑注云：‘准在鼻上而高显则隆准之准。李斐训为鼻，文颖音准的之准皆是也……’《灵枢·五变》云：‘颧骨者，骨之本也，颧大则骨大，颧小则骨小。’字通作权。《中山策》云‘眉目准权衡’是也。《说文》云：，权也。’《夬九三》云‘壮于’，释文：，翟云面颧颊间骨也。’郑作，蜀才作仇，《素问·气府论篇》作‘鼽’。并字异而义同。颧一声之转。权者，平也，两高相平谓之权，犹双阙谓之观也。亦高也。”《说文》云：“‘馗，高也。’义与相近。”《素问·气府论篇》说：“鼽骨下各一。”王冰注：“谓颧髎二穴也。鼽，也。，面颧也，在面骨下陷者中。”《素问·金匮真言论篇》说：“故冬不按，春不鼽衄。”王冰注：“衄，谓鼻中血出。”《吕氏春秋·季秋纪·季秋之月》说：“季秋行夏令……民多鼽窒。”高诱注：“火金相干，故民鼽窒，鼻不通也。”《素问·气交变大论篇》说：“咳而鼽。”王冰注：“鼽，鼻中水出也。”是鼽、、字异而义同也。综上所述，凥骨是一骨节名词，而尻则统言也，以尻之数九，有高，深两义，比鼻则为鼽，假借则为矣。

4.考“ ”

”之为字，“从宀”而“免声”，形声字也。《说文解字》一书漏收，故今人多不识，而误读为“冤枉”之“冤”。绝对误甚！

在中医药文献里，《黄帝内经·素问》中，每有用“ ”字者，如《阴阳应象大论篇》说：“齿干，以烦腹满死。”《玉机真藏论篇》说：“脾传之肾，病名曰疝瘕，少腹热而痛。”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中原书局石印本《黄帝甲乙经》卷八第一上载此文作“少腹烦而痛”。《疟论篇》说：“阴气先绝，阳气独发，则少气烦。”《气交变大论篇》说：“岁木太过……飧泄食减，体重烦。”“岁土太过……清厥，意不乐，体重烦。”“岁金太过……肃杀而甚，则体重烦。”“岁水不及……烦。”《示从容论篇》说：“肝虚，肾虚，脾虚，皆令人体重烦。”又说：“咳嗽烦者，是肾气之逆也。”等等。其后医者亦有用 ”字者。《金匮要略·疟病》说：“则热而少气烦。”（元刊本、俞桥本、赵开美本皆作 ”）《针灸甲乙经》卷七第五亦说：“则热而少气烦。”[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中原书局石印本《黄帝甲乙经》]《诸病源候论·蛊毒病诸候上·蛊毒候》说：“昔有人食新变鲤鱼中毒，病心腹痛，心下硬，发热烦，欲得水洗沃。”《外台秘要·毒蛊杂疗方五首》说：“《小品》……治有人食新变鱼取饱中毒，病心腹痛，心下坚，发热烦，欲得水沃身。”《外台秘要·许仁则疗霍乱方三首》说：“干霍大小便不通，烦欲死。”等文皆是。且在中国古代文史典籍里，用 ”字也不乏其例。《楚辞·九章·抽思》说：“烦瞀容，实沛徂兮。”《九章·思美人》说：“蹇蹇之烦兮，陷滞而不发。”《七谏·谬谏》说：“心悇憛而烦兮，蹇超摇而无冀。”《哀时命》说：“魂眇眇驰骋兮，心烦之忡忡。”（均见《四部丛书》本）《文选·宋玉风赋》说：“勃郁烦，冲孔袭门。”《文选·嵇叔夜琴赋》说：“怫烦，纡馀婆娑。”《晋书·孝愍帝纪》说：“枕戈烦，肝心抽裂。”《陈书·本纪·世祖》说：“穷酷烦，无所迨及。”《战国策·燕策》说：“何劳烦大王之廷也。”鲍彪注：“烦，也。”此以 ”字释“烦”字也。

《吕氏春秋·孟春纪·重己》说：“味众珍则胃充，胃充则中大鞔，中大鞔则气不达。”高诱注：“鞔读曰懑。不胜食气，为懑病也”。“鞔”，“从革，免声”， ”，“从宀，免声”，二字俱皆“免声”，例得通假。然“免”者，《礼记·檀弓上》说：“檀弓免焉。”陆德明释文：“免，音问。”《礼记·檀弓下》说：“袒免哭踊。”郑玄注：“免，音问。”问，懑声近。《说文·心部》说：“懑，烦也，从心满。”上引鲍彪注《战国策》以 ”字释“烦”，此又以“烦”字释“懑”，是 ”（“鞔”，“懑”）、“烦”二字义通，叠词同义也。段玉裁注此文说：“烦者，热头痛也，引申之，凡心闷皆为烦。《问丧》曰：‘悲衰老懑气盛。’古亦假满为之。满亦声。《广韵》：‘莫旱切’，大徐‘莫困切。’”其“懑”借作“满”者，《素问·热论篇》说：“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素问·痹论篇》说：“肺痹者，烦满喘而呕。”是其例也。

《灵枢》全书无 ”字，皆作“悗”。《灵枢·寒热病》说：“舌纵涎下，烦悗，取足少阴。振寒，洒洒鼓颔，不得汗出。腹胀、烦悗，取手太阴。”史崧音释：“悗，音闷。”《灵枢·热病》说：“热病身先涩，倚而热，烦悗。”《灵枢·胀论》说：“脾胀者，善哕，四肢烦悗。”《灵枢·血络论》说：“发针而面色不变而烦悗者何也？”又：“刺之血出多，色不变而烦悗者，刺络而虚经，虚经之属于阴者阴脱，故烦悗。”悗，《黄帝内经·太素》又作“烦悗”，又作“烦 ”，如《太素·营卫气行》说：“清浊相干，乱于胸中，是谓大。”杨上善注：，音闷。”《黄帝内经·太素·脉论》说：瞀。”杨上善注：，音闷也。”《黄帝内经·太素·诸风数类》说：“腠理开则洒然寒闭，闭则热而。”杨上善注：“腠理闭塞，内壅热闷。”《黄帝内经·太素·五藏热病》说：“心热病者……热争则卒心痛，烦善欧。”杨上善注：“故热甚心痛，烦善欧。”

上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齿干，以烦腹满死。”而《黄帝内经·太素·阴阳大论》载此文作“干齿，以烦悗腹满死”。杨上善注：“热以乱神，故烦闷。”《针灸甲乙经》卷六第七亦作“齿干，以烦闷腹满死”也。可见《素问》之 ”，《灵枢》之“悗”，《针灸甲乙经》之“闷”，三字可通也。且《灵枢》“悗”字，史崧《音释》、杨上善《太素》注皆说“音闷”。其 ”者，即将“悗”之“心旁”移于“免”之“下方”，故杨上善注亦谓，音闷也”。《说文·心部》说：“闷，懑也，从心，门声。”门、免声近也。在此，“”“鞔”“悗”“ ”等四字是乃“声训”而俱读“免声”，“懑”“闷”亦读“莫困切”而“满”则为“懑”字之借用。是 ”“鞔”“悗”“ ”“懑”“闷”“满”形虽有七，而其义则一也。

《说文·兔部》说：“冤，屈也，从冂兔，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读“于袁切”，为“冤枉”之“冤”，是一个会意字，与 ”字异，二者不可混同也。

5.“痓”非“痉”的俗体字

本刊《中医药通报》2005年第1期刊载了李怀之同志所写《中医古籍中“痉”作“痓”之原因考》一文，认为“痓”为“痉”之俗写，其一则曰“笔者认为，‘痓’实为‘痉’的俗字，所谓俗字，是指与正字相对而言的主要流行于民间的通俗字体”；再则曰“因此笔者以为，医书中出现的‘痓’实为‘痉’的俗写字变体”；三则曰……可见作者非常自信地认定“痓”就是“痉”的俗体，殊不知“痓”“痉”二字各有自己的义训，是不同的两个字。古医书上不少“痉”字之所以成为“痓”字者，乃由于“痉”“痓”二字因形近而致误也。下面我们就来谈谈“痓”字并不是“痉”之俗体字。

众所周知，汉字的构成，都是具有“形”“音”“义”三要素的。因而，俗体字和它的本字，应该只有“形”的差别，而“音读”和“义训”都相同才有可能。否则，必不成其为俗体字也。然考后汉许慎《锐文·疒部》说：“痉，疆急也，从疒，声。”而无“痓”字。其“痓”字首见于魏·张揖《疒雅·释诂》，说：“痓，恶也。”梁·顾野王《玉篇·疒部》说：“痉，渠井切，风强病也。”“痓，充至切，恶也。”《疒韵·上声·四十静》说：“痉，风强病也，巨郢切。”同书《去声·六至》说：“痓，恶也，充自切。”《集韵·上声·四十静》说：“痉，巨井切，《说文》：‘疆急也。’”又其书《去声·六至》说：“痓，充至切。《博雅》‘恶也’，一曰风病。”《类篇·疒部》说：“痉，巨井切。《说文》：‘疆急’，‘痓’，充至切。《博雅》‘恶（也）’，一曰风病。”“疆”“强”字同。《博雅》即《疒雅》。是“痉”训“强急”，而音“巨井切”。据《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诸痉项强，皆属于湿”，则此“强急”为“项背强急”也，“痓”则训“恶”而言“充至切”。“痉”“痓”二字的“义训”“音读”皆不同，故当各为独立的字，“痓”字必不为“痉”的俗体字无疑，惟“痓”之训“恶”义不甚明，以致文章作者提出了“至于《疒雅》的作者为何将‘痓’释为恶义，却不得而知”。然根据文字“六书”规律，此“痓”当为“形声字”，从“疒”而“至”声。《说文·疒部》说：“疒，倚也，人有疾病也，象椅箸之形，凡疒之属皆从疒。”“痓”字《疒雅》训为“恶”，《玉篇》《疒韵》《集韵》《类篇》等字书皆随之，字义训“恶”而字形则从“疒”，其“恶”为“疒之属”则为“恶病”矣，《龙龛手镜·疒部·去声》“痓”字下引《玉篇》说“音积，恶病也”，正作“恶病”，可证。何谓“不得而知”？惟“恶病”之称，古有三焉：一者，指疫病，流行病也，《说文·疒部》说：“疠、恶疾也。”段玉裁注：“今义……训疠为疠疫，古多借厉为病。《公平传》作，何注云：者疾疫也。’”是。二者，指麻风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伯牛有恶疾”是。三者，指小儿痫证，《备急千金要方》卷五上第三说“夫痫，小儿之恶病也”是。此“痓”字所体现的恶病，既非疫厉之恶病，也非麻风之恶病，实乃小儿痫之恶病也。请看《甲乙经》卷四第一下说：“心脉满大，痫痓筋挛，肝脉小急，痫痓筋挛。”两“痓”字《素问·大奇论篇》皆作“瘛”，说“心脉满大，痫瘛筋挛，肝脉小急，痫瘛筋挛”，而《脉经》卷五第五则皆作“瘛”，说“心脉满大，痫瘛筋挛，肝脉小急，痫筋挛”，《玉篇·疒部》说“瘛，小儿瘛疭病也，瘛，同上”。是“痓”“瘛”“瘛”，三者形虽异而义则同也。《说文·疒部》说：“瘛，小儿瘛疭病也。”段玉裁注：“今小儿惊病也。瘛之言掣也，疭之言纵也。”《急就篇》卷四说：“痈疽瘛疭痿痹。”颜师古注：“瘛疭，小儿之疾，即今痫病也。”《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亦有“风温之为病……剧则如惊痫，时瘛疭”之文，所谓“时瘛疭”者，今谓之“阵发性抽搐”也。“抽搐”乃痫病的主要证候，为“动象”。《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风胜则动。”而“动”为“风”象，故《集韵》有“一曰风病”之说。据此，则“痓”为“瘛”的异体字，而非“痉”的俗体字，殆无疑义矣。痉病是以项背强急，甚至角弓反张为主，时或见有肢体抽搐；痫病则以突然僵仆、口吐泡沫、肢体抽搐为主，时或角弓反张。但二者的症状区别在于，如《诸病源候论·小儿杂病诸候·风痫候》所说：“病发时，身软时醒者，谓之痫；身强直反张如尸，不时醒者，谓之痉。”

《说文》为《说文解字》一书的简称，乃后汉·许慎著。书中无“痓”字，可能正表明“痓”之为字乃晚出，故早于《说文》的《黄帝内经》中不当有“痓”字，今本有“痓”字者，乃后世转抄而误“痉”为“痓”也。以“痉”字行书作“痉”而与“痓”形近易误所致。如《素问·气厥论篇》说：“传为柔痓。”王冰注：“痓谓骨痓而不随，气骨皆热，髓不内充，故骨痓强而不举。”王注正是“痉”字之义。可见此“痉”误为“痓”是在王冰之后矣。又如《素问·厥论篇》说：“发喉痹嗌肿，痓。”新校正云：“全元起本‘痓’作‘痉’。”则可见《素问》王次注本此“痉”误为“痓”，在王冰之后、林亿等新校正之前，而全元起本不误仍作“痉”也。还有《黄帝内经太素·经筋篇》说：“病在此者主痫瘛及痓。”杨上善注：“痓，擎井反，身强急也。”杨注之音读、义训皆为“痉”字，则此“痉”字误为“痓”是在杨上善之后也。《灵枢·经筋》载此文正作“病在此者主痫瘛及痉”。惟《素问·五运行大论篇》中“其病痓”的“痓”字当不为误，以其篇著于三国时也。我在以前写《运气七篇成书年代考》时，曾误信新校正谓此“运气七篇”，“乃《阴阳大论》”之说，将其成书下限定在东汉末年，其实应定在三国时为妥。三国时道教人士撰写的《神农本草经》一书则数用“痓”字矣。至于后汉·张仲景所著《伤寒论·辨痉湿暍病脉证》篇中的“痉”字亦皆作“痓”者，南宋金人成无己在其第一条“伤寒所致，太阳痓湿暍三病，宜应别论，以为与伤寒相似，故此见之”文下，已指出其误。成注说：“痓，当作痉，传写之误也。痓者，恶也，非强也。《内经》曰：肺移热于肾，传为柔痉，柔为筋柔而无力，痉为骨痉而不随，痉者强也，《千金》以强直为痉。《经》曰：颈项强急，口噤，背反张者，痉。即是观之，痓为痉字明矣。”从而可知《伤寒论》该篇之“痉”误为“痓”已在成无己之前矣，而《康平本伤寒论》该篇“篇题”下有小注曰“一本作痉”，是日本康平年间尚有作“痉”而不误的《伤寒论》传本。该文作者因误信自己所说“痓”为“痉”的俗体字，遂混淆了“误字”和“俗体字”的区别，以致把古贤的正确注解，概斥之为“不识‘痓’为‘痉’字的俗写字体”而给以否定，殊不知“痉”“痓”二字的“形”“音”“义”三者皆不同，“痓”是“痓”，“痉”是“痉”二者各自独立成字，而绝对不可能是一字的“正体”“俗体”也。

6.《甲乙经》析疑五则

《甲乙经》一书，乃《针灸甲乙经》之简称，为晋代皇甫谧据《素问》《针经》《针灸治要》三书内容除去重复重新归类编撰而成，是针灸学的一部宝贵典籍。由于年代久远，文字错简脱落者有之，亥豕鲁鱼者有之，字形义训变迁者亦有之，今人一般很难通读之，必须采用研究古籍方法始可奏效。兹且将其疑点写出“析疑五则”，以就正于海内同道。

析疑一

《甲乙经》卷二第一上说：“肝足厥阴之脉，起于大指丛毛之际，上循足跗上廉，去内踝一寸，外踝八寸交出太阴之后，上腘内廉，循阴股入毛中，环阴器，抵少腹，侠胃属肝络胆，上贯膈……与督脉会于巅。”新校正注：“一云‘其支者，从小腹与太阴、少阳结于腰髁夹脊下第三、第四骨孔中’。”

按　此“肝足厥阴之脉”中经文有脱误，见本文新校正注及《素问·刺腰痛篇》王冰注。王冰在“厥阴之脉，令人腰痛，腰中如张弓弩弦”下注说：“足厥阴脉循阴股，环阴器，抵少腹，其支别者，与太阴、少阳结于腰髁下狭（侠）脊第三第四骨空中。”是“足厥阴经脉”脱去了“一条支脉”之文，当于“与督脉会于巅”6字下，补入“其支者，从少腹与太阴、少阳结于腰髁下侠脊第三第四骨空中”等25字。否则，肝脉“是动则病腰痛不可以俛仰，丈夫疝，妇人少腹肿”等病候，则无理论依据矣。所谓“腰髁下侠脊第三第四骨空中”，即腰骨下方凥骨的中髎、下髎二穴也。

另：此文“外踝八寸交出太阴之后”之“外”字，亦为“上”字之误，当改正之。

析疑二

《甲乙经》卷二第六说：“病在此者，主瘈及痓。”

按　此“ 瘈”之“瘈”，《灵枢·经筋》载之作“瘛”，《素问·玉机真藏论篇》说：“病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瘛。”《甲乙经》卷八第一上载之则作“瘈”。是“瘈”“瘛”两字同也。所谓“瘈”者，惊“瘈疭”也，《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有“剧则如惊，时瘈疭”之语，然此文“痓”则为误。“痓”字不见于《说文》，其首先见于张揖之《广雅》。《广雅·释诂篇》说：“痓，恶也。”字从“疒”而训“恶”，其为“恶病”之义矣。小儿惊，正是恶病之一。《素问·大奇论篇》说：“心脉满大，瘛筋挛，肝脉小急，痓筋挛。”而《甲乙经》卷四第一下则作“心脉满大，痓筋挛。肝脉小急，痓筋挛”。其两“瘛”字皆作“痓”，是“痓”乃“瘛”后起之异体字，不得与“瘈”并出。此文“痓”“瘛”二字并出而作“主瘈及痓”者，则义为複也，古人必不为此句，是“痓”字必为讹误无疑。考《灵枢·经筋》原文此字本作“痉”，《说文·疒部》说：“痉，强急也。”《玉篇·疒部》说：“痉，风强病也。”是“痉病”以“身体强急”为主证，不与瘈”同也。

析疑三

《甲乙经》卷五第三说：“邪客于足太阴之络，令人腰痛引少腹，不可以仰息，刺其腰尻之解两胂之上，是腰俞。”

按　此“刺其腰尻之解”之“尻”必为误字。其“尻”字之义，据刘熙《释名·释形体》说：“尻，廖也，尻所在寥牢深也。”则为人体“屁股沟子”。据许慎《说文·尸部》说：“尻，脽也。”则为人体“整个臀部”，皆不涉于骨，与“骨间曰解”不合。其“尻”字乃是“凥”字因形近而致误也。凥，为人身一骨之名。凥骨正在腰骨下方，合乎《素问》王冰注“腰凥骨间曰解”也。凥骨有八骨空左右并列，即上髎、次髎、中髎、下髎等，所谓“八髎穴”也。《素问·骨空论篇》说：“凥骨空，在髀骨之后相去四寸。”王冰注：“是谓凥骨八髎穴也。”故《通俗文》亦说：“凥骨谓之八髎。”《备急千金要方·小少婴孺方上》谓小儿“百八十日凥骨成，能独坐”（今《通俗文》《千金要方》“凥”亦均误为“尻”），是“凥骨”则主“人之坐”也，故“凥”义训“坐”，《孝经》中有“凥，吾语女”之语，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说：“坐，我告诉你。”

在《甲乙经》一书里，其“凥”字误为“尻”字者甚多，如卷二第一上“项背腰尻腘踹（当作‘腨’）脚皆痛”之“尻”。卷九第八“引项背尻脊如肿状”之“尻”，刺（腰）尻交者两踝（当作“髁”）肿上之“尻”，“腰尻中寒”之“尻”，“尻脊股臀阴寒大痛”之“尻”。卷十第一下“尻不举”之“尻”，卷十第二“腰尻复痛”之“尻”，“脊背尻重”之“尻”，卷十一第二“腰尻重”之“尻”，卷十一第九下“腰尻下窍应冬至”之“尻”等等，皆为“凥”字之误，宜改正之。这正表明若干年以前，人们已不识“凥”字矣！凥，今则通借“居”为之，从而“居”行而“凥”废矣！

析疑四

《甲乙经》卷八第一说：“脾传之肾，病名曰疝瘕，少腹烦而痛，汗出，一名曰蛊。”

按　字书无 ”字，《尔雅》《说文解字》《释名》《方言》《广雅》《玉篇》《广韵》《集韵》《类篇》等等皆漏收 ”字，然古籍中又每有用之者，在《素问》一书中就有多见，如《阴阳应象大论篇》说：“齿干以烦。”《玉机真藏论篇》说：“少腹热而痛。”《疟论篇》说：“则少气烦。”《气交变大论篇》说：“岁木太过……体重烦。”“岁金过……则重烦。”“水不及……烦足痿。”《示从容论篇》说：“皆令人体重烦。”“咳嗽烦者，是肾气之逆也。”《楚辞》《文选》等古文献中亦有用 ”者，且 ”字之用，常与“烦”字相连而结为“烦 ”之词也。其 ”之为字，为“从宀”而“免声”，则其读音与义训从而可知矣。 ”字从“免声，与“悗”字从“免”相同，两字俱谐“免”声，例得通假。《灵枢》无 ”字，故《素问》之 ”，即《灵枢》之“悗”字也。《灵枢·寒热病》说：“舌纵涎下，烦悗。”《灵枢·血络论》说：“阴脱，故烦悗。”史菘音释并谓“悗，音闷”。其实，音、义皆可同“闷”。悗从“忄”，闷，从“心”，“忄”“心”同。悗，“免”声，闷，“门”声，“免”“门”声近。故“悗”“闷”两字形虽异而字则同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之“齿干以烦 ”句，《甲乙经》卷六第七载之即作“齿干以烦闷”，可证。今则通谓之“烦闷”矣。今人不识 ”字，多误读为“冤枉”之“冤”，殊不知“ ”字下半作“免”，而“冤”下半作“兔”，两字形义各别，何得相混？前不久报载有人说：“宋人不识字。”据此，则今人之不识字者多矣！

析疑五

《甲乙经》卷十二第四说：“阴阳，阴阳相交，阳入阴出，阴阳交于兑眥，阳气绝则瞑，阴气绝则眠。”

按　此“阴阳交于兑眥”之“兑”，误，当作“内”。《灵枢·脉度谓“阴脉”乃“少阴之别”，起于然骨之后，上“属目内眦，合于太阳阳而上行”。是阴、阳交合于目内眦无疑。此作“交于目兑眦”者误也。

又此文“阳气绝”“阴气绝”之两“绝”字非“断绝”之“绝”，皆当读为“极”。《说文·水部》说：“荥，绝小水也。”段玉载注：“极小水也。”《备急千金要方》所载“五劳七伤六绝”之文，即言“五劳七伤六极”也。以“绝”“极”两字声转可通也。极，犹“盛”也，《灵枢·寒热病》载此文作“阳气盛”“阴气盛”是其义也。

此“阳气绝”读为“阳气极”，乃谓“阳气盛”也。其“阳气盛则瞑”之“瞑”字必为“瞋”字之误，观下句“阴气盛则目合而为之眠”，则此句“阳气盛自当是目张而不能眠”也。《甲乙经》卷十二第三说：“今邪气客于五藏，则卫气独营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是气盛，阳气盛则阳满，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故目不得眠。”是其证。且《灵枢·寒热病》载此文正作“阳气盛则瞋目，阴气盛则瞑目”。瞑，与“眠”通。

临床研究

一、《黄帝内经》理论与临床

1.诸气郁，皆属于肺

案例：某女，54岁，家庭主妇，1966年5月就诊。患肺痈多年，前不久因母子不和，而服敌敌畏欲自尽，被邻居发现送某医院洗胃抢救。脱离危险后，腹部胀大如鼓，遂来就诊。诊时见咳嗽，微引胸中疼痛，唾脓液痰，气味腥臭，口中干燥，小便黄，脉微数。病乃肺部痈脓，失于主气。治宜清肺解毒，排泄痈脓，拟苇茎汤合桔梗汤加味。药用：苇茎30克，薏苡仁10克，冬瓜仁15克，桔梗10克，甘草10克，鱼腥草15克，大贝母10克，桃仁10克（去皮尖，炒打）。上8味，加水适量，煎汤，取汁，去渣，日1剂，分2次温服。药服3剂后，腹胀消失，咳嗽减轻。继服6剂而病愈。

按　风热邪毒伤肺，血脉瘀滞，蓄结痈脓，则咳引胸中痛而唾腥臭脓液痰，且脉微数。邪毒伤于血脉，不在气分，故口中干燥而不饮水。肺为水之上源，水源不清，则小便为之变黄。肺主一身之气，蓄结痈脓，则失其主气之用，其所服之敌敌畏虽洗除，然被药毒所伤之气机难复，气机壅塞，故腹部胀大如鼓。此时如宽中利气消腹胀，其药温燥之性必有害于蓄结痈脓之肺脏，遂本《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诸气郁，皆属于肺”之旨，仍拟苇茎汤合桔梗汤加味以治肺痈且消腹胀。方以苇茎为君，佐以鱼腥草、甘草清热解毒；薏苡仁、冬瓜仁、桃仁、桔梗化瘀排脓；大贝母化痰开郁结。共奏清热解毒、排脓开结之效。

2.诸风掉眩，皆属于肝

案例：某女，40岁，住湖北省随州市某镇，家庭妇女，1993年秋末某日就诊。3日前，在月经期间入河水中洗衣被，从而发病，开始恶寒发热，月经亦止而停潮。经治疗未效，3日后其寒热自罢，旋即转为头目眩晕，不能起床，目合不语，时而睁眼暂视周围而遂闭合，目光如常，脉细沉涩。乃正虚血瘀，风木上扰。治宜滋水涵木，祛瘀息风，方用左归饮加味。药用：熟地黄15克，山药12克，山茱萸12克，茯苓12克，炙甘草9克，枸杞子12克，车前子9克，五味子6克。以水煎服，日2次。

第2天复诊。服上方1剂，即大便下血而诸症遂失，神清人慧。仍拟上方1剂续服，以巩固疗效。

按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说：“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肝在五行属木而主风，有疏泄之用，藏血而司月经。经为血，喜温而恶寒。患者月经期间，于秋凉时入河水中洗衣被，水寒外浸。《素问·离合真邪论篇》说：“寒则血凝泣”，血气因寒而凝泣不流，则月经停止；寒邪外伤而营卫不和，则恶寒发热。患者正气素虚，3日后邪气乘虚入深，外则营卫自调而寒热退，内则血气凝瘀而肝木不疏泄，且失其藏血之用，遂致木郁生风，风邪上扰清窍而头目眩晕。晕甚则不能起床，目瞑不欲语。肝肾虚弱，则脉见沉细；血气凝瘀，故沉细脉中又兼涩象。其血瘀未久，尚未坚结，且正气衰弱，不耐攻破，故治宜扶正以祛邪，助肝气以复其疏泄之用，则血活瘀行，风歇止而眩晕自愈。然肝木乃生于肾水，肝气盛常有赖于肾气旺，故治本于“虚则补其母”之法，用左归饮方加五味子、车前子滋水涵木，补肾以养肝。服药后，肝旺而疏泄之权复，瘀不能留，故从大便下出而诸症咸退，病遂告愈。

3.神有余则笑不休

案例　某男，40岁，住湖北省枣阳市某区镇，干部，1975年4月某日就诊。患高血压病已多年，忽于2周前发生时而无故微笑，自己明白而不能控制，形体胖，头部昏闷，口干，舌苔厚腻而黑，脉象弦数。乃痰涎沃心，神明失守。治宜化痰涎，泻心火，拟导痰汤加味。药用：胆南星10克，炒枳实12克，茯苓10克，法半夏10克，炙甘草6克，陈皮10克，大贝母10克，石菖蒲10克，黄芩10克，黄连10克，玄参10克。上11味，以适量水煎药，汤成去渣取汁温服，日2次。

按　《灵枢·九针论》说：“心藏神。”《素问·调经论篇》说：“神有余则笑不休。”心邪盛，则见时而无故发笑而不能自控。形体肥胖多属痰盛体质。痰浊郁结，清阳不升，津液不布，则头部昏闷，舌苔厚腻而口干，脉弦。痰郁化火，火极似水，故脉兼数象而舌苔兼黑色。《灵枢·癫狂》说：“狂者多食，善见鬼神，善笑而不发于外者，得之有所大喜。”喜则气缓，津聚为痰，痰涎沃心，发为狂证善笑。导痰汤方加味，用导痰汤化痰行气。加大贝母、石菖蒲开郁通窍，黄连、黄芩泻心火，以平心神之有余。《素问·藏气法时论篇》说：“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加玄参咸软，以遂心欲而滋水以制火。药服7剂，痰消火退，善笑遂已。

4.神不足则悲

案例：某女，55岁，住湖北省襄樊市，家庭妇女，1972年5月某日就诊。儿子溺死，又家中失火被焚，3天前发病，神识不聪，烦躁欲走，多言语，善悲哭，舌苔白，脉虚。某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乃心神虚馁，痰浊扰心。治宜补心神而化痰浊，拟涤痰汤。药用：法半夏10克，炒枳实12克，竹茹15克，胆南星10克，石菖蒲10克，陈皮10克，远志肉10克，炙甘草8克，党参10克，茯苓10克。上10味，以适量水煎药，汤成去渣取汁温服，日2次。

按　忧思过甚则气结聚液为痰，痰浊上扰，则心神虚馁而失守。《素问·调经论篇》说：“神不足则悲。”故其发病则善悲哭而脉见虚象。《难经·三十四难》说：“心色赤……其声言。”神明失聪，则精神恍惚而烦躁欲走，且多言语。涤痰汤方，用半夏、南星、竹茹、陈皮燥湿化痰，且陈皮同枳实行气以佐之，茯苓、甘草渗湿和中，以绝其生痰之源，党参、远志、石菖蒲补心安神，通窍益智。服药6剂，家中亦得到适当安慰而病遂愈。

5.肺合大肠，大肠者，传导之府

案例：某男，29岁，住湖北省枣阳市农村，农民，1950年10月就诊。发病2天，大便秘结。时欲大便而不得，左少腹有块状物移动疼痛，时向左侧腰部冲击，痛苦万状，小便黄，口舌干燥，脉缓。此乃肠胃燥结，传导失职。治本“通则不痛”之理，拟大承气汤方。药用：炒厚朴12克，炒枳实10克，芒硝10克，大黄（酒洗）10克。上4味，以适量水先煎前2味，待水减半加大黄微煎，去渣取汁，加芒硝于药汁中烊化，搅匀温服，日2次。

第2天复诊，服上方1剂，未见稍效，大便仍秘结不通，细审之则见其脉有涩象，改拟清燥救肺汤。药用：黑芝麻10克，党参10克，麦冬10克，霜桑叶10克，炙甘草10克，石膏10克，炙枇杷叶10克（去毛尖），杏仁10克（去皮尖，炒打），阿胶10克（烊化）。上9味，以水先煎8味，汤成去渣取汁，纳阿胶于药汁中烊化温服，日2次。

按　《素问·灵兰秘典论篇》说：“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大肠燥甚，津液亏少，无以濡润肠道，则大便坚干不得出，而为大便闭塞不通，气结滞于内，不能下行，不能行而欲行。欲行而又不能行，故左少腹有块状物移动疼痛。气不下通则向后，故其疼痛时冲击腰之部。津液不足，则见尿黄、口舌干燥而脉见缓涩。惟其大便闭塞不通，故患者痛苦万状。治初本“通则不痛”之理，径与大承气汤以通便攻下，奈其津液枯少，徒事攻下无益也，遂改为清燥救肺汤方，用黑芝麻、阿胶、麦冬养阴救液，党参益气补肺生津，石膏、霜桑叶清燥滋润，杏仁、枇杷叶以复肺之清肃下降功用，甘草调和诸药。共奏养阴、增液、补肺、清燥之效，以复肺脏敷布津液和肃降之职。《灵枢·本输》说：“肺合大肠。”《华氏中藏经》卷上第二十九说：“大肠者，肺之府也。”肺与大肠相表里，同主燥金，此治肺即所以治大肠，乃府病治脏之一例也。服药1剂则便通痛止而病愈。

6.心病者，舌卷短，颧赤

案例：某男，61岁，住武汉市汉口，离休干部，因病肺癌住某大医院高干病房治疗已半年余，1976年9月23日会诊。身热，神昏，喉中有痰，小便黄，口干，舌卷缩，其质焦红，脉细数。医院谓其舌缩为肺癌发展之必然结果，无法使其舌再为伸展，并断之曰“活不过十月一日”。乃邪热伤阴，阴气将竭。治宜育阴清热，利水化痰，拟猪苓汤加味。药用：滑石15克，茯苓10克，猪苓10克，泽泻10克，阿胶12克（烊化），猴枣0.6克（分两次以药汤冲服），竹沥20克（分两次另服）。以水煎前四物，待水减半，去滓，内阿胶烊化，温分二服，冲猴枣吞下，另服竹沥。药服两剂，则热退神清，其舌舒展，顺利度过十月一日。惜肺癌之病根未拔，故延活至十二月份逝世。

按　肺主敷布津液，肺气郁结，津液不布，则聚而生痰。肺为水之上源，源不清则流为之浊，郁热下灼，真阴被耗，故尿黄而口干，所谓“五藏所伤，穷必及肾”也。肾水将竭，无以上制心火，心主一身血脉而藏神，舌乃心之苗，心火内燔，故身热、神昏、舌卷缩而焦红，脉亦见细数。猪苓汤方，用阿胶育养其阴，滑石清肺热，且与茯苓、猪苓、泽泻利小便，一以去生痰之源，一以导邪热下出。猴枣、竹沥清热化痰，以补猪苓汤药效之不及，共奏育阴清热、化痰醒神之功。

7.代则取血络，而后调之

案例：某女，35岁，住武汉市武昌区，大学教师，已婚，1971年5月就诊。13岁月经初潮，每次潮前小腹疼痛，近3年来常发生心悸，胸满，代则乍间乍甚，时发时已，发则心悸，胸中满闷难受，脉则三至而停跳歇止一次，呈所谓“三联率”脉象，面色如常，病为经络脉血瘀，心神不安，治宜活血破瘀，拟以桃红四物汤加减。当归12克，川芎10克，制乳香10克，赤芍10克，红花10克，制没药10克，茯苓10克，丹参10克，五灵脂10克，桃仁10克（去皮尖，打），制香附10克上11味。以适量水煎药，汤成去渣取汁温服，日2次。

按　宿患痛经，且为月经潮前腹痛，乃血瘀胞中而然。《素问·评热病论篇》说：“胞脉者，属心而络于胞中。”是胞脉上通于心也。心藏神，其手少阴脉之别络起腕后入于心中，胞中瘀血波及心经别络，络血瘀积，心神不宁，则心为之悸；血为气之府，血瘀则气滞，气机不利，则胸中满闷。络脉有邪，而经脉涩滞，故见脉至而有定数歇止，是之为“代脉”也。桃红四物汤加减，以当归、川芎、赤芍、丹参养血活血，红花、桃仁、乳香、没药、五灵脂通络破瘀。气为血之帅，用香附行血中之气，以利气机而助血行，用茯苓以宁神。服药10余剂而病愈。

8.胆为怒

案例：某男，20岁。数年前曾发狂证多日，1966年11月其病复发，狂走妄行，善怒，甚至欲持刀行凶。同年12月5日就诊于余。见其哭笑无常，时发痴呆，伴头昏、耳鸣、失眠、多梦、心悸，两鬓有掣动感，两手振颤，淅然畏寒，四肢冷，面部热，口渴喜饮，大便秘结。唇红，苔白，脉弦细数。治以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去铅丹：柴胡12克，黄芩10克，法半夏10克，党参10克，生姜10克，大枣3枚（擘），桂枝10克，茯苓10克，龙骨12克，牡蛎12克，大黄8克。上11味，以适量水煎药，汤成去渣取汁温服，日2次。服药4剂，狂止症退，改以温胆汤加味：竹茹15克，茯苓10克，炒枳实10克，陈皮10克，龙骨12克，法半夏10克（打），牡蛎12克，炒枣仁10克，石菖蒲8克，龟甲10克，炙甘草8克。上11味，以适量水煎药，汤成去渣取汁温服，日2次。服药数剂，其病痊愈，至今未复发。

按　《素问·灵兰秘典论篇》说：“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灵枢·九针论》说：“胆为怒。”胆实痰郁，失其中正之用，无以正常决断，则善怒，甚则欲持刀行凶。胆主筋，司运动，其脉行于头面两侧，绕耳前后，故其狂走妄行，两手振颤，两鬓有掣动感而头昏、耳鸣。肝藏魂，胆为肝之府而为肝用，故失眠多梦。胆气通于心，心神失宁，故其哭笑无常，时发呆痴而心悸。胆气郁而不伸，其阳郁结于内，则面部热、口渴、大便结、唇红、脉弦细数。其阳不达于外，则四肢冷而淅然畏寒。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升发胆气、化痰定神明。服药后怒止症退，再以温胆汤加龙骨、牡蛎、石菖蒲利窍化痰安神而收功。

二、《伤寒杂病论》理论与临床

1.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

案例：某女，38岁，住湖北省随县某镇，家庭妇女。1953年春某日就诊。1年前开始发生月经错后，每次月经来潮皆愆期，或愆期数天，或愆期10余天，经色乌黑，半年后月经停止来潮。现月经停止半年，小腹部不温，四肢厥冷，苔薄白，脉沉涩细缓。乃肝寒脉凝，血行不通，导致月经停止，而病“闭经”。治宜养血通脉、温经散寒，拟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当归12克，桂枝10克，白芍10克，红枣4枚（擘），细辛6克，木通10克，炙甘草10克，吴茱萸10克，生姜10克。以上煎服，日2次。服药5剂病愈。

按　《素问·上古天真论篇》说：“女子……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王冰注：“所以谓之月事者，平和之气，常以三旬而一见也。故愆期者，谓之有病”。今月经愆期至六七个月而未一潮，其为闭经之病矣。《灵枢·五音五味》说：“冲脉，任脉，皆起于胞中。”冲为血海而为肝所主，肝居下焦，肝寒则所主之血海失其温养。《素问·举痛论篇》说：“寒气入经则稽迟，泣而不行。”故其小腹不温而月经始而愆期，继而闭止。阴血虚寒，不与阳气相顺接，故手足为之厥冷。血中阳气不足，血行不利，不能鼓脉外出，则脉见沉涩而细缓。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方，用当归、白芍、红枣活血养血，细辛温经散寒，桂枝通血分之阳，木通通经络之滞，甘草补中以益血气生化之源，吴茱萸、生姜以逐陈寒，共奏养血通脉之效。方中桂枝、白芍、甘草、生姜、红枣为桂枝汤，善和营卫，调和血气，复其阴阳顺接之常，使寒去脉通，厥回经潮，故服药5剂病愈。

2.厥者必发热，前热者后必厥

案例：某女，38岁，住湖北省枣阳市农村，农民。1950年10月某日就诊。发病10余日。开始恶寒发热，旋即恶寒已而发热3天，随即转为手足厥冷3天，又转为发热已4天，心中烦闷不舒，舌苔白，脉数。乃病入厥阴，厥热胜复，治宜寒热互投，拟乌梅丸方，改丸为汤服：乌梅12克，黄连10克，制附片8克，黄柏10克，干姜8克，桂枝8克，细辛6克，党参10克，蜀椒8克，当归10克。上10味，以适量水煎药，汤成去渣取汁温服，日2次。

按　病入厥阴，则随其厥阴之化。《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说：“帝曰：厥阴何也？岐伯曰：两阴交尽也。”两阴交尽谓之厥阴。厥阴为阴气将尽，阳气初生。然阴气将尽而未尽，阳气初生而未壮，居于阴阳进退之界，进则阳胜，退则阴胜。故厥阴为病，进则阳胜而发热，退则阴胜而手足厥冷，阴阳进退，则证见厥热胜复。《素问·六微旨大论篇》说：“厥阴之上，风气治之，中见少阳。”厥阴本风而标阴，中见少阳相火，今厥阴风火循手厥阴心包络经脉上扰心神，故心中烦闷不舒。寒热错杂，故舌苔白而脉数。乌梅丸方，寒热互投，以治其阴阳错杂。《灵枢·经脉》说：“酸生肝。”故用乌梅之酸以补肝体为君，当归养血以和肝。《素问·脏气法时论篇》说：“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用党参、甘草之甘以缓肝经之急迫。黄连、黄柏以泄阳热之邪。桂枝、蜀椒、干姜、附片、细辛以祛阴寒之邪。寒以泄热，温以祛寒，各自为功，两不相妨。改丸为汤者，丸缓而汤速也。服药1剂而病愈。

3.产后下利，虚极，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主之

案例：某女，35岁，1969年8月9日就诊。1969年8月5日发病，发热，下痢红白黏冻，且时伴以鲜血，一日达二三十次，里急后重，痛苦不堪，口渴欲饮水，恶心欲吐，食欲不振。经他医治疗未效而于8月9日就诊于余。诊见形体消瘦，精神困惫，舌苔黄，脉细数。此乃湿热郁遏肠道，气血郁滞，拟白头翁汤加味：白头翁12克，黄连10克，黄柏10克，广木香6克，秦皮10克，当归12克，炙甘草10克，地榆30克，阿胶12克（烊化）。上9味，以适量水先煎前8物，去渣取汁，纳阿胶于药汁中烊化，温服。服药1剂，大便转为正常，红白黏冻全无，里急后重消失，痢疾已愈。再以其方1剂取得疗效。

按　湿热郁遏，熏蒸于肠胃，腐败气血，奔迫于后阴，而为下痢红白黏冻，且时伴以鲜血。血气瘀滞，气机不畅，故里急后重，下痢一日夜达数十次。胃气失降，故恶心欲呕，且食欲不振。热盛于身则发热，口渴欲饮水，舌苔黄，脉细数，其病为湿热痢而热重于湿，治本《伤寒论·厥阴病》“热痢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下痢欲饮水者，以有热故也，白头翁汤主之”之法，以白头翁汤泄热燥湿，凉血解毒为主，加当归行血以愈便脓，加广木香调气，枳壳、桔梗疏利气机以除后重。服药2剂未见稍效，遂以其邪热过甚而减去疏利气机之桔梗、枳壳，加入槐花、地榆以增强凉血泄热之力。服药后，发热、口渴、恶心等症消失，食欲亦好转；但下痢红白黏冻伴鲜血之证不减轻，一日夜仍为数十次，里急后重，困惫不堪。舌苔黄，脉细数。此乃劳累体弱之故，遂本《金匮要略·妇人产后病》“产后下痢，虚极，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主之”之法，于上方减凉血之槐花，加入阿胶以养阴止血，炙甘草资汁补中，助正气以除湿热。患者虽非产后，但其痢前身体衰弱，与“下痢虚极”实为相似，故服药1剂，即正复邪退大便转为正常，红白黏冻全无，里急后重消失，痢疾告愈。

4.少阴病，下利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

案例：某女，48岁，1954年8月患痢疾，时缓时剧，绵延20年。经武汉、北京等地医院治疗未效，后剖腹探查诊断为结肠溃疡。

1974年6月就诊于余。诊见患者形体消瘦，食欲不振，面色少华，常畏寒；大便时下脓血，便色乌黑，下血前常有多汗、小腹急痛，但无后重感，大便无血时则稀溏而色如果酱，或带白色黏液。近来发生上腹部满胀，每于饥饿时刺痛，得食则减，遇寒则剧，口泛酸水。月经时断时潮，经前小腹刺痛，经色乌黑，脉沉迟细弱。治以桃花汤加味：赤石脂30克，干姜6克，党参12克，炒粳米15克，当归24克，川芎9克，炒白术12克，炙甘草9克，白芍15克，延胡索12克，红花9克，桂枝6克，蒲黄炭9克。上13味，以适量水煎药，汤成去渣取汁温服，日2次。服药5剂，大便基本成形，下血停止，便色转正常，汗出之症消失，畏寒减轻，精神、食欲、面色均好转，惟稍劳则小便遗出。仍拟原方去红花加炙黄芪12克。服6剂，诸症悉退，仅大便稍稀，仍以原方去桂枝、蒲黄炭，加山药12克、广木香4克以善其后。又服药11剂，大便完全恢复正常，食欲转佳，体重增加，形体渐盛，诸症减退，其病告愈。

按　患者脾肾虚寒，肠滑不固，故久久下痢以至20余年不愈，虽病痢而无后重感。气虚阳弱，则精神疲乏，食欲不振，面色少华，畏寒，痢前多汗或大便带白色黏液以及腹部饥饿则痛，遇寒则剧，口泛酸水，脉沉迟细弱。络伤血瘀，则大便色黑或如果酱，上腹部刺痛。月经前小腹刺痛，经色乌黑，亦为血瘀之征。病久则经血亏损，故形容消瘦。遂本《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下利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之法，以桃花汤涩肠固滑以止下痢，加党参、白术、炙甘草补脾益气，加当归、川芎、白芍、红花、延胡索、蒲黄炭养血活血、止痛止血，加桂枝通阳温经，以助血行。服后精神、食欲、畏寒、大便均好转，下血及汗出亦止，惟劳则小便遗出，故于方中减破血之红花，加炙黄芪益气补虚以固摄，继之再去温通止血之桂枝、蒲黄炭，加山药以益脾固涩，加广木香利气以防补药之壅。

5.水停心下，甚者则悸，微者短气

案例：某男，40岁，湖北咸宁供销社干部。1967年6月就诊。严重失眠已有数年，经常彻夜不能入寐，每晚必赖安眠药方能入睡。形容消瘦，心悸，胸闷短气，咳嗽，唾白色泡沫，脉结。此证乃水饮内结，阻遏卫阳，阳不交阴所致。治宜温阳祛饮，拟二陈汤合苓桂术甘汤加味：茯苓15克，炒白术10克，桂枝10克，炙甘草10克，制半夏10克，陈皮10克，牡蛎15克（先煎）。以水煎服，日服2次。嘱停服其他安眠药。第4天复诊，服上方1剂后，当晚停服安眠药即能入睡。连服3剂，感觉稍舒，要求加大药力，遂于原方以甘遂易甘草，拟方：茯苓15克，炒白术10克，桂枝10克，制半夏10克，陈皮10克，牡蛎15克（先煎），甘遂1.6克（研末，分两次冲服）。以水煎汁，冲服甘遂末，日2服。

按　《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说：“凡食少饮多，水停心下，甚者则悸，微者短气。”水饮内结阻遏胸阳则胸闷，滞碍息道则短气，水气凌心则心悸，饮邪犯肺则咳嗽唾白色泡沫。津液内聚为饮，无以充养肌肤，故形容消瘦。饮邪结聚于内，卫气行于阳不得入阴，以致无法成寐而失眠。方用白术、甘草、茯苓健脾行水，半夏、陈皮燥湿祛饮，桂枝温阳化饮，《金匮要略》所谓“温药和之”也。加牡蛎潜阳以交阴，故服药即能入睡。药服3剂又加大药力，原方中去甘草加甘遂末冲服，每服则大便泻水数次，使水饮从大便而去，故诸症皆退，脉之结象仍在，乃饮邪所结之窠囊未除，病将复发，后果然。

6.伤寒少阴寒化证治验

案例：某女，60岁，住湖北省枣阳市农村，家庭妇女。1950年12月某日就诊。发病已5日，卧床不起，时妄言语，多重复，语声低微，咳嗽唾白色泡沫，小便黄，手足冷，脉微细浮。先此两月见两颧色红如指头大。乃少阴伤寒，阴盛阳浮，治宜温阳行水，散寒止咳，拟真武汤加减。药用：附片10克，炒白术10克，茯苓10克，白芍10克，干姜10克，细辛6克，五味子8克，炙甘草10克。水煎服，日2次。

按　《伤寒论·辨少阴病脉证并治》说：“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所谓“但欲寐”者，病者昏睡，呼之则应，旋又昏睡，今谓之“半昏迷”也。邪入少阴，正气大伤，阳浮于上，神明失守，故其卧床不起，时妄言语，语声低微，微细之脉见于浮象之中。阴寒内盛，正阳被遏，则小便黄而手足冷。寒邪化饮，上逆犯肺，故咳嗽而唾白色泡沫。真武汤方用附片为君，以复其少阴真阳之功能而消阴寒之邪气；白术健脾培土以制水气；干姜、细辛、五味子止咳，且干姜、细辛气味辛温，可助附片散寒去饮；茯苓、白芍利小便，使附片温阳祛寒后，其毒从小便而去，不留于人体内为害；甘草调和诸药。共奏温阳行水、散寒止咳之效。其病此方治之可愈。唯其“两颧色红如指头大”之象已见两月，殆非佳兆。《灵枢·五色》说：“赤色出两颧，大如拇指者，病虽小愈，必卒死。”先父说：“年老人无故而两颧发红如指大，为命门相火动摇，活不过一年。”意其病此方治之虽可愈，而其寿命终不过一年之期也。后果然。

7.伤寒少阴热化证治验

案例1：某女，50岁，住湖北省枣阳市某乡镇，家庭妇女。1950年12月某日就诊。发病已数日，卧床不起，但欲眠睡，而又烦躁不得安卧，神昏，呼之则应，妄言胡语而作郑声，口舌干燥，小便黄，舌苔黑色而少津，脉微细数。乃热入少阴，水火未济，治宜滋水泻火，交通心肾，拟黄连阿胶汤。药用：黄连12克，黄芩10克，白芍10克，鸡子黄2枚，阿胶10克。以水煎三物，待水减半，去滓，纳阿胶烊化，小冷，再纳鸡子黄搅令相得，分二次服。另用犀牛角（今用水牛角代）加水磨汁一小酒杯，服之。

按　《素问·天元纪大论篇》说：“少阴之上，热气主之。”邪入少阴，病势己深，故其卧床不起，神昏但欲寐，且妄为言语，然呼之则应。少阴热化，真阴受灼，水火不相济，故心中烦、不得卧而小便色黄。少阴水亏，无以上布，则口舌干燥；少阴热盛，火极似水，则脉微细数，舌苔色黑而少津。《伤寒论·辨少阴病脉证并治》说：“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黄连阿胶汤方，用黄连泻心火，使之下交肾水，以黄芩清热助之；用阿胶补肾水，使之上交心火，以白芍和阴佐之，鸡子黄入中宫，运转上下，以达心肾相交、坎离交媾、水火既济而成“泰”。另用犀牛角（今用水牛角代）磨水服之，以其入心解热毒，凉血清神也。药服1剂而邪退神清，遂专事调理而病渐愈。

案例2：某女，3岁，住湖北省咸宁县农村。1967年8月某日就诊。发病5天，发热，昏睡，偶尔太息，心烦，时见右腿抬起欲小便，尿短少色黄，口渴欲饮水，舌苔黄。乃病邪入里，化热伤阴，治宜养育真阴，利水泻热，拟猪苓汤加味。药用：猪苓6克，茯苓6克，泽泻6克，滑石6克，阿胶（烊化）6克，浙贝5克，麦门冬6克。水煎服，日2次。

按　《素问·天元纪大论篇》说：“少阴之上，热气治之。”邪气入里，从少阴之热化，则见发热、口渴、心烦、舌苔黄。热盛阴伤，肾水不济，心神失聪，则小便短少色黄而昏睡。此“昏睡”者，正是《伤寒论》中所述“少阴病”之“但欲寐”也。其正气郁结，故偶尔见一太息。猪苓汤方加味，用猪苓、茯苓、泽泻、滑石利小便以泻热邪，阿胶育养肾之真阴，加麦门冬生津清热除烦，从高源以滋肾水，促真阴之早复，浙贝解郁开结，有助于正气流行。药服1剂，邪热去而真阴复，神气清，病即告愈。

8.伤寒厥热胜复

案例：某女，38岁，住湖北省枣阳市农村，农民，1950年10月某日就诊。发病10余日，开始恶寒发热，旋即恶寒已而发热3天，则转为手足厥冷3天，今又转为发热已4天，心中烦闷不舒，舌苔白，脉数。乃病入厥阴，厥热胜复，治宜寒热互投，拟乌梅丸方，改丸为汤服。药用：乌梅12克，黄连10克，黄柏10克，炮附片8克，干姜8克，桂枝8克，细辛6克，炙甘草8克，党参10克，当归10克。水煎服，日2次。

按　病入厥阴，则随其厥阴之化。《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说：“帝曰：厥阴何也？岐伯曰：两阴交尽也。”两阴变尽谓之厥阴。是厥阴为阴气将尽，阳气初生。然阴气将尽而未尽，阳气初生而未壮，居于阴阳进退之界，进则阳胜，退则阴胜。故厥阴为病，进则阳胜而发热，退则阴胜而手足厥冷，阴阳进退，则证见厥热胜复。《素问·六微旨大论篇》说：“厥阴之上，风气治之，中见少阳。”是厥阴本风而标阴，中见少阳相火。今厥阴风火循手厥阴心包络经脉上扰心神，故心中烦闷不舒。寒热错杂，故舌苔白而脉数。乌梅丸方，寒热互投，以治其阴阳错杂。《灵枢·经脉》说：“厥阴者，肝脉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酸生肝。”故用乌梅之酸以补肝体为君，当归养血以和肝。《素问·藏气法时论篇》说：“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用党参、甘草之甘以缓肝经之急迫，黄连、黄柏以泻阳热之邪，桂枝、干姜、附片、细辛以祛阴寒之邪。寒以泻热，温以祛寒，各自为功，两不相妨。改丸为汤者，丸缓而汤速也。服药1剂而病愈。

三、紫斑的辨证施治经验

紫斑证，是临床上的一种常见病证。它是以皮肤上出现一些散在的、大小不等的青紫色斑块，且其斑块常此退彼出为其主要临床特点，病在血分，为血溢于脉外而停留于皮下所致。根据我在临床医疗工作中所见，紫斑的辨证有心脾两虚者，有冲任不固者，有肺虚气燥者，有阴虚血少者，有瘀血阻滞者，还有风寒外侵者等数种，当随其不同情况分别处方用药以治之。

1.心脾两虚证

劳损心脾，症见皮肤上散在出现一些青紫色斑块，或兼见心悸，健忘，失眠，体倦，食少等。

《灵枢·经脉》说：“手少阴气绝则脉不通，脉不通则血不流。”心主血，脾统血。心气虚，血失主持；脾气虚，血失统摄，于是血溢于脉外，停留于皮肤之间，故见皮肤上出现散在青紫色斑块；心血虚，心神失养，故见心悸、健忘、失眠；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气虚弱，无以充养形体，故体倦；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而胃气亦弱，故食少。此乃心脾两虚所致，法当补益心脾，治宜归脾汤方：党参10克，黄芪10克，炒白术10克，当归10克，茯神10克，炙甘草8克，生姜5克，远志10克，炒酸枣仁10克，广木香6克，龙眼肉10克，大枣2枚（擘）。上12味，以适量水煎药，汤成去渣取汁温服，日2次。方中取党参、黄芪、白术、大枣、甘草、生姜甘温益气，健脾和胃；取当归、茯神、远志、枣仁、龙眼肉养血、补心、安神；取广木香辛香理气，使补而不滞。

案例：某男，6岁，住武汉市，大桥局某干部之子。1992年6月某日就诊。其父代诉：一直精神不好，食欲差，牙龈时常出血，身体常见有青紫色斑块，按之无疼痛感，面色萎黄。此乃脾脏虚弱，失于统血，而病“紫斑”。治之宜补脾培土，复其统血功用。借用归脾汤方：炙黄芪8克，党参8克，茯神8克，炒白术8克，远志6克，当归8克，广木香3克，炙甘草8克，龙眼肉8克，酸枣仁8克（炒打）。上10味，以适量水煎药，汤成去渣取汁温服，日次。

按　《素问·灵兰秘典论篇》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脾胃为人体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脏虚弱，不能运化水谷，则食欲差，因而气血不足，无以充养形神，故精神不好而面色萎黄。脾主统血，脾虚失其统血之用，血遂妄行，出于齿龈和皮下，形成齿衄和紫斑之证。方用黄芪、党参、白术、甘草培土补脾，当归、龙眼肉养血活血，远志、酸枣仁、伏神补心宁神，法“虚则补其母”也，少用木香行气，以防诸补药之壅。诸药合用，以归其脾脏之所固有，而复其统血之权。药服6剂病愈。

2.冲任不固证

冲任失固，症见周身皮肤散在出现青紫色斑块，月经量多，或淋沥不尽，肢体不温等。

《灵枢·五音五味》说：“冲脉、任脉皆起于胞中，上行背里，为经络之海。”冲为血海，有蓄溢、固摄血液的作用，其功能失调，常表现为血液方面的病变，冲寒宫冷，固摄无力，血不循经，溢于脉外，留于肌腠，故见皮肤紫斑；气虚下陷，血溢前阴，故见月经过多，或淋沥不尽；气血不足，失于温养，故见肢体不温。此乃冲任不固，气虚下陷使然；法当养血暖胞、益气举陷，治宜胶艾汤加味：生地黄18克，当归10克，炒白术10克，白芍10克，川芎10克，炙甘草8克，党参10克，黄芪10克，干艾叶10克，阿胶10克（烊化）。上10味，以适量水先煎前9味，待水减半，去渣取汁，纳阿胶于药汁中烊化，温服，日2次。方中取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阿胶甘温养血，活血，止血；取党参、黄芪、白术、甘草甘温益气举陷；取艾叶温暖胞宫。

案例：某女，45岁，住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家庭妇女，1990年8月4日就诊。近半年多来，身体上下肌肤常出现一些散在性不规则的铜钱大紫色斑块，按之不退，无痛感。月经每次来潮则量多如涌，经血红，某医院为其2次刮宫治疗而未能奏效，心慌，少气，口干，脉细数。此乃血脉损伤，血瘀皮下，是为“紫斑”。治宜养血，活血，止血，兼以益气。借用胶艾汤加味：生地黄15克，当归10克，干艾叶10克，川芎10克，白芍10克，炙甘草10克，党参10克，炙黄芪10克，炒白术10克，阿胶10克（烊化）。上10味，以适量水先煎前9味，待水减半，去渣取汁，纳阿胶于药汁中烊化，温服，日2次。

按　《灵枢·脉度》说：“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络）。”络脉布于人身内外上下，血气衰少，无以充养络脉，络脉损伤，则血溢出络外，瘀积皮下，结为紫斑而按之不退。《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说：“按之不痛为虚，痛者为实。”彼虽为腹满一证而设，然其作为诊察疾病虚实原则，亦适用于各种病证，此例乃因血气衰少所致，故按之无痛感。胞中络脉损伤，血溢络外，每随月经来潮而下出前阴，则症见月经过多。病不因胞宫血实积滞，故刮宫无益也。阴血衰少，则阴血不足而阳气亦虚弱，故口干、脉细数而又心慌、少气。借用胶艾汤补血养络、止血活血，加党参、黄芪、白术益气生津。服药1剂而止，6剂而病愈。

3.肺虚气燥证

邪热迫肺，肺经燥热，症见周身皮肤经常出现青紫色斑块，时多时少，按之不痛，闭经；稍受热即流鼻血，口干，背部时常发胀等。

肺主气而外合皮毛，气为血之帅，肺气虚弱，失其治节之令，不能帅血正常运行，故血出皮下而为“紫斑”。按之不痛为虚，此为肺气虚，故紫斑按之不痛。《素问·评热病论篇》说：“月事不来者，胞脉闭也。胞脉者属于心而络于胞中，今气上迫肺，心气不得下通，故月事不来也。”虽彼属风水，此为肺燥，二者有异，然皆为邪气迫肺，肺失和降，致心气不得下通，而月事不来；肺燥液少无以濡润口舌，故口中干燥。《素问·脉要精微论篇》说“背者胸中之府”，肺居胸中，肺虚气燥，气机不利，故背部时常发胀。此乃燥热迫肺，肃降失职，法当润燥益肺，治宜麦门冬汤加味：党参10克，麦门冬20克，法半夏10克，生地黄10克，炒粳米10克，炙甘草10克，当归10克，大枣3枚（擘），白芍药10克。上9味，以适量水煎药，煮米熟汤成去渣取汁温服，日2服。方中取麦门冬、党参、炙甘草养阴益气，滋液润燥，以复肺之和降；取半夏降逆，以助麦门冬恢复肺之和降作用；取粳米、大枣补中焦之汁以养肺，此所谓“虚则补其母”也；取生地黄、当归补血养心，且当归同白芍活血除血痹，以行血液之郁滞，三者补血行滞，以助麦门冬之止逆下行，而导心气之下通。

案例：某女，19岁，湖北省洪湖市农村农民。1991年10月14日就诊。月经数月1潮，每潮则经血淋沥不断10多天甚至1个月始净。今又3月来潮，肌肤常出紫斑而按之无痛感，天稍热则鼻孔出血，面色暗黄，唇口周围色青，肢体乏力，口干，心烦，睡眠多梦，苔薄白，脉细弱。乃气虚肺燥，血不循经，治宜益气滋燥，佐以养血活血，拟借用《金匮要略》麦门冬汤加味：党参10克，麦门冬20克，制半夏10克，生地黄10克，炒粳米15克，炙甘草10克，当归10克，大枣4枚（擘），白芍10克。上9味，以适量水煎药，米熟汤成去渣取汁温服，日2次。

按　肺主气而合皮毛，气为血之帅，肺气虚弱，失其治节之令，不能帅血正常运行，故血出皮下而为紫斑；肺开窍于鼻，阴液不足，天热则燥甚，燥热伤络，并迫血妄行，出于肺窍之鼻孔而为鼻衄；气虚则失其健之性而肢体乏力，渍少则无以濡润口舌而口中干燥；气、液两虚，血行郁滞，不华于色，则面色暗黄而唇周色青。心主血藏神，血液逆而外失，不能养心；心神不宁，故心烦而睡眠多梦；血气衰少，故脉见细弱。麦门冬汤方加味，用麦门冬、党参益气养阴，滋液润燥，以复肺之和降；半夏降逆，以增强麦门冬恢复肺之和降作用；甘草、粳米、红枣补中焦之汁以养肺；加生地黄、当归补血养心，当归同白芍活血除血痹，以行血液之郁滞，三者补血行滞，助麦门冬之止逆下行，导心气之下通。药服7剂而月经来潮，经色经量均正常，6天经血干净，紫斑等症亦消失。遂于原方中加丹参10克以巩固疗效，防其复发。

4.阴虚血少证

阴血亏虚，症见皮肤上出现散在青紫色斑块，按之不痛，五心烦热，口渴，尿黄，或面色少华等。

阴虚者阳必凑之，阴虚有热，灼伤络脉，血溢脉外，留于肌肤之内，故见皮肤出现青紫色斑块，由于为血虚所致，故斑块按之不痛；五心属阴，虚热内扰，心神不宁，故见五心烦热；热伤津液，津液不能上承于口，故见口渴；热邪煎津液，故见尿黄；阴虚不足，不能上荣于面，故见面色少华。此乃阴血亏虚，虚热内扰所致，法当养血清热，治宜地骨皮饮：当归10克，生地黄10克，地骨皮10克，川芎8克，白芍10克，牡丹皮10克。上6味，以适量水煎药，汤成去渣取汁温服，日2次。本方即四物汤加味而成，方取四物汤养血凉血；取丹皮、地骨皮清虚热而和阴血。

案例：某男，4岁，住武汉市武昌区某大学宿舍。1978年7月17日就诊。经常皮肤出现紫斑，按之无压痛，鼻孔、齿龈均易出血，口干，手足心烦热，小便色黄，腹软，食欲差。乃血虚津少，虚热迫血妄行于脉外，发为“紫斑”。治宜养血清热，佐以生津，拟地骨皮饮加味：地骨皮9克，丹皮9克，熟地黄9克，麦门冬9克，当归9克，川芎3克，党参6克，白芍9克，阿胶9克（烊化）。上9味，以适量水先煎8味，去渣取汁，纳阿胶于药汁中烊化，温服，日2次。

按　阴虚血少，不能相配于阳，则阳偏盛而为虚热，虚热伤络，迫血妄行，其出于肌肤则为紫斑，出于鼻孔则为鼻衄，出于齿龈，则为齿衄。血出久则津液少，津液少则胃纳呆，故见口渴而食欲差。《素问·调经论篇》说：“阴虚则内热。”阴虚血少，内热便生，故其手足心发热，小便色黄。地骨皮饮方加味，用四物汤、阿胶滋养阴血，活血止血；党参、麦门冬生津液，和脾胃，以启气血生化之源；地骨皮、丹皮清虚热而和阴血。服药5剂而病愈，至今未复发。

5.瘀血阻滞证

络脉伤损，瘀血内阻，症见肢体皮肤稍经触击即出现青紫色斑块，历经数日难以消退，按压斑块时则有疼痛感觉，舌质紫暗，脉涩。按之不痛为虚，痛则为实，此皮肤紫斑按压有疼痛感，为络脉受伤，血溢脉外，瘀于皮下；血瘀则气滞，气为血帅，气滞则血不流，故见脉涩；舌质紫暗亦为瘀血之证。此为络脉损伤，血气凝滞而然，法当活血化瘀，治宜桃红四物汤加味：生地黄10克，当归10克，制乳香10克，赤芍10克，川芎10克，制没药10克，桃仁10克，红花10克，制香附10克。上9味，以适量水煎药，汤成去渣取汁温服，日2次。方中生地黄、赤芍、当归、川芎是谓四物汤，以之凉血活血；取桃仁、红花、乳香、没药活血祛瘀；取香附行气导滞，以助活血之力。9味相协，使活血而不伤正，补血而不致滞。

案例：某女，38岁，住湖北省嘉鱼县某集镇。1978年3月就诊。发病1年多，背、腹及四肢肌肤常见不规则约蚕豆大青紫色斑块，按之有压痛感，此起彼伏，常年不断。口干，牙龈易出血，月经色红，每月潮前小腹痛，手心热，脉涩。病乃络脉损伤，血气凝滞而为紫斑，治宜活血化瘀，拟桃红四物汤加味：当归12克，川芎10克，制乳香10克，赤芍10克，红花10克，制没药10克，丹皮10克，生地黄10克，制香附10克，桃仁10克（去皮尖，炒打）。上10味，以适量水煎药，汤成去渣取汁温服，日2次。

按　络脉损伤，血溢络外，瘀滞不行，致皮下常见青紫色斑块，且牙龈出血；血瘀则气滞，故月经潮前小腹痛；血瘀气滞，郁而生热，则口干，手心热，其脉涩者，为血气郁滞使然。方用当归、川芎、红花、桃仁、乳香、没药通络行瘀；生地黄、丹皮、赤芍，以清血分之热；气为血之帅，气行则血行，用香附行血中之气，以促瘀血之速除。药服14剂而病愈。

6.风寒袭表证

风袭肌腠，症见周身皮肤经常出现青紫色斑块、皮肤瘙痒，或兼见恶寒发热，脉浮等。

《素问·调经论篇》说：“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今风寒外袭，血脉凝滞，则周身皮肤常出现青紫色斑块。“痒为泄风。”风邪游移于肌肤，故见皮肤瘙痒。《灵枢·寿天刚柔》说：“在外者，筋骨为阴，皮肤为阳。”可见本病病位是在皮肤，故或见恶寒发热、脉浮。此乃风寒袭表而然，法当辛温发散，治宜荆防败毒散：荆芥10克，防风10克，炒枳壳10克，茯苓10克，川芎8克，炙甘草10克，羌活10克，独活10克，柴胡10克，前胡10克，桔梗10克，生姜8克。上12味，以适量水煎药，汤成去渣取汁温服，日2次。方中取防风、生姜、羌活、前胡一升一降，以搜周身上下之邪；取桔梗、枳壳疏利气机，有助于邪气之外散；取茯苓、甘草健脾和中；甘草调和诸药。全方合奏散邪行滞之效。

案例：某男，30岁，住湖北省神农架林区某镇，干部。1990年10月3日就诊。发病1年余，夏季轻，冬夏重。每遇冷风或冷水，则全身肌肤发生乌红色不规则酒杯口大块状紫斑，瘙痒，天暖则好转，舌苔白，脉浮弦而紧。某医院诊断为“过敏性紫斑”。乃风寒外袭，血气凝滞，治宜表散风寒，活血解凝，拟荆防败毒散：防风12克，荆芥10克，炒枳壳10克，茯苓10克，川芎10克，炙甘草10克，羌活10克，独活10克，柴胡10克，前胡10克，桔梗10克，生姜8克。上12味，以适量水煎药，汤成去渣取汁温服，日2次。

按　风寒外袭，血脉凝滞，则皮肤见乌红色块状紫斑，天暖好转；风寒侵袭于肌肤，故舌苔白，脉浮而弦紧；风性善动，故紫斑皮肤瘙痒。《释名·释疾病》说：“痒，扬也。其气在皮中欲得发扬，使人搔发之而扬出也。”紫斑瘙痒，是其风寒之邪在皮肤，且有外出发扬之机，治之宜因势利导而以辛温之剂发散之，用荆防败毒散方，药用羌活、独活、防风、生姜温散风寒；以荆芥、川芎祛血分之风而活血；柴胡、前胡一升一降搜全身上下之邪；桔梗、枳壳疏利气机，以助邪之外散；茯苓、甘草健脾和中，且甘草调和诸药。服药3剂而病减，嘱其续服，惜余离开神农架林区而未能见到其最后效果。

上文对紫斑证治疗的6个案例，其经医院检查，第一至第五例为“血小板减少性紫斑”，第六例为“过敏性紫斑”，中医辨证治疗，皆有较好疗效。

四、杂病治验精萃

1.浮肿治验（一）

某女，57岁，住荆州城内。1971年12月3日就诊。发病十余日，目下微肿如卧蚕，小便黄赤，微恶风寒，发热，头痛，腰痛，鼻塞，流清涕，口渴欲饮冷，心下硬满，按之不舒，然不碍饮食，心悸，微咳，脉浮。乃风寒激水于上，阳热内郁，法宜外散表邪，内清郁热，佐以降饮止咳，方用“越婢加半夏汤”治之。

药用：麻黄10克，石膏20克，生姜10克，炙甘草10克，红枣（擘）3枚，法半夏12克。加水适量煎药，汤成去滓，取汁温服，一日服1剂。

服药2剂后，恶寒、鼻塞、流清涕及咳嗽等症均消失，浮肿、小便黄赤亦好转。唯昨天出现大便带黄色黏液。守原方加减续进。

药用：麻黄10克，石膏20克，生姜10克，炙甘草10克，红枣（擘）3枚，黄芩10克，白术6克，炒枳实10克。加水适量煎药，汤成去滓，取汁温服，一日服1剂。药服3剂，诸症悉退，其病即愈。

按　风寒侵袭于肌肤，则症见微恶风寒，发热，头痛，腰痛，鼻塞，流清涕，脉呈浮象。风邪扰动内水而上泛于头面，故面目浮肿。水邪滞结心下且上犯于心、肺，故心下痞硬而按之不舒，并伴见心悸、微咳等症。阳气受阻，内郁化热，则小便黄赤而口渴欲饮冷。其病外有表邪，内有郁热，属风水为患。《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说：“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用发汗清热之越婢加半夏汤，麻黄发汗散邪，生姜、红枣、炙甘草和胃补中以助之，石膏清里热，加半夏蠲饮降逆。服药2剂后，恶寒、鼻塞、清涕、咳嗽等悉退，口渴尿赤亦减轻，然面目浮肿未去而大便忽带黄色黏液，是内结之温热欲去而不能。遂于原方中去半夏而合枳术汤为方，发汗清热，燥湿磨痞，服药后肿消而病愈。

2.浮肿治验（二）

某女，7岁，住湖北省房县农村，1970年11月10日就诊。发病一月余，近日加剧，全身浮肿，腹满按之软，大便时溏，小便短少色黄，手足冷，不渴，偶欲饮热，食欲差，舌苔白润，脉沉小迟。昨晚微咳，流清涕。乃正阳不足，水湿浸渍，法宜温阳利水，方用真武汤加减。

药用：附片6克，茯苓8克，生姜6克，白术8克，炙甘草6克。加水适量煎药，汤成去滓，取汁温服。一日服1剂。服药2剂，病好转，续进2剂，病即痊愈。

按　患儿水湿内阻，阳气抑遏而不得伸。水湿浸于外而全身浮肿，水湿渍于内而大便时溏。阳气郁遏而不化膀胱之气，则小便短少色黄；不能达于四肢，则手足为之冷；不能正常运行血气，则脉沉小迟；不能温暖于脾胃，则食欲较差。舌苔白润，亦为湿盛阳郁之象。其湿邪内盛于中焦，故症见腹部膨满；然腹满究为湿气内滞所致，终非燥热实邪，故腹部虽满而按之仍软。阳气被抑，失其主外之能，稍遇风寒即感而加病；后增微咳且流清涕者，乃微感外寒使然。治用真武汤以温阳化气，利水去湿。因其病中虚便溏，故去动胃气之芍药而加补中之甘草。服后水利湿去，阳通正复，而肿病旋愈，其外感之微寒亦自散。

3.浮肿治验（三）

某男，19岁，住湖北省枣阳市农村，农民。1972年10月某日就诊。发病十余天，全身浮肿，以下肢为甚，小便短少色黄，有灼热感，口渴，苔薄黄，脉细数。乃阳热内郁，不能化气行水，水窜皮肤，发为浮肿。治宜清热利水。拟方治疗如下。

药用：冬瓜皮20克，茯苓皮10克，芦根20克，白茅根15克，薏苡仁15克，石韦10克，车前仁15克，灯心草10克，滑石10克，泽泻10克，西瓜翠衣20克。水煎服，日2次。

按　《素问·灵兰秘典论篇》说：“三焦者，决渎之宫，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三焦阳气郁结，失其决渎之职，则膀胱气化不行，而小便不利，症见尿少色黄。小便不利，水无下出之路，则必横溢于皮肤之中，发为浮肿之病。阳郁则生热，热生于上则口渴苔黄，热生于下则尿黄而感灼热。水邪阻滞则脉细，阳热内郁则脉数。自拟清热利水方，用冬瓜皮、茯苓皮、西瓜翠衣行皮肤之水以消浮肿，芦根、滑石、灯心草利水以清上焦，石韦、泽泻、车前仁利水以清下热，白茅根凉血利水而清血分之热，薏苡仁祛水湿而健脾胃。服药7剂而热除肿消，其病遂愈。

4.浮肿治验（四）

某男，35岁，武汉地区某大学教工。1976年5月某日就诊。三日前右下肢髀部生一小疖，前天忽然发生恶寒，头面四肢微浮肿，小便黄，舌苔白，脉浮。某医院检查尿中有蛋白，诊断为“急性肾炎”。乃风寒侵袭，风激水上，治宜辛温散邪，拟香苏饮加减。

药用：紫苏叶10克，防风10克，荆芥10克，陈皮10克，桔梗10克，生姜8克，葱白2根，杏仁（去皮尖，炒打）10克。以水煎服，日2次。

按　下肢生一小疖，乃血气郁滞所致。血气不和，易为外邪侵袭。风寒侵袭于表，故恶寒而苔白脉浮。风激水上，壅逆于头面四肢之皮肤，故头面四肢微肿。《灵枢·本藏》说：“三焦膀胱者，腠理毫皮其应。”邪在腠理毫毛之皮肤，内应于三焦膀胱，三焦主水道，膀胱为水府，故其小便为之黄。香苏饮方加减，用紫苏叶、防风、荆芥、生姜、葱白等通阳发表以散风寒，杏仁宣肺、桔梗开提、陈皮行气利气机，以助紫苏叶、防风、荆芥等药之表散。风邪去，水无所激，则自不逆壅于上，而复其下行之性矣。服药3剂，肿消寒已而尿中蛋白亦失。

5.浮肿治验（五）

某男，63岁，住湖北省荆州城某工地，工人。1972年1月15日就诊。发病月余，全身浮肿，以下肢为甚，阴囊亦肿，微咳，腹部胀满，饭后加重，拒按，肠鸣，小便短少色黄，苔白，脉弦。乃气滞水停，阳郁不化，治宜宽中利气，通阳行水，拟胃苓汤加减。

药用：厚朴12克，陈皮12克，桂枝10克，苍术（漂）6克，炒白术10克，茯苓12克，猪苓12克，泽泻12克，槟榔12克，干姜6克。水煎服，日2次。

26日复诊。上方服11剂，浮肿消失，诸症亦退，唯感下肢酸软无力，微咳有痰，食欲甚差，改用六君子汤健脾益气化痰为治。

药用：炒白术10克，党参10克，茯苓10克，炙甘草9克，制半夏10克，陈皮12克，生姜9克。以水煎服，日2次。

28日三诊。服药2剂，复发胀满、下肢浮肿、小便不利等症，仍拟胃苓汤方加减。

药用：厚朴12克，苍术（漂）6克，陈皮12克，桂枝10克，炒白术10克，槟榔12克，莱菔子12克，制半夏10克，干姜6克。水煎服，日2次。

按　水为阴，赖阳气以运化，故气滞则水停。气滞于中，则腹部胀满而按之不舒，且饭后加重。气机壅遏，膀胱气化不行，故小便不利而量少色黄。水湿无下出之路而停滞于中，则为肠鸣；逆射于上，则为咳嗽；浸渍于外，则为全身浮肿。水性就下，无风以激上，故其浮肿以下肢为甚。阴囊属肾，肾主水，水湿犯肾，故阴囊亦肿。水为阴邪，其病无热，故舌苔白而脉弦。胃苓汤方，用厚朴、陈皮、槟榔宽中利气，白术、苍术健脾燥湿，茯苓、猪苓、泽泻利水去湿，桂枝通阳化气，以复膀胱之气化而行水。服后胀消肿退，正气一时未复而腿软食少，因用六君子汤党参、甘草误补，气机壅滞，以致腹胀、浮肿等症复起，再用加减胃苓汤方宽中消胀，利气行水，并加莱菔子增强导滞消胀之效，法半夏降逆蠲饮以止咳嗽。又服药6剂，肿消症退而病渐愈。

6.虚肿治验

某男，22岁，住湖北省枣阳市某乡镇，农民。1950年10月某日就诊。久疟后发生两脚浮肿，腰酸脚弱，小便黄少，大便干燥，口干不欲饮，面色无华，脉细而无力。乃疟后伤肾，阴虚热郁，治宜滋补肾阴，利水渗湿，拟方六味地黄汤加味。

药用：熟地黄20克，山药12克，枣皮12克，茯苓10克，丹皮10克，泽泻10克，肉苁蓉10克。水煎服，日2次。药服3剂，尿利肿消，逐渐康复。

按　《素问·逆调论篇》说：“肾者水藏，主津液。”疟后伤肾，肾阳不能主宰水液正常流行，则两脚浮肿。《诸病源候论·腰背病诸候·腰痛候》说：“肾主腰脚。”肾病则阴精不足，无以濡养腰脚，故腰酸脚弱。肾开窍于二阴，肾阴不足，虚热郁结，则小便黄少而大便干燥。肾足少阴之脉，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阴液不能循经上布于口舌，故口舌干燥。病无实热，故虽口舌干燥而仍不欲饮水。阴精亏少，无以华色充脉，故其面色无华、脉细而无力。六味地黄汤方加味，用熟地黄、山药、枣皮、肉苁蓉填补肾之阴精。丹皮清解虚热，茯苓、泽泻利水渗湿。共奏滋补肾阴，主宰水液之效。

7.风肿治验

某男，42岁，湖北省来凤县农民，1967年夏月某日就诊。发病已3天，初起头面部肿起，延及四肢，继而全身皆肿胀，皮肤颜色无异常，肿胀之处皆发痒，搔之则皮肤现红痕，苔薄，脉浮。乃风邪壅遏于肌肤使然，治以疏风散邪，拟荆防败毒散方。

药用：荆芥10克，防风10克，茯苓10克，川芎10克，羌活10克，独活10克，柴胡10克，前胡10克，炒枳壳10克，桔梗10克，炙甘草8克。水煎服，日2次。患者服1剂而其病告愈。

按　《素问·平人气象论篇》说：“面肿曰风。”《素问·生气通天论篇》也说：“因于气，为肿。”缓者为气，急者为风，风、气一也，唯急、缓之别乎，故“气”字可借为“风”，此“气”即正读为“风”也。风邪壅塞于肌肤，肌肤气机不利，故身体为之肿胀。《伤寒论·平脉法》说：“风强则……身体为痒。”故其肌肤胀而痒，治用荆防败毒散方，以荆芥、防风、羌活、川芎祛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风气通于肝。”故又以柴胡、前胡入肝胆，一升一降，俾散周身上下之邪。枳壳、桔梗疏利气机，以为诸药宣散风邪之助；茯苓、甘草健脾和中，且甘草调和诸药，使之发挥整体综合之效用，散其壅遏全身肌肤之风邪而不伤于中气。

8.鼓胀治验

某女，28岁，住湖北省枣阳市农村，农民。1952年4月某日就诊。发病一月余，腹部膨胀如鼓，按之不舒有痛感，噫气，食欲差，稍食之则感腹部胀难受，小便不利，尿色黄，脉缓，苔白腻。乃腹内气机滞塞，气化失职，发为“鼓胀”，治宜宽中利气，化气渗湿，拟胃苓汤加减，另服鸡矢醴方。

药用：厚朴10克，陈皮10克，苍术（漂）10克，炒白术10克，茯苓10克，槟榔10克，桂枝10克，猪苓10克，泽泻10克，广木香6克，炒枳实10克。以水煎服，日2次。

鸡矢醴方：雄鸡屎6克炒黄，米酒汁一小碗。将雄鸡屎盛于一干净小布袋内，同米酒汁一起，放入罐或小锅内于火上煮汁，去滓，顿服之。二三日一服。

取雄鸡屎法：大雄鸡一只，关于大鸟笼内，或选室内一角，将地扫干净，圈定其鸡，不使外行，每日饲以米、水，不得杂食污饮，将每日鸡屎收起贮于清洁容器内，加盖，备用。

按　腹内之气郁滞阻塞，壅逆不行，则腹部膨胀如鼓、按之痛而脉见缓象。气不下行而上逆，故噫气。气机不利，壅遏中焦脾胃，则不欲饮食，强食之则感腹部膨胀难受。气不行则水不能流，气、水相结，则症见小便不利而尿色变黄。胃苓汤方加减，用厚朴、陈皮、枳实、槟榔、广木香破气除满；苍术气味辛烈，善开解气之郁结，用之以助破气除满之效；桂枝通阳化气，白术、茯苓、猪苓、泽泻健脾渗湿利水。《素问·腹中论篇》说：“黄帝问曰：有病心腹满，旦食则不能暮食，此为何病？岐伯对曰：名为鼓胀。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以鸡矢醴，一剂知，二剂已。”鸡矢醴方，用雄鸡屎通利大小便，下气消积，米酒行药势且以养体。

9.癥积治验

某男，11岁，住湖北省枣阳市农村，学生。1978年9月某日就诊。小腹疼痛一年余，近来加重，下腹部近曲骨上缘偏左约二横指处有一包块，按之不移动，质较硬，有压痛，排尿不畅，常突然中断。某医院拍片示：“见膀胱前下方有充盈缺损，边缘不光滑，考虑有恶性肿瘤可能，结核不能完全排除。”乃下焦瘀血凝滞，结为癥积，治宜破血攻瘀，拟方抵当汤加味。

药用：当归10克，川芎8克，赤芍10克，水蛭（炒）8克，虻虫8克，大黄8克，桂枝8克，桃仁（去皮尖，炒打）8克。水煎服，日2次。服药60余剂而癥消痛止，小便复常，至今未复发。

按　《素问·调经论篇》说：“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不能流……”寒气伤于膀胱血脉，血脉不能流行，遂凝滞瘀积。血属阴，阴主静，阴血乃有形之物，凝滞瘀积，则结为包块，形成“癥积”，质硬而按之不移动。病乃血瘀气滞，经脉阻遏不通，按之则血气不通尤甚，故有压痛。小便时，包块随尿液之下泄而压迫于尿窍，故其排尿不畅而常突然中断。抵当汤方加味，用水蛭、虻虫、桃仁破血攻瘀，大黄推陈出新、猛夺瘀血从大便以出，桂枝温经通阳散寒以佐之，当归、川芎、赤芍养血活血，一以助攻瘀血之力，一以防经脉血之伤。

10.消渴治验（一）

某女，38岁，住湖北省枝江县农村，农民。1971年10月某日就诊。发病1月余，口渴引饮，随饮随小便，1日夜饮十五六次温开水，小便频数而尿长色清，心烦，脉虚数，某医院诊断为“尿崩症”，服中西药多日均未获愈。乃津液不化，发为“消渴”之病。治宜滋阴助阳、化生肾气，拟肾气丸加味。药用：生地黄20克，山药20克，枣皮10克，茯苓10克，丹皮10克，泽泻8克，肉桂3克，附片3克，天花粉20克。水煎服，日2次。3日后复诊。服上方3剂，未见效，诸症依然如故。改拟《千金》治渴利之方，以滋燥除热为治。方用地骨皮15克，麦门冬12克，小麦15克，淡竹叶10克，茯苓12克，天花粉20克，甘草10克，红枣（擘）10枚，生姜10克。水煎服，日2次。服药10余剂而病渐愈。

按　《金匮要略·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说：“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彼首揭“男子”二字，其为房劳伤肾所致之消渴无疑。房劳伤肾者，则当见腰痛一症，此未见腰痛，则非肾气丸之治，故服之3剂而无效。

考《素问·宣明五气篇》说：“肾恶燥。”燥热伤肾而肾居下焦，其下焦之虚热传注于脾胃，又从脾传注于肺，则肺、脾、肾三脏俱为燥热所伤矣。肾伤则失其主水液之职，脾伤则不能转输于四旁，肺伤则失其敷布津液之用，故症见渴引水浆；而脾胃燥热则中土坚干，水入不濡则尽下趋于前阴为尿。如以水投石，水去而石自若，故症见《诸病源候论·消渴病诸候·渴利候》所谓“随饮随小便”也。热气通于心，虚热为病，故心为之烦而脉为之虚数。治本《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一第一所载“治下焦虚热注脾胃，从脾注肺，好渴利”之方，用地骨皮之甘寒，以除肾之虚热，《素问·藏气法时论篇》说，“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用生姜之辛润佐之；甘草、红枣、天花粉、茯苓补脾胃，安中土，生津液，润枯燥，且天花粉《本草》谓其“主消渴”“止小便利”，茯苓《本草》谓其能使“小便结者通，多者止”；麦门冬滋肺液，养肺阴，以清肺之虚热；淡竹叶、小麦宁心除烦。9味合用，共奏滋燥除热之效。

11.消渴治验（二）

某男，3岁，住湖北省洪湖市某农场，因江堤溃口而暂移居嘉鱼县农村，1969年10月某日就诊。患儿形体消瘦，腹大如鼓，时因腹痛而哭叫，有屙蛔史，双目显蛔虫斑点，口渴引饮，小便频数量多色清，大便泄水，食欲差。病乃蛔虫消渴，治宜健脾杀虫。方用炒白术8克，茯苓6克，雷丸6克，使君子6克，芫荑5克，榧子6克，广木香4克。水煎服，日2次。2日后复诊。服上方2剂，饮水、多尿之症皆有减轻，仍拟原方续服。

按　《说文·风部》说：“风动虫生。”《华氏中藏经》卷上第十八说“虫者，乃血气食物相感而化也。”是食物不洁，感风气而化生为虫也。肝为风木之脏，肝木不和，郁而生风，血气食物感之则化而生虫。虫居肠间，损人气血，则其形体消瘦。虫聚于内，气机壅塞，则其腹大如鼓。风有作止，虫亦应之以动静，则其腹痛时发。风燥之邪躁扰甚于上，则口渴引饮；肝木之气疏泄甚于下，则小便量多。水灾迁徙，饥饱未适，脾胃受伤，故食欲差而大便泄水。前人于蛔虫消渴之病，皆主以楝根白皮、麝香二物为丸服之，余以其正甚虚而邪甚实，遂拟健脾杀虫法，用白术、茯苓健脾扶正，广木香行气以利气机，雷丸、使君子、芜荑、榧子杀虫祛邪药服2剂，其饮水、多尿均减轻，仍拟原方续服。惜余已离开嘉鱼而未能看到其治疗结果，甚憾。

12.呕血治验

某男，40岁，住湖北省枣阳市农村，农民。1955年4月某日就诊。呕吐10余日，吐出物有酸味，近3日来呕吐淡红色血水，口舌干燥。乃胃逆呕吐，血脉损伤。治宜和胃降逆，清热益气，佐以养血。借用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以生姜汁易干姜加味，方用生姜汁1杯，黄连9克，黄芩9克，党参12克，当归12克。水煎服，日2次。服药1剂而吐止。

按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说：“诸呕吐酸……皆属于热。”胃热气逆，则呕吐而有酸味，呕吐不已，胃中血脉损伤，致少量血液渗入胃液之中，故近日吐出淡红色血水。津液因吐而受伤，则口舌干燥。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方，去干姜之大温，易之以生姜汁和胃止吐，黄连、黄芩泻热、坚胃，党参益气、生津液，当归养血活血以防血脉之渗漏。

13.疟疾治验

某男，49岁，住武汉市武昌区，某高等学校教师。1975年9月某日就诊。发病已6日，每日下午发生欠伸、寒栗、体痛，继之则寒去身热口渴而头痛，然后汗出热解如常人，唯渐肢体乏力。乃秋伤风凉，邪居风府，卫气应而病作，是则名曰“疟疾”。治宜散其风寒，调其阴阳，拟方柴胡桂枝干姜汤加味，药用柴胡15克，黄芩10克，干姜10克，桂枝10克，牡蛎10克，天花粉10克，炙甘草10克，常山10克，乌梅10克。水煎服，日2次。药服2剂而疟解。

按　《素问·疟论篇》说：“夫痎疟皆生于风……疟之始发也，先起于毫毛，欠伸乃作，寒栗鼓颔，腰脊俱痛，寒去则内外皆热，头痛如破，渴欲冷饮。帝曰：何气使然？愿闻其道。岐伯曰：阴阳上下交争，虚实更作，阴阳相移也。”邪居风府，卫气应之则病作，故疟病蓄作有时。其气上下并居，并于阴则阴盛而阳虚，阴盛则内寒，阳虚则外寒，内外皆寒，故欠伸、寒栗、体痛；并于阳则阳盛而阴虚，阳盛则外热，阴虚则内热，外内皆热，故身热、口渴、头痛。《素问·疟论篇》说：“疟气者，必更盛更虚，当气之所在也。病在阳，则热而脉躁；在阴，则寒而脉静。极则阴阳俱衰，卫气相离，故病得休……”物极必反，其邪正相搏至极，则阴阳俱衰，卫气相离，故汗出热解如常人。邪久不去，正气日伤，故渐肢体乏力。柴胡桂枝干姜汤方加味，用柴胡、桂枝、干姜祛风散寒以和阳，黄芩、天花粉清热以和阴，常山、乌梅截疟，甘草和中，牡蛎入肝软坚散结，以防气血之着肝坚结而成肝积。共奏散风寒、和阴阳、愈疟病、防坚积之效。

中医思考

一、保持中医特色　弘扬中医优势

——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一封信

《孟子·离娄下》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史记·留侯列传》说：“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尚书·说命上》说：“木从绳则直，后从谏则圣？”在我国历史上，有一个所谓“楚汉相争”，楚霸王项羽，力拔千钧，勇猛过人，出生于贵族，拥有百万大军，而汉刘邦起于沛县小令，少有学问，勇力不敌项羽，兵将亦无项羽之盛，然卒以弱胜强，打败了项羽百万大军而建立了刘汉王朝。何以然？根据毛泽东先生之评论，盖以“项羽不听谏言”“刘邦从谏如流”故也。

任何个人，包括所谓“圣人”在内，知识都是有限的，必须借助众人的智慧充实自己。故我国领导机关都实行“民主集中制”和“走群众路线”，就是要多提出意见，供决策人选择，择其善者而从之，做到兼听则明，减少或避免失误。因此，我建议，国家中医药决策部门在管理中医药工作和发展中医药事业过程中，始终要有海纳百川、博大宽广的胸怀，能容纳不同意见和不同观点。其不同意见和不同观点，都是从不同角度提出的不同思路，提供给决策者进行比较，择善而从，岂不善哉！常言说：“江海不择细流，才能成其大；泰山不让土石，才能成其高。”即使有人提出的不同意见不好，无参考价值，把它放到一边不管就是了，切忌对其人轻则歧视而弃之，重则群起而围攻之，压得不让人发表不同意见，结果只剩下自己一家的单一声音，声音单一是不太好听的，只有角、徵、宫、商、羽五音和谐，才能成曲而中人们之听。况且人们的不同意见虽不发表，但它仍然客观地在社会上存在着。如某报刊登的培养“优秀中医临床人才”遴选考试的参考用书：“《黄帝内经素问》王冰著，《灵枢经》史崧著……”众所周知，目前一般公认《黄帝内经》即现世流传的《素问》和《灵枢经》两书，成书于战国末期，秦汉年间又有所补充，受疑古派影响的人，也只说它是西汉成书的，怎么《素问》扯到了唐代的王冰著作，《灵枢经》扯到了是宋代的史崧著作呢？王冰只是整理注释了《素问》，并把唐代以前成书“五运六气”的专论合入《素问》中，但也并不是《素问》的著作人；史崧只是在《灵枢经》的某些篇章后面加了几个字的“释音”而给献出来了，但他也不是《灵枢》著作人。把“注释”与“著作”、“献书”与“著作”混淆不分，刊在报上，发行全国，甚至国外，多有不妥！

还有某报所载《医院针灸科的现状与对策》一文里，竟然刊出了“中国已成为WTO的一个重要成员国，政治全球化……”的话，试问“政治”怎么个“全球化法”？是中国政治“化掉”美国？还是美国政治“化掉”中国？这可能吗？信口开河，极不严肃。客观上正给西方“新帝国论”摇旗呐喊。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明明正在向多极化发展，为什么偏要鼓噪什么“政治全球化”呢？

《论语·子路篇》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因此，一个口号的提出，绝对不能简单从事，不能带有随意性，必须慎重其事，必须严肃认真，必须与事物的客观规律符合，而且要概念清楚，定义明确，在实践过程中还要“循名责实”。否则，是会造成不好影响的。如1958年在超英赶美的氛围中，报纸上提出了“中西医结合”，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中西医结合”的高潮，“文革”期间，刘湘屏在报上发表了《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发展的唯一道路》的文章，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高潮。但由于概念不清楚，盲目性很大，故实践了将近半个世纪，都没有取得一个真正学术上具有辩证思维的“中西医结合”的科研成果，而是出现了大量“中药加西药”“中医术语加西医术语”“西医诊断和病理加所谓中药方”等，人们有称其为“拼盘”者，有称其为“盖浇饭”者，我则称其为“中西凑合论”。它给中医药学的正常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障碍，在物欲横溢的今天，倒给某些中医大夫、西医大夫、西学中大夫提供了机会而得到好处。所以连某些中医也对其具有浓厚兴趣和无限热情，但给患者却增加了严重的经济负担和用药痛苦，甚至出现药物灾害，而致“回扣”之风屡禁不止！这就是我主张“中医不能滥开西药处方，西医不能滥开中药处方”的客观依据。据《科学时报》8月10日报道，近日江苏扬州大学暑期农村医疗卫生调查小分队的调查显示：“79％的农民在得病后先是自己忍着，不让家人知晓，‘全靠自己扛着’；一生病就找医生咨询的农民几乎没有，大部分病人要等到实在控制不住病情才去找医生……许多农民的重大疾病是对一些‘小毛病’不重视积累而成的。”（见月18日的《报刊文摘》）在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今天，我们应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病人当亲人给以关爱，至少要对病人具有同情心，《孟子·告子上》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又同书《公孙丑上》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而且这里我说的是“不能滥开”。不是说禁止其在必要时正确的“偶尔一开”。至于西学中大夫，既掌握两种医学知识，自当具有双重处方权。但必须规定其合乎毛泽东主席“10.11”批示文件上的条件方可，否则，就不合乎西学中大夫资格。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自然研究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瞥脚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某种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当然，我们在研究“中西医结合”的过程中，只能“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形式”的“辩证唯物论”为思想指导，因为它最能为自然科学作出正确说明。

1956年毛泽东先生说过：“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我认为，这几句话作为“中西医结合定义”的描述是最好不过了。可是几十年来，它从没有在报纸上公开刊登过。它明确了研究目标，较只提“中西医结合”这个模糊不清的抽象概念要好得多。正是这个抽象概念的模糊不清，导致了人们至今还把“中西医临床上的合作共事”或“中西医两法治病”混说成“中西医结合”。其实，“中西医结合”是学术上的问题，而“中西医合作共事”和“中西医两法治病”是工作上的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第一章总则第三条规定：“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鼓励中西医相互学习、相互补充、共同提高，推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这里提出了“有机”二字，就阐明了“中西医结合”必须是辩证的，排除了毫无内在联系的中西拼凑。然而，遗憾的是，现在报刊上仍然不断出现“中西医结合”五字的提法，无视《中医药条例》而删掉“有机”二字，这于中医药事业、于中西医结合都是没有好处的。

说实在话，在前些年代，我也是一个“中西医结合”的忠心拥护者和积极宣传者，我写过《在“中西医结合”过程中鼓吹中西汇通派是有害的》等论文。1980年陈慕华副总理到武汉来召开的座谈会上，我第一个建议：“建立中西医结合研究机构，国家投资，购买最新科学仪器，将够条件又愿意献身中西医结合事业的西学中人员集中使用，开展研究。”我在湖北省政治协商会议上也写过同样内容的提案。后来一些年代，是经过数十年的实践经验，迫使我对“中西医结合”和“中西两种医学文化”做深入研究，深刻理解，从而认识到中医、西医分别属于东西方两个文化范畴，各有自己的文化特征。二者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历史条件不同，理论体系不同，哲学基础不同，医学模式不同。二者没有同一性，短时间根本没有结合的可能。可见“中西医结合”是一个发展目标，而把它拿到现阶段来做，欲速则不达，是不能不碰壁的。要做到真正的中西医有机结合，必须让二者按各自的内部规律发展，西医发展到由单一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医则由古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为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到那个时候，我国才有可能使中西医达到有机结合。即使西医已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而中医医学尚未达到现代化，这还是不能实现“中西医结合”的。因而，我建议，在现阶段最好不要提“中西医结合”，以避免产生负面影响。只提“中医现代化”，并阐明“现代化”含义，它绝对不是“西医化”的同义词，而是在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指导下，利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根据中医药学自身规律，对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和实际经验，加以客观地、认真地、细致地研究，以揭示其科学实质，用现代语言表述之，使之赋予时代的特征，实现“中医现代化”。中医现代化，绝对不是以西医理论来取代中医理论。在全国大多数中医不姓“中”的今天，有必要牢牢地把握住这一方向，反复强调，加深印象，以便求得共识，现在有人又捡起了在1954年批判贺诚同志错误思想时被否定的国民党“中医科学化”实际是“中医西医化”的这个“破烂”进行兜售，并抬出了拼命攻击民族文化中医药学的丁福保等加以宣传，我不知其是何居心！

全国大多数中医院都不姓“中”而发生西化，这是坏事；但它或多或少的都具有了一定的现代化检查手段，为以后的中医诊断现代化准备了条件，这又是好事。坏事与好事，失败与成功，往往就是一念之差。《淮南子·说山训》说：“柳下惠见饴曰，可以养老；盗跖见饴曰，可以粘牡。”现代检查手段，如“饴”一样，不同人的利用，就可以发挥其不同作用，西医已把它纳入其理论体系之中，即能帮助其对疾病的诊断，而决定其治疗，但众所周知，中医理论体系，和西医学是截然不同的，如被西医已有的结论牵着鼻子走，按西医观点用药治病，抛弃中医的理论思维，丢掉中医的特色和优势，它就必然走上“西医化”的道路。试想世界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把别人的东西直接拿来而毫不费力地就能坐在那里“享受”？中医要利用现代检查手段，也必须付出自己的劳动，在临床实践中，根据实际，采用一切现代科学检查方法，小到体温计、听诊器、一般化验，大到彩色B超、核磁共振等，以延长我们的感觉器官，了解到人体深一层的病理变化。积累大量资料，然后在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指导下，用中医药学理论观点，对占有的大量资料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分析，找出新的规律，把它纳入辨证施治中去，以发展辨证施治，促进中医诊断现代化。这就是我和大家对中医采用现代科技检查手段的不同观点。我主张中医应通过自己劳动以求创新，不应当在西医学里原样照搬而使自己走上西医化。

《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古代科技》指出：“中国中医药学绵延数千年，至今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并且影响愈来愈显著。近代，在西方科技的冲击下，中国古代科技几乎全部没落而唯有中医药学生命常在，这种现象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我认真思考的结果是，“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见《实践论》），中医药学则是建立在大量的实践经验基础上而具有整体观念和辩证思维的医学理论体系，从而形成了东方古代的理论科学，正是由于这个医学理论体系的支撑，中医药学不仅经受住了西方现代科技的巨大冲击，而且还在19世纪西方文化侵入后诞生了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温病学派”。

《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一书告诉我们：“中医是中国古代整体论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集大成者，是人类文明的一朵奇葩……以中国古代整体论思想为基础的中医不仅将大大促进全世界医学的发展，而且它的一系列思想和方法可应用于探索生命现象等复杂科学领域，甚至可以应用于解释整个宇宙的诞生和演化。”然而正是这个整体论的思想理论，在中医界里，却有所谓“教授”要对它进行“革命”，把它“抛弃”，叫嚷要对中医理论体系进行“重构”，我不知这些所谓“教授”，所谓“专家”们，对中医理论是怎样个“革命”法？对中医理论体系又是怎样个“重构”法？他们绝对“革命”不出一套中医理论，“重构”不出一套中医理论体系来的，其脑子中如有，必是照搬西医学的。否则，不是投机的瞎说，就是无知的“热昏的胡话”。我认为，对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只能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按其内部规律进行研究，使之现代化，绝对不可能是另外一套。而这个研究，又必须遵循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所教导的那样去做：“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

由于化学药品的毒副作用，导致药源性疾病在世界范围内急剧增加，数百种西药被禁止使用，人们医疗和养生都要求回归自然，中医药学则是其理想中的选择，从而为中医药学走向世界带来了良好机遇，又因为中医药学具有的东方文化的独特性质，世界各国一时难以理解，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应该积极宣传，启发诱导世界各国逐渐认识了解我国中医药学，让中医药学健康地走向世界。然而有些人则不是如此，而是大叫中医理论在世界没有认同感，力主抛弃中医理论知识，抛弃中医特色和优势，以与世界“接轨”。殊不知中医药学为我中华民族所独有，世界各国都没有这种医学，它们何来之“轨”可“接”？正因为我国中医药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传统医学，它才具有和世界交流的意义，才具有走向世界的价值。如果我们削足适履，抛弃了中医理论体系，抽调了中医灵魂，取消了中医特色和优势，没有了中医临床疗效，让一个中医躯壳走出国门，这不仅欺骗了世界，而且也丧失了民族优秀文化，这绝对不是一个真正中国人应该做的。希望中医药的管理部门严格掌握中医药发展和中医药西化的分界线，注意“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2004年举办的“名医战略研讨会”上，提出了“传统中医模式”“现代中医模式”“新医模式”等概念，但我建议能认真地再考虑一下这三个“中医模式”公开提出后的社会效应。这里提出我的看法供参考。我认为“新医”一词，是对“旧医”一词而存在的，没有旧医，就无所谓“新医”。现在人为地把中医分成“先进”与“落后”两个部分不好。据我所知，“新医”“旧医”之词，是1929年余云岫留学日本学习西医回国后，以消灭中医为能事，在南京政府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提出来的。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说：“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当时会上，在以后变成为大汉奸的汪精卫、诸民谊的支持下获得了通过，南京政府即据之下发了“废止中医令”，企图在全国废止中医，遭到了全国中医界及有识之士的坚决反对，蒋介石被迫撤销了错误的废止中医的一切法令，中医赢得了生存空间，但称中医为“旧医”、西医为“新医”，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我国召开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时，余云岫伙同宋大仁、江晦鸣等三人联合提出了一个《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即人们所称的“40年消灭中医计划”，并在会上获得了通过。从1952年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对所谓“旧医”进行登记、考试（考西医科目）、改造（办进修班、灌输西医知识）。1954年毛泽东主席发现后，严厉批判了当时卫生部主要负责人轻视、歧视、排斥中医的错误思想，是一种卑鄙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地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的社论，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了贺诚同志错误思想。1955年，国务院正式发文全国各地明令规定废除使用“旧医”一词，改称“中医”。废除了“旧医”一词，“新医”之词也自然不存在了。这些事人们还记忆犹新，现在又重提“新医”之说，不管“新医”的内容如何，恐怕不是时候，而且在中医内部分出新、旧，也不是科学的方法。

至于“传统中医”和“现代中医”两个模式，我不知对它是什么标准。如果传统中医是指熟读经典运用辨证施治者，而现代中医是指研究生毕业掌握实验技能或只凭现代科技手段检查而辨病施治者，那就很值得商量。众所周知，中医药学的生命，在于临床疗效。以掌握实验技术或以西医检查为依据使用中药，其疗效绝对不会优于辨证施治者，已为长期医疗实践所证实。在这种情况下，把疗效好的称为“传统中医”，所谓“传统”者，是谓其“固有久旧”之形态也；把疗效差的称为“现代中医”，所谓“现代”者，是谓其“同步时代”之形态也。这是不准确不科学的。如有一种既具这个时代的科学形态，又保持中医药特色和优势以及其原有疗效甚至是更高疗效，这样才是名副其实的“现代中医模式”，也就是“中医现代化”了。中医药学是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医学科学，是要为人治病的，而且是要治好病的，它必须按照其内部规律不断发展，逐渐走向现代化。用不着分出一个“传统医学模式”固定下来，像保护几个北京“四合院”样供人欣赏。中医是一个整体，必须共同发展，共同前进。我国一切文化都是没有继承就没有发扬。因而中医界的目前状况是，一部分研究生毕业者，学习了实验技术，未学好中医知识，不会用中医思路治病，一部分在中医院校毕业到临床工作的，靠西医检查手段，而用西医观点使用中西药，造成大部分中医院不姓“中”，少部分人坚持了中医的思维方式而运用辨证施治，中医药文化的前景十分不妙，这是半殖民地思想影响没有肃清造成的。这也可能是《孙子兵法》一书所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据说国家正是为了纠正全国中医机构的西化倾向，才制定和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的。可惜这个《中医药条例》，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关注，倒是《中医药条例》规定的“中西医有机结合”大多数人往往抽掉了“有机”二字而简单的只说“中西医结合”。这可能不是有意抽调“有机”二字，而是习惯的漫不经心说出的，当然谈不上责任不责任的问题，但也表明对《中医药条例》没有严肃认真地对待和研究，报刊上也是一样。

根据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继承和创新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事物的因果关系。继承既是当前实际的需要，又是为创新奠定必要的基础。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继承的发展，没有继承这个基础，就不可能创新，只能出现事物的异化。现在全国多数中医西医化，中医院不姓“中”，就是在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忽视了继承这个基础所造成，使中医药受到了严重损害和中医药医疗质量下降，深层原因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社会产生的“中医落后论”“中医不科学论”和“民族自卑感”的思想影响没有肃清，没有贯彻中央“中西医并重”的方针，过多地强调了西医，忽视了发挥中医力量和中医作用，形成了我国医学两条极不相称的腿，严重威胁着我国中医药文化的安全。顾炎武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西方国家对我进行文化渗透，企图对我分化西化，我国提倡爱国主义教育、发扬民族文化、培养民族精神的今天，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和义务保护民族文化的安全。为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出了在研究生教育中“淡化实验”，以临床疗效为考核标准，号召中医普遍熟读经典，保持特色，并启动了“培养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工程”，考试选拔了主任医师级人员220名，进行重点培养。这虽有一定难度，但也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的事情。因此，我建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今年年内召开一次《培养优秀中医临床人才》“考试委员会”专家会议，组织检查一下几次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方法，是否符合2003年8月工作会议的精神？是否能够达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来计划的培养目标？培养中医优秀临床人才这项工作，一定要认真抓好，切勿稍怠，办成功了，我国中医药学可能尚有复兴的希望，否则，只有等待“出口转内销”了。这样就损失太大，我们也都不光彩了。我们知道，2003年，我国在抗击“非典”过程中，明显地体现出了中医药的治疗优势，且医疗费用人均只需5000元左右，仅占西医药治疗人均费用的十分之一。疗效好，费用少，符合我国国情的需要，如果还有人无视事实，继续顽固地坚持以西医排挤中医或取代中医，我认为应该站在民族利益立场上据理力争，坚决同其进行思想斗争，揭露其民族虚无主义的崇洋心理，确保我国民族中医药文化的安全，并进而发扬光大之，为世界人民健康事业作出贡献，为祖国争光！

《史记·商君列传》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淮南子·说山训》说：“得百万之兵，不如闻一言之当。”以上所说，是否为愚者千虑之一得，不敢期必，但作为“一孔之见”，特提供参考耳。

最后，有两点建议，附于下面：

第一，在适当时候，召开一次规模不大的中医研讨会，时间充裕一点，以便深入探讨“中医现代化”与“中西医结合”问题，包括指导思想、研究方向、手段、方法等。交流思想，互相启发，提高认识。这个研讨会，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也可委托中华中医药学会召开。

第二，组织力量，通过调查，认真撰写一部《现代军事中医学史》总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现代中国革命的中医药作用，以探讨中医药学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并填补中国医学史的一个空白。这件事迫在眉睫，现尚有一部分老红军健在，可资调查，稍晚则可能难以调查红军时代的中医药情况了。

二、略论中医学史和发展前景

我国古代社会发展到社会制度变革、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的历史上“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古代医学巨著《黄帝内经》面世了。在《黄帝内经》一书的内容里，充分体现了我国先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坚强毅力和高度智慧。它通过了数千年的医疗实践、生活实践、人体解剖实践的观察，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实际经验，在当时先进哲学思想指导下，对大量的实际经验进行了认真的总结、整理、研究，从中引出规律性的结论，并使之升华到理论高度，从而创造了“阴阳”“五行”“藏府”“经络”“营卫”“血气”“精”“神”“津液”“筋”“骨”“皮”“肉”“五官九窍”“七情”“六淫”和药物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以及组方的“君臣佐使”等，构建了中医药学比较完整和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个中医药学理论体系，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主体文化之中，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它提出了“天地之间人为贵”的“以人为本”思想，揭示了“人与天地日月相参应”的客观规律，世界万物“以息相吹”（《庄子》语），保持着相互对立、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构成人与自然的平衡、协调、统一、和谐，《庄子》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人与自然环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人的一身则以五藏六府为中心，以心为主导，通过经络将营卫气血输送到人体各部组织，滋养各部组织以维护各部组织的正常功能活动，从而使人体也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阴阳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天地万物都存在阴阳对立的两个方面。《老子》第四十二章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两个方面之间，具有一种冲和之气，和则生物，生生不已，促进客观世界的不断发展和不断变化，使天地万物永远处于“变动不居”的过程中。

中医药学理论体系，是在大量实践经验基础上创立的，有牢靠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并具有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整体观和变动观，体现了东方文化的思想特征，规定了中医药学的发展方向。它长期坚持了理论指导下的医疗实践，坚持了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中医药学囊括世界天地万物的博大胸怀，决定了它的开放性，对医药文化，既能输出，又能输入。数千年来，它在保障中华民族繁衍昌盛的医疗实践过程中不断地积累了新的经验，产生了新的理论，诞生了新的学派和出版了新的医药典籍，如《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针灸甲乙经》《肘后备急方》《脉经》《华氏中藏经》《刘涓子鬼遗方》《诸病源候论》《童蒙止观》《新修本草》《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经效产宝》《食疗本草》《新编金匮玉函要略方》《圣济经》《妇人大全良方》《小儿药证直诀》《运气论奥》《洗冤录》《厘正按摩要术》《伤寒总病论》《儒门事亲》《脾胃论》《素问玄机原病式》《格致余论》《汤液本草》《十四经发挥》《类经》《本草纲目》《救荒本草》《瘟疫论》《口齿类要》《霉疮秘录》《跌损妙方》《名医类案》《审视瑶函》《十药神书》《引痘略》《痧胀玉衡》《理虚元鉴》《济阳纲目》《老老恒言》《温热经纬》《温病条辨》《重楼玉钥》《串雅内编》《标幽赋》《药性赋》《医学三字经》等等。从而丰富了我国医学内容，使之形成了一个“伟大的宝库”，并输出到国外，如到日本、到朝鲜、到越南，为世界人民的健康事业服务，同时，也吸取了对自己有益的世界各民族的医药文化充实和发展自己，例如苏合香、安息香、阿魏、波斯青黛、乳香、没药、漆头闾茹、倭硫黄、安南桂、胡黄连、胡桐泪、荜澄茄、腽肭脐、诃黎勒、波斯皂荚、天竺干姜、东洋参、西洋参、血竭、质汗、丁香、胡椒、胡麻、胡桃、高丽昆布、高丽参、硇砂、戎盐、草豉等药，以及耆婆汤、耆婆万病丸、药子一物丸、阿伽陀丸、匈奴露宿丸、西州续命汤、西洋药酒、支法存治蛊毒诸方、日本三藏传疔疮方、悖散汤等方与非药物疗法的婆罗门按摩法等法，以及眼科理论等知识，还有医药典籍的《海药本草》《东医宝鉴》《济众新编》《回回药方》《耆婆要用方》《耆婆六十四问》《耆婆五藏论》《耆婆脉经》《婆罗门药方》《龙树菩蕯养性方》《婆罗门诸仙药方》《西域名医所集要方》《胡国方》《龙树眼论》《龙树菩蕯药方》《杂病广要》等等，都进入了岐黄事业的殿堂，与我国医学融为一体，成为中医药学这个“伟大宝库”的组成部分，使中医药学内容更加充实丰富，医学科学水平更高，故一直屹立在世界东方。

迨至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侵入了中国，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传教士也带来了西医到中国。在一片向西方学习的声浪中，有的中医学家也力主中西医学汇而通之，然由于中西医学二者的哲学基础和理论体系不同，使各自具有的学术排他性反映出来，故二者虽汇而未能通。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取得了积极成果，但因当时缺乏分析方法，出现了形式主义，认为好，就一切都好，认为坏，就一切都坏。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把民族优秀文化同封建垃圾一起扫进了历史垃圾堆里。之后，胡适又发起了一个所谓“整理国故”运动。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思想指导下，胡适整理国故的用心，他自己声明说：“我所以要整理国故，只是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本来，‘不过如此’，我所以还他一个‘不过如此’。”他还断言：“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这就充分表现了胡适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在这种思潮鼓励下，从日本留学学习西医回国的余云岫，遂以消灭中国传统中医药文化为能事，于1929年2月在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说什么“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这一旨在消灭中医的错误提案，得到了汪精卫、诸民谊（后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了出卖祖国的两个大汉奸）的支持，从而获得了通过，南京政府即据之向全国发布了“废止中医令”，企图在全国范围内一举消灭中医，激起了全国中医药界及社会有识之士的坚决反对和强烈抗议，迫使南京政府“撤销禁锢中医药的一切相关法令”，中医赢得了生存空间。然不久又成立了“中央国医馆”，在“中医不科学”的思想支配下，提出了一个所谓“中医科学化”的口号，极力主张以西医理论取代中医理论，实际上是一条“中医西医化”路线，这从当时出版的某些著作可证。1950年，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还是那个余云岫伙同宋大仁、江晦鸣联合提出了“改造旧医实行步骤草案”，计划四十年消灭中医，得到了当时卫生部主要负责人极力赞赏，从1952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所谓“旧医”进行登记、考试（考西医科目）、改造（办进修班以西医知识改造中医人员）。用行政手段，贯彻了一条不折不扣的“中医西医化”路线。幸而毛泽东主席发现了，严厉批评了当时卫生部主要负责人轻视、歧视、排斥中医的错误思想，是一种卑鄙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罢了贺诚的官，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了贺诚同志错误思想，继而建立了我国中医药科研、教学、医疗机构，以发展中医药学。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半殖民地社会产生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一直没有肃清过，它顽强地在中医管理、教学、科研、医疗、新闻等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干扰中医政策的落实，阻碍中医药学的正常发展。《论语·阳货篇》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一些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较深的中国人，正在以“鱼目混珠”的手法，似是而非，以伪乱真，把“中医西医化”混之曰“中医现代化”，把“中西凑合论”混之曰“中西医结合”，为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文化渗透帮忙，以致我国大部分中医院不姓“中”，大部分中医人员“西医化”，医疗质量下降，自我附属，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爬行，这是和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不相称的，是不符合中央“发展民族文化，培养民族精神”的要求的，也是与当今世界科学的发展不相适应的。众所周知，西医学是以“还原论”为指导思想，而“还原论”并不是绝对真理，不能完全解释世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早就指出：“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学科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因此，在中医现代化研究中，我们必须遵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依照中医药学的自身规律，运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对中医药学基本理论和实际经验进行耐心地、细致地、实事求是地认真研究，揭示其科学实质，用现代语言表述之，赋予其时代的特征，让其进入现代科学的殿堂。以西医理论取代中医理论是绝对不行的。既取消了中医理论知识，又取消了中医思维方式，它何中医之有？那是迫使中医异化，是在消灭中医，然中医是消灭不得的，因为它是民族的一份优秀传统文化，在2003年上半年抗击“非典”过程中，凸显了它的治疗优势，再一次体现了它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必须保护这份中医药文化的安全。如果我们不保护好中医药学，让它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消亡了，我们就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子孙后代，我们就成为了民族的罪人！

由于化学药品的毒副作用，使药源性疾病迅猛增加，数百种西药被禁止使用，人们的医疗和保健都要求回归自然，中医药学就成为了人们理想中的选择。中医药学走向了世界，不仅它的医疗技术可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健康事业服务，而且它的思维方式也将对世界各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正如意大利医学艺术史学院院长安杰罗·卡帕罗尼教授在首届欧洲—中国传统医学大会（2001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开幕式讲话所说：“中医中药作为中国的传统医学，是中国古老文明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传统医学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传统医学，作为世界医学科学学苑中的一枝奇葩，不仅是中国人民勤劳与智慧的结晶，而且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见《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

《古代中国科学范型》第十六章说：“在中国传统的科学中，医学是唯一能够保存至今并与西方医学相抗衡的学科。那么中国传统医学究竟凭借什么‘立身’，又凭借什么抵御西方医学的冲击呢？这里打算选择科学方法这一角度来作些考察，因为我以为这一角度对于解释中医学在西方科学的冲击下何以仍能‘游刃如故’很具有诱惑力和说服力。”《中国文化概论》第十四章则说：“中国中医药学绵延数千年，至今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并且影响愈来愈显著。近代，在西方科技的冲击下，中国古代科学几乎全部没落而唯有中医药学生命常在，这种现象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我认真思考的结果是：中医药学除构建有吾淳先生所说的“观象”“归纳”“摹略”“构象”“比类”“宜物”“揆度”“参合”等一套科学方法外，还形成有建立在大量实践经验基础上具有辩证思维的比较完整和比较系统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和丰富多彩的治疗方法。并始终保持了理论指导下的医疗实践，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因而具有无限生命力，不仅经受住了西方医学的巨大冲击，而且还在西方文化侵入后产生了一个善治急性热病的医学流派“温病学派”。近些年来，虽然出现了全国大部分中医院不姓“中”，多数中医人员发生了“西医化”，但那是人为的，是民族虚无主义凭借手中权力造成的，而不是中医药学的过错。

现在，国际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开始从整体考虑问题，《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一书指出：“中医是中国古代整体论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集大成者，是人类文明的一朵奇葩。中医认为，宇宙是一个和谐而统一的有机整体，人体也是一个和谐而统一的有机整体，中医以这种整体观来看待宇宙及人体。中医曾一度在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被误解，特别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很多人认为中医是骗人的把戏，包括鲁迅也曾持这种观念，不过学西医出身的鲁迅后来也认识到自己的偏颇。最近几十年来，随着复杂科学的兴起，全世界对中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以中国古代整体论思想为基础的中医不仅将大大促进全世界医学的发展，而且它的一系列思想和方法可应用于探索生命现象等复杂科学领域，甚至可以应用于解释整个宇宙的诞生与演化。”而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重局部，不重整体，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还原论为基础的西医学，是永远不能理解，永远不会接受的。它认为各种事物都是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的。此“形而上学”之所以为“形而上学”者也。现在不是还有人在报纸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表文章，叫嚷要以“还原论”来审视、改造中医药学吗？殊不知西方还原论的研究法在取得登峰造极的成就后已经显露出它的不足。它被爱因斯坦“相对论”、威纳·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普里高津“复杂性科学”等迫使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则从逻辑上动摇了“还原论”。这里还是奉劝某些人收起你们当作“万灵药方”的“还原论”吧！切切不要再用“还原论”观点桀犬吠尧似地冲击中医药学的“整体观”。

请看世界科学界的认识：

1.美国学者雷斯蒂沃（SP.Restivo）在1979年就预言说：“从21世纪开始认识的新科学可能出现在中国，而不是美国或其他地方。”（见《科学史十论》第四论）

2.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建者，曾获诺贝尔奖的普里高津（Prigogine）1979年说：“我们正向新的综合前进，向新的自然主义前进。这个新的自然主义将把西方传统连同它对实验的强调和定量的表述，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的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1986年他又在《探索复杂性》一书中说：“中国文化具有一种远非消极的整体和谐。这种整体和谐是各种对抗过程间的复杂平衡造成的。”（见《科学史十论》第三论）

3.协同学（Synergtics）的建立者，德国物理学家哈肯（H.Haken）说：“我认为协同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在整体性观念上有很深的联系。”“虽然亚里士多德也说过整体大于部分，但在西方，一到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时，就忘了这一点，而中医却成功地应用了整体性思维来研究人体和防治疾病，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比西医优越得多。”他说：“西方的分析式思维和东方的整体性思维都是他建立协同学的基础。”（见《科学史十论》第三论）

4.2001年10月28日英国《自然》杂志主编菲利普·坎贝尔博士在接受《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作者之一姜岩的采访时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将是世界科技中最活跃的两个领域，两者在未来有交叉融合的趋势。他说，从更广的视野看，生命科学处于刚刚起步阶级，人类基因组图谱刚刚绘制成功，转基因技术和克隆技术也刚刚取得实质性突破。他说：“目前对生命科学的研究仍然局限在局部细节上，尚没有从整个生命系统角度去研究，未来对生命科学的研究应当上升到一个整体的、系统的高度，因为生命是一个整体。”他认为，从原则上说，未来对生命科学的研究方法应当是西方科学方法与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的结合，中国古代科学方法重视从宏观、整体、系统角度研究问题，其代表是中医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学习（见《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第七章第四节）。

5.英人彼得·詹姆斯说：“为了取得非凡的成果，中国的古代医学肯定也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下工夫。公元10世纪，中国的炼金术士研制了最早的天花接种疫苗，为免疫学奠定了基础。涂有含菌物质的棉球往往被放置在鼻孔内。16世纪，这种技术在中国得到广泛的应用并从那里传到土耳其，进而使西方人对预防接种有了初步的认识。现代医学仍然可以从古代世界备受低估的医治者那里学到大量的东西，这些人的成就是相当惊人的。”（见《世界古代发明·医学》）

6.钱学森在中华中医药学会迎春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医现代化，我觉得还是对的，而且中医的现代化关系重大。我从前在给您（吕炳奎）的信上无非是说中医的现代化是整个医学的前途嘛，现在我还加点码儿，中医现代化可能引起医学的革命，而医学的革命可能要引起整个科学的革命。所以我们一定要向前走……

中医要是真正搞清楚了以后，要影响整个现代科学技术。中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真正理解了、总结了以后要改造现在的科学技术，要引起科学革命。也就是美国的科学哲学家讲的，科学革命就是科学的一个新的飞跃。这些认识，这几年我越来越深刻。（摘自1983年2月第1期《中医通讯》）

7.“这种整体性、辩证性观念具体表现为在宏观上特别重视天人关系的和谐，在微观上则重视事物内部关系的协调。最能体现这种整体性和辩证性观念的学科是医学。我们在上文说过，中医特别强阴阳的相互依存、消长、平衡，强调对病因的综合考察，讲究辨证施治，就是这种观念的集中体现。”（见《中国历史十五讲》第三章）

8.“当前我国传统的中医在世界上越来越受欢迎，这并非偶然。中医从整体上去研究复杂的人体，擅长综合地把握它们的规律，并用符号化方法描述它们（阴阳、内外、寒热、虚旺）。西医则把人体分解成系统、器官、细胞分子，擅长从这些单元的状态来推知身体的状态。20世纪上半叶，西医的这种‘还原论’式的研究方法，以至于学术界很多人把以中医学为代表的用整体论方法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科学文化视为不科学。现在中医受欢迎，不仅是由于大量实践的检验，更重要的是因为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使我们对疾病的本质和中医的机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所有疾病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归于某些细胞复制出现异常。除基因疾病外，细胞复制出错的原因，既与细菌或病毒的入侵有关，也受复制过程中溶剂（细胞质等）的成分、浓度、酸碱度和温度等物理化学性态的影响。”（见《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第五章第二节）。

总之，中医药学产生于我国古代，是我国古代先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它包含着古人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形成了比较系统和比较完整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具有辩证的思维形式和整体论观点。它阐释着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体内部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是一个开放系统。几千年来，在指导医疗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吸取新的经验充实自己，并将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实际经验输出国外，又在对外的国际交流中，吸收了与自己有益的其他民族的先进医学经验发展自己，从而构成了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中医药学宝库。至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世界列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中国民族虚无主义者，崇洋媚外，在一片向西方学习的声浪中，1929年余云岫提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力主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中医，遭到全国中医药界及社会有识之士的坚决反对。于是他们变换手法，在南京成立“中央国医馆”。提出一个所谓“中医科学化”实际是“中医西医化”的口号。1950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余云岫伙同宋大仁、江晦鸣联合提出了一个“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得到了当时卫生部主要负责人的支持，旋而付诸实施，企图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中医，而遭到了党的驳斥。1954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地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的社论，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贺诚同志错误思想。继之则在我国创建了中医药的科研、教学、医疗机构以发展中医药事业。但由于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没有得到肃清，在“中医落后论”“中医不科学论”的思想指导下。从一开始就在中医机构内贯彻了一条没有所谓“中医科学化”口号的所谓“中医科学化”路线，并在一片发展中医的锣鼓声中，用“鱼目混珠”和“偷梁换柱”的手段，偷换了“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现代化”的概念，使中医药学在一片繁荣的景象中有其名无其实，大多数中医院不姓“中”，大多数中医人员“西医化”，从而陷入了“中医异化”的危机中。但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医药学，是不会被湮没的。在当今世界范围内药源性疾病迅猛增加的情况下，人们医疗和保健都要求回归自然，中医药学自然而然成为人们理想中的选择，导致中医药学走向了世界；尤其当今世界科学的发展，迫使西方“还原论”走到了它的终点，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来导向世界科学的发展。中国古代整体论思想一旦与时代相结合，很可能成为世界科学第二次革命的灵魂，而登上引导世界科学发展的历史舞台。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中国整体论思想集大成者的中医药学，在新的历史时期内，必将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三、用唯物史观正确认识医学科学发展史

此前报刊上发表过的某些文章认为，在古代，中国古医学和西方古医学都具有整体观，而在西方经过工业革命后，伽利略发明了显微镜、魏尔啸提出了“细胞说”，等等，逐渐建立起了“实验科学”，西方医学摒弃了其古医学的整体论思维，确立了以“还原论”为思想基础的分析方法，走上了近现代医学科学的道路。中国则依然保持以农为本的结构，医学则保持中国医学的传统。从而认为西方医学是唯一科学，突飞猛进发展了，中国医学落后了，不科学了，或者说是经验医学了，“西医的科学水准就把中医越拉越远了”。这是对科技史研究的一种非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它既不合乎中西医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合乎中西医学的当代现实。它是一种“环境决定论”，是一种“外因论”错误思想的反映。它没有揭露中西两种医学发展的历史本质。

中西医学发展的这种“环境决定论”，没有揭示事物的本质，没有揭示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没有揭示事物发展的真正原因，因而它是不正确、不科学的。这种观点，导致了产生于农业社会的一切科学技术，比起工业社会产生的一切科学技术来百分之百都是落后的，而这样的结论，显然是十分荒谬的。例如2003年，广东、北京两地的中医治疗“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就收到了很好的疗效，现还正在有效地治疗着“艾滋病”，还有不少现代大医院宣布“死刑”的病人，却被中医治好了。这些就是明显的例证。当然，这也不是说农业社会产生的一切科学技术都比工业社会产生的科学技术要先进，这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我们知道，“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事物的运动都和它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引自《矛盾论》）西方近现代医学科学的出现，并不是西方古医学的延续和发展。西方古医学早在16世纪就已断裂而消亡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表明理论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性。它能够指导人们从事理性的实践。毛泽东引斯大林的话说：“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见《实践论》注10）斯大林这虽是说的社会科学，但也同样适用于自然科学。因而西方古医学虽有整体论思维，但缺乏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无以指导具体的医学实践，长期陷入医疗实践的盲目活动中，这就使西方古医学内部具有了矛盾性。由于这种内部矛盾运动的发展，西方古医学迫切需要改变其现状，而工业社会发展起来的实验科学，就为西方古医学改变现状准备了必要条件，西方医学不得不彻底抛弃了古医学的整体观，而进入近现代的形而上学分析科学的轨道。400年来，它得到了充足的发展，而在医学领域里也取消了人文关怀，医务人员变成了仪器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主观能动作用，体现了西方医学科学文化的特征。中国古医学在长期农业社会里，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环境里，在具有创造和积累直接经验的优胜条件下，通过劳动实践，产生和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直接经验，并通过大量经验的总结整理，从而创造了以“阴阳五行、藏府经络、营卫血气、精神、津液、五官九窍、七情六淫、皮毛筋骨”和药物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以及组方的“君臣佐使”等理论为内容而具有辩证思维和整体观念的分析方法，出现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以及丰富多彩的治疗方法。这个理论体系一经形成，就在几千年来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指导着临床医疗的实践，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医疗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取得了新经验，创造了新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医学科学，至19世纪中期产生了专治急性热病的“温病学派”，大大推动了中国医学科学的前进。中国医学虽仍然保持着古医学的传统形态，但它的医学科学内容正在与西方近现代医学科学并驾齐驱。中医药学是以自己东方文化的面貌，从另一个知识体系中在丰富、在发展、在前进。在中医药文化领域里，其民族自卑感应该是没有容身之地的，因为它的产生是没有根据的。时间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中医不仅在治疗慢性病、疑难病、老年性疾病以及一时检查不出病原的疾病等方面有其优势所在，而且在治疗急性传染性疾病方面亦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确切的治疗效果。20世纪初，香港流行鼠疫和天花，患者多选择了中医治疗，连港英当局通过调查后也不得不承认中医治疗的优势。1955年，石家庄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20世纪80年代，江苏、江西中医治疗“出血热”，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尤其2003年上半年，北京地区发生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死亡率百分之十点几居高不下，中医治疗介入后，其死亡率立即降了下来，凸现了中医对“非典”的治疗优势，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的认可。这就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医学的科学性和其强大生命力。

在西方工业社会实验科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还原论”为思想指导的西医学理论体系，在中国农业社会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整体论”为思想指导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它们二者的哲学基础、理论体系、医学形态虽然不同，但都是研究人的生、老、病、死的医学科学，其内部的矛盾运动和外部的环境条件影响不同，决定了东西方医学的差异性，并没有妨碍他们研究人体知识的系统性而成为医学科学的现实。

我国现实存在的中西医两种医学，是在东西方两种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具有不同质的各自的优势和特点。一个国家有两种医学存在，总比只有一种医学要好，这种中西医学的二元并存局面，给人们的医疗保健事业，可以提供选择。这正是我们国家在医药卫生方面的一个优势所在。

然而，“西方文化中心论”者，将西方医学奉为唯一科学，奉为绝对真理，并以此为标准以评判世界医学科学的是非，力图对世界一切科学文化的垄断，严重阻滞了世界科学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事实上，世界各个民族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创造的各自文化，正体现着国际社会大家庭“万紫千红”的文化景观，通过相互交流，吸取与自己有益的其他民族文化充实自己，必将促进世界文明的进步！但“西方文化中心论”者，抱着“西方文化霸权主义”不放，偏要它的“一花独放”而否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破坏“万紫千红的文化景观”。利用它拥有的经济实力和掌握的先进信息技术，为自己的文化不遗余力地向第三世界渗透，极力要吞噬第三世界文化，对我国文化进行分化、西化。一些醉心于西方文化的中国人，在“中医落后论”和“中医不科学论”的思想支配下，紧密配合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极力消灭或取代中国的医学科学，一方面在“现代化”的口号下，从医疗实践中力主西医药取代中医药，另一方面在“没有随机”“没有对照”的借口下，阻止中医药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参与治疗，进而以张功耀、何祚庥、方舟子、王澄等人为代表，中外勾结，污蔑中医为“伪科学”而胡说什么中医“把名演员陈晓旭害死了”，上演了一出“取消中医签名运动”的闹剧，上演了一出反对中医药文化的“中外小合唱”。这些人为了崇洋媚外，讨好西方，不惜出卖灵魂，无中生有，造谣污蔑，毁典灭祖（有甚于“数典忘祖”）。殊不知有五千年发展史的中国医学科学具有无限生命力！1929年比你何祚庥等能量大得多的海归派余云岫，在后来成为两个大汉奸的汪精卫、褚民谊的支持下，提出并通过一个《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南京政府据之发出了“废止中医令”，曾经使中医药文化陷入严重困境而不绝如缕。然终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医政策阳光照耀下又得到了延续和复苏！足见何祚庥等人叫嚷的“取消中医”，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也。

四、从医学领域看“百家争鸣”方针的重要性

医学科学领域里的“百家争鸣”是促进医学科学技术正确发展的思想路线，是从源头上保障人体生命和维护人体健康的根本方针，《素问·宝命全形论篇》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因而必须认真贯彻党的“百家争鸣”方针。

《实践论》一文指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都直接经验，在我为间接经验，在人则仍然是直接经验。”中医药学的产生和发展，与“西方医学在16世纪后西方出现实验科学才产生的”不同，它是在几千年间积累的实际的直接经验中整理、升华而创造出来的，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辩证的思维方法。它以文字为载体和口耳相授，传承了几千年，直到今天，积累了“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的大量医药文化典籍，与在世老中医甚至只有一技之长者的经验，都在被不断地传承下去。

宋代史崧在《灵枢·叙》里曾经说过：“夫为医者，在读医书耳，读而不能为医者有矣，未有不读而能为医者也。不读医书，杀人尤毒于梃刃。”表明了医者有误，轻者损人健康，重者使人性命不保。这些年来，学术腐败，不读医书，装腔作势、自命不凡、弄虚作假者不乏，或借别人名义，兜售自己私货，如歪曲胆府理论，庸俗膀胱气化作用，篡改五藏五色规律，颠狂混淆，痓痉不分，中医学术乱象丛生，必须拿起“百家争鸣”的方针，讲事实，摆道理，进行充分说理，以理服人，正其谬误，修正认识上的偏差，达到认识上的统一。如未能统一，认识仍相左者，被批评者可以反批评，双方进行辩论，切忌压服，以期获得认识上的真正统一或接近真正统一，从而推动医学科学的发展。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者，是他具有一份社会责任感，主持公平，维护正义，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也。医学领域的是非都关系着人的生命和健康，如2003年版《伤寒论讲义》第366条载：“《伤寒论·辨厥阴病》说：‘下利，脉沉而迟，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热，下利清谷者，必郁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阳，下虚故也。’”如照《讲义》之注去吃药，是必要出事故的，岂可隐隐不改？又如同篇374条载：“《伤寒论·辨厥阴病》说：‘下利谵语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气汤。’”此条仲景未入于阳明病篇，而归入了厥阴病。其为痢疾，而非泻水也，注谓“热结旁流证”误甚。其病“痢疾而谵语”，再有“咽嗌不舒”，则为张志聪、陈修园创立之“奇恒痢疾”，虽可以大承气汤急下存阴以救之，然稍缓则亦无及矣。如此《伤寒论讲义》在教学上是误人子弟，埋下一些医疗事故的隐患而学生不知，在社会上去行医是害人，这殊非仁者所为。一个真正的学者，是不怕“百家争鸣”的，“百家争鸣”让他的学术思想得到了深化，视野得到了开阔。山东中医药大学校长王新陆教授“钦佩得五体投地”之语、北京中医药大学钱超尘教授所谓“改正医书之误读误解，功莫大焉”之评论，都说明了这一点。

《辞源》（修订本）一书是不应该搞错的，有错则影响太大了，尤其是有关医学领域里的文字，错了会闹死人的。但它就是搞错了，如《辞源·疒部》说：“痓，充自切，去，至部，穿，土，病名。《素问·气厥论篇》：‘肺移热于肾，传为柔痓。’注：‘柔，谓筋柔而无力。痓，谓骨痓而不随。气骨皆热，髓不内充，故骨痓强而不举，筋柔缓而无力也。’”《说文》无“痓”字，有“痉”。云：“彊急也，从疒，声。”《素问》“柔痓”二字误，《太素》作“素痉”是。杨上善注：“素痉，强直不能回转。”彊、强字通。马王堆汉墓出土医书《五十二病方》有“婴儿索痉”一病，“素痉”即“索痉”，病人身体强直不能回转也。王冰《素问》释文谓“痓，谓骨痓而不随，气骨皆热，髓不内充，故骨痓强而不举”，正是释“痉”字之训，非释“痓”字也，以《素问》成书时间尚无“痓”字之创造也。可见此文之“痉”误为“痓”当在王冰之后，《素问》此文，当以《太素》之文校正之。

《辞源》于“痓”字，读音为“充自切”，而释义则全引“痉”字之误文——“痓”，以致“痉”“痓”不分，混之为一。殊不知“痓”字首见于《广雅·释诂》卷三下，彼说：“痓，恶也。”《针灸甲乙经》卷四第一下说：“心脉满大，痓筋挛。肝脉小急，痓筋挛。”而《素问·大奇论篇》载此则作“心脉满大，瘛筋挛，肝脉小急，瘛筋挛”。是“痓”乃“瘛”之后起字。 ”“痓”连用，《神农本草经》多有之，是痓”之“痓”为今之抽掣，与“痉”之训“强急”者不同也。新《辞源》出书不久，我就此事向《光明日报》去信提示过，彼未予发表，以致此字误训到今天。还有《救伤秘旨》一书中，载《青城山仙传接骨方·金创方》说：“拔毒生肌，凡破伤，不论新久，敷之极效，制甘石一两，寒水石三钱，丹石飞三钱，乳香、没药去油一钱五分，大黄六钱，蓖麻子去油八钱，原寸二分，梅冰三分，共研细末……”此“金创方”乃拔毒生肌之用，故以“原寸二分”以合药，《现代实用中药》载之为“麝香”别名，非常准确，而本书注释者则误以为“原寸”乃“砒霜之别名”，则砒霜遂与原寸混同矣。砒霜是一种腐蚀性药物，点之则痛，无生肌之效，用之则病必反而加甚矣。

医学领域里无争鸣，不能防患于未然，则医疗上的事故必多发。多少年来，谬误流传，不知有几许人蒙受了其灾害！可见在医学领域里，“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可或缺也。

五、排除种种干扰促进中医药学正常发展

中医药学是在我们这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度里产生的。她“地大物博”，才能提供那么多的植物、动物、矿物给人们认识、辨别、选择、使用、治病以发明的基础，中医药又转过来保证民族的生存、繁衍，人口昌盛；她“历史悠久”，为中医药的发明、发展提供了时间保证，并使中医药在保障民族繁衍昌盛过程中受到医疗实践的严格检验，且在这个严格检验过程中得到巩固和发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等比较系统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且具有丰富多彩的治疗方法。这个具有东方民族特色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以博大的胸怀、宏伟的气魄，认真地观察和研究了宇宙万物这一宏观世界，揭示了万事万物都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对立、互相制约，处在一个互相协调的统一体中而不断发展、不断变化，人体亦然。两千多年来一直指导着临床医疗的实践，同时也得到了不断充实和发展。它是我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现代，它一方面体现出“我国医学科学的特色”，另一方面则形成为我国医学的一个“伟大的宝库”。在2003年上半年我国抗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战役中，再一次显示出了它的治疗优势和强大生命力！

然而在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产生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从来没有肃清过，他们崇洋媚外，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总认为“中国落后”，“中医不科学”，甚至“中医治好了病”也“不科学”，必欲将中医消灭之。1929年余云岫就鼓动南京政府发出了一个“废止中医令”，企图一举在全国消灭中医，遭到全国中医药界及有识之士的坚决反对，遂变换手法，成立“中央国医馆”，提出“中医科学化”口号，以推动“中医西医化”。新中国成立后，那种轻视、歧视和排斥中医的错误思想遭到了党和政府的驳斥，继而兴办起了中医科研、教学、医疗等机构，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中医药事业有了发展。但民族虚无主义者总是看不惯自己民族的中医药文化。在新的环境里，怀有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同样心态，随着形式的变化不断地变换着手法，以干扰中医药学正确的发展方向。马克思1871年11月23日在致弗·波尔特的信中告诉人们：“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这里我们且来看看民族虚无主义者当前否定中医的舆论种种。

1.中西医结合论

中医、西医是我国现实存在的具有决然不同理论体系的两种医学，分别属于东、西方文化范畴，各有自己的文化特征。毛泽东先生1956年说：“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这是指出我国医学发展的努力方向，在将来可能实现的目标。为达到此目的，必须遵循中、西两种医学各自的内部规律，加强研究，促其较快发展达到两种医学模式的转变。西医药学中国化，从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医药学现代化，从我国“古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为“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届时始有可能形成为我国统一的具有辩证思维的新的医药学。然在1958年超英赶美的政治氛围中，我国报纸上“中西医结合”命题的提出，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探索和实践。然欲速则不达，历经40多年的努力，结果竟少有所得，可以说至今仍然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中西医学术上有机结合的成果。其所得到的则是“中药加西药”“中医术语加西医术语”“西医病名加中药方”等等，一句话，就是把一些中医药学内容和一些西医药学内容毫无内在联系地拼凑在一起。当然，从医疗工作的角度看，在当前条件下，根据临床医疗的实际需要，中西医紧密配合或用中西医两法治病，都是必要的，且都是对的，无可厚非。但站在毛泽东思想的高度，从学术理论的角度看，二者没有理论的联系，未形成统一的理论知识，则绝对不是真正的“中西医结合”，而是一种“折衷主义”的产物。它缺乏辩证的思维方式，没有使学术向前跨进半步。相反地却使中医药学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形势及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中说过：“根据最普通的或最常见的事物，作出形式上的定义，并以此为限。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拿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定义，把它们完全偶然地拼凑在一起（既是玻璃圆筒，又是炊具），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就仅仅是一个指出事物的各个方面的折衷主义的定义。”“折衷主义”不可能创造出“中西医有机结合”，已为数十年的医学实践所证明。而民族虚无主义者却不顾事实，硬要抬出折衰主义的“中西凑合论”给贴上“中西医结合”的标签强力推行，就是企图一方面继续危害民族传统的中医药学文化；另一方面请求“赵大元帅”下凡，帮助掏出别人囊中的“阿堵物”，使之转化为自己座上的“孔方兄”。

2.中医现代化论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认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我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就为创造和积累直接经验准备了优越条件。中医药学就是我国先民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逐渐产生的丰富的直接经验而总结整理发明的。它有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以阴阳五行、藏府经络、营卫气血、精神津液、七情六淫等等阐释着医学世界的整体性和变动性，具有明显的东方医学的特色。这种具有动态观念的医学理论体系，规定着临床医疗的思维方式，必须依据疾病的具体情况，采取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辨证施治，这就避免了病原体产生抗药性的可能性，尤其对于西医学一时查不出病原体或查出病原体而无法治的一些疾病，更具有突出的治疗优势。然而中医药学产生于我国古代，保持着古代的原有面貌，基本理论笼统抽象，不太适应临床辨证施治的具体要求；文字古朴，不易为今人理解和掌握，严重影响它的传承和发展，因而有必要进行“中医现代化”。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告诉我们：“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要从物质的各种实实在在的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是设计联系塞到事实中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联系，而且一经发现，就要尽可能从经验上加以证明。”因而在中医现代化过程中，只能运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依据中医药学自身规律，保持中医药学的优势和特色，对其基本理论进行客观的认真的科学的研究，揭示其科学本质，并以现代语言表述之，使其获得时代的特征。绝对不能先验论地把自己脑子的东西塞到中医现代化的科学研究中去，不能以西医理论取代中医理论，取消中医药学的优势和特色而使之发生异化。在临床医疗工作中，则采用现代一切检查方法，小到“体温计”“听诊器”，大到“彩色B超”“核磁共振”，以延长我们的感觉器官，扩充我们的诊查手段，看到人体疾病的深一层病理变化，积累资料，避免被西医学现有结论牵着鼻子走，而用中医药学基本理论为指导思想，对占有的大量资料，进行认真总结和细微分析，找出新的规律，把它纳入辨证施治中去，以发展中医药学的辨证施治。切切注意防止在利用现代检查方法的过程中抽掉了中医的灵魂！现在民族虚无主义者却借机打着中医现代化的旗帜，以偷梁换柱的手法，偷换概念，大搞中医西医化。他们极力支持中医放弃辩证思维而盲目的滥用西药，为中医西医化大开绿灯，导致全国大多数中医发生了“西医化”！称心了，如意了，有政绩了，做到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在我国推行西方文化，对我民族文化进行“分化”“西化”的惊人成就，真不愧为余云岫消灭中医的忠实继承者。

3.国际接轨论

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里，我国实行的都是从原苏联学来的计划经济，又提出“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方针，从而形成了我国自己的一套政治经济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了重点转移，将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将我国经济纳入了世界经济范畴，以加强和扩大与世界各国的商贸合作及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交流，从而促进我国和世界各国的更大发展。然由于我国某些方面与世界有些国家的错位，给合作与交流带来了不便，为了使“错位”为“对口”，架上了交往的桥梁，才有“接轨”的提出。

众所周知，由于化学药品的毒副作用，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医源性、药源性疾病不断增加，数百种西药被禁用，人们的疾病防治和养生保健都要求回归自然，而我国的中医药学则首当其选。中医药学具有独一无二的理论特色和治疗优势，是中华民族的独创，世界各国都没有，对它一时缺乏了解、缺乏认识、缺乏认同感，都是自然的。我们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启发和帮助世界各国了解和接受中医药学，使中医药尽快地走向世界，发挥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为各国人民的健康事业服务。民族虚无主义者却借此大叫要去掉中医理论、去掉中医药学的特色和优势以与国际“接轨”。世界各国既没有这种“特色和优势”的医学存在，又何有此“轨”来“接”？这是一个普通的常识。连这点都不懂，真是天下之愚，莫甚于此！正因为中医药学涵有民族文化的“特色和优势”，才有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意义，才有走向世界的价值，所以人们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如果抛弃了中医药学的特色和优势，抽掉了中医灵魂，而以干瘪的所谓“中医”躯壳包上时髦的装潢去叫卖，始而可能得到西方的几个小钱，但丧失了民族文化，治不好病，最终是要吃亏的。这里告知民族虚无主义者，你们的“国际接轨论”可以休矣！

4.中医玄学论

我国古代道家创始人老子，在其所著《老子》一书第一章里有“玄之又玄，从妙之门”句，谓天地生物玄远幽深。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十五年，于学官立老、庄之学，称“玄学”。一时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研究玄学之风盛行，是“玄学”者，“道家之学”也，《老子》《庄子》之学也。道家崇尚自然，尊重自然，通过长期的仰观俯察，观察到自然清净无为而产生万物，提出了“法于自然”的“道”，是自然界天地万物发生发展的总规律，具有物质基础。《老子》第二十一章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可证。《老子》所谓的“道”，乃指一种“恍惚窈冥状态”而“可以征信”的“象”或“物”或“精”。此“精”有“象”而为“物”，故此“象”为“精”，而“物”亦指“精”，精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本原，是构成人体及繁衍后代的物质基础，为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认识论基础。《灵枢·经脉》说：“人始生，先成精。”《素问·金匮真言论篇》说：“夫精者，身之本也。”即本于此。

《老子》第四十二章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是说宇宙万物皆有阴阳对立的两个方面，互相对立，互相制约，互相联结，互相依存，形成为一个协调和谐的统一的整体，《庄子·逍遥游》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也；且事物的对立双方，总是向其对立方面发生转化，《老子》第四十章所谓“反者道之动”，促成事物的不断发展和不断变化，又为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道家崇尚自然，以人为本，注重养生。《老子》第五十九章提出了“治人事天，莫若啬”，去喜怒爱憎，保持寂静恬愉，遥逍无为，少思寡欲，纯素抱朴，以爱精保真，并“缘督以为经”而“吐故纳新”，使“邪僻不生”，达到“长生久视”，开了中医药学“养生学”及其“行气法”的先河！《老子》第六十四章中“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等文，也开启了中医药学的“治未病”思想。《老子》《庄子》书中还记载有许多病证，如“目盲”“耳聋”“鼻塞”“口爽”“狂”“头疮”“发背”“口烂”“溃漏”“漂疽”“痈”“痤”“佝偻”“瘤”“瘿”“厉”“暓病”“偏枯”“痔”“趼”“暍”“冻病”“溲膏”“善忘”“善怒”“眯目”“眯”“赘疣”“幽郁广病”等；也论述了“乌头”“猪荃”“桔梗”等药各有用途，“适时为帝”。

综上所述，所谓“玄学”的《老子》《庄子》著作中，确有许多“医学”及“养生学”内容，但中医药学绝对不是玄学。过去有些人在研究《老》《庄》思想过程中，未做到实事求是，而是以极左的态度对待了这份民族文化遗产。随着社会的发展，学者们重新研究评价了《老》《庄》的思想文化，取得了新的认识。发掘古代道家这一文化资源，对于当代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生态安全、科学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某些怀有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国人，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鄙视《老》《庄》玄学，又把“玄学”套在“中医药学”身上而一并贱待之。在2003年我国抗击“非典”过程中凸显了中医药学治疗优势的今天，仍然无视客观事实而继续鄙视中医药文化，尤其令人感到愤慨！这些人数典忘祖，唯洋是崇，难道其真是从大西洋彼岸过来的？

5.经验医学论

常言说：“实践出真知。”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观察和体验了社会实践的内容，创造了经验，产生了知识。实践、观察、体验，是人们直接经验的基础。我国先民在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创造积累了大量的直接经验，并把这些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产生了以阴阳五行、藏府经络、营卫气血、精神津液等为内容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几千年来，它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医药学的临床实践，在保障民族繁衍昌盛过程中，受到了临床医疗实践的严格检验，又在这个严格检验过程中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表明中医药学是以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具有理性思维的东方医学，是一门内容丰富，具有整体、动态辩证思维的医学科学。而有些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较深，甚至是怀有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同样心态的中国人，在医学领域里把西医学当作“唯一科学”，并以其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中医药学，硬说中医药学不是“科学医学”，而只是一种“经验医学”。其实，说这话的本身就是非常不科学的。因为他们缺乏客观态度而未能实事求是，抹煞世界的万紫千红，鼓吹“科学一元论”，在医学领域里把西医学捧得至高无上、完美无缺、独一无二、普世皆适，否定中医药学理论价值。诚然，西医学是建立在近代实验科学之上的，但它也不可能成为世界唯一的医学模式。吾淳在《古代中国科学范型·绪论》中对“科学一元论”表示过自己的看法，他说：“西方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许多学者坚信，近代科学是以形式逻辑与系统实验两者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应当说这一看法是正确的。并且，以此为基础认为西方近代科学是科学的最成熟或最经典的样式，也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以为这样一个基础或结构也可以或必须用于解释人类历史全部的科学发展那便是荒谬的。”中医药学具有东方文化的特质和特征，就不是西方科学所能理解和所能解释的。因而必须承认和尊重它的存在，承认和尊重它的价值。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经说过：“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经验自然科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极其辉煌的成果，从而不仅有可能完全克服19世纪机械论的片面性，而且自然科学本身，也由于证实了自然界本身中所存在的各个研究领域（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之间的联系，而从经验科学变成了理论科学……”可见“经验”也属于“科学范畴”，何能视中医药学为“经验医学”而不是“科学”？何况中医药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已构成为东方文化的“理论科学”。正因为中医药学是一门理论科学，且具有辩证的思维形式，故它不仅在中国上下“绵延数千年”，而且，“近代，在西方科技的冲击下，中国古代科技几乎全部没落而惟有中医药学生命常在”（《中华文化概论》第十四章），同时还在19世纪出现了一个专治急性热病的“温病学派”。

6.中药祸首论

《说文·艸部》说：“药，治病草。”是“草”之能“治病”者，谓之“药”。引申之，凡能“治病”之“物”，皆谓之“药”。《黄帝内经·素问》中每以“药食”相提者，盖药以攻邪祛病，食以充饥益体，皆所以有助于人之保命全形。药之不用于人之充饥者，以其多有毒也，郑玄注《周礼·天官家宰上·医师》所谓“药之物恒多毒”，王冰注《素问·藏气法时论篇》所谓“祛邪安正，惟毒乃能”是也。故古代又将“药”称之曰“毒药”，如《周礼·天官冢宰上·医师》说“聚毒药以共医事”，《素问·汤液醪醴论篇》说“必齐毒药攻其中”，又《藏气法时论篇》说“毒药攻邪”等，是其证。其虽统称为“毒药”，然各“药”之“毒”是不一样的，有“大毒”，有“常毒”，有“小毒”，亦有“无毒”者。

何谓“毒”？《说文· 部》说：“毒，厚也，害人之草往往而生，从，毒声。”《玉篇·中部》说：“毒，徒笃切，苦也，害人草也。”是草“能害人”曰“毒”。古人识之，有用之以杀人者，前汉时妇产科医生淳于衍，受霍光夫人的指使，“取附子并合大医大丸”毒杀了宣帝许皇后。是“毒”能“害人”无疑。但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对立方面发生转化。”毒药也不例外，毒药可以伤害人，但在良医手中它就转化为去除邪气、治愈疾病而有益于人体的药物，故《淮南子·缪称训》说：“天雄，鸟喙，药之凶毒也，良医以活人。”而“毒”之为字，亦可训为“治”。《庄子·人间世》说：“无门无毒。”郭象注：“毒，治也。”可证。毒药，可单称为“药”，今则通称之为“中药”。中药是中医用以为人治疗疾病、保护健康的重要物质，中医在自己的理论体系指导下，运用中药总是用辩证思维，创造条件，使毒药向有利于为人治病方面发生转化：第一，对各种药物给以不同修治，减少其毒害，矫正其偏性；第二，配方用药，以此药控制彼药；第三，严格依据客观情况，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辨证施治用药。从而使中药的毒害作用消失于无形之中。它体现了东方医学的特色，体现了中医药文化的优势。几千年来，它保证了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历史上对掌握和运用中医药知识的医者称之为“司命”，而中医药则被视之为患者的“福音”。然而在今天，有些没有学好中医的人，甚至根本没有学过中医的人，为了私利，滥用中药，滥吃中药，遭到伤害，不责用者之盲目，反归罪于中药为“祸首”，竟说大黄怎样怎样，桔梗怎样怎样，殊不知大黄曾使许多“急腹症”患者免却一刀之苦，桔梗则是我国东北三省和韩国、日本人们日常嚼食之菜蔬，何毒害之有？不加分析，闭着眼睛说瞎话，而有毁于民族文化，是不恰当的。反映了其人对唯物辩证法的无知！

综观上述，所谓“中西医结合论”“中医现代化论”“国际接轨论”“中医玄学论”“经验医学论”“中药祸首论”等等，表现不同，但实质是一个，都是立足于“中医落后论”“中医不科学论”提出的。它是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产生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在当前形势下的新表现，是胡适“百事不如人”思想在医药卫生领域里的新反映。它也彰显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对我民族文化的“分化”和“西化”。它妨碍了党和政府有关中医药事业方针政策的贯彻和落实，阻碍了中医药学的正常发展，干扰了中医药学在我国卫生保障事业上作用的充分发挥，现正危害着中医药学健康地走向世界。因此，我们应该给以揭示和反对！

六、中医药文化的七十五年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世界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殖民主义势力涌进了中国。他们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们陷入了贫穷落后、受欺凌、受奴役、受屈辱的境地。在殖民主义者奴化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人们产生了严重的民族自卑感。然而一部分青年新文化派，为了拯国家于垂危，解民族于倒悬，在1919年5月4日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惟惜当时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思想指导，缺乏分析方法与分析能力。在“打倒孔家店”口号下，他们不曾将传统文化中道德实践、政治制度等具体载体与种种文化载体之内所蕴含的一般价值作一区分，不能将文化的阶级性与民族性、具体性与一般性、实用性与学术性作一区分，而是一股脑地将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糟粕加以全盘否定。既清除了我国封建垃圾，同时也否定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由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必要的“敬意”，同时又混淆了“辨伪书”和“辨伪史”之间的界限，过多地运用了“默证”的方法，也就使古史辨运动在某些方面不免“疑古”过勇，以致完全否定了古史“传说”的可靠性，一度造成了中国上古文化的空白。同时，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则一概奉西方文化为圭臬，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思想。胡适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颇深，故在整理国故运动中，一切以西方为准绳，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过多的否定。胡适曾经声明：“我所以要整理国故，只是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本来‘不过如此’，我所以还他一个‘不过如此’。这叫做‘化神奇为腐臭，化玄妙为平常’。”他还无不遗憾地表示：“‘打破枷锁，吐弃国渣’，当然是我最大的功绩。所惜者打破的尚不够，吐弃的尚不够耳。”胡适后来还说过：“我们的固有文化究竟有什么‘优’‘长’之处呢？我是研究历史的人，也是个有血气的中国人，当然也时常想寻出我们这个民族的固有文化的优长之处。但我寻出来的长处实在不多。”他并且断言：“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可见，胡适明显的民族虚无主义情绪和“全盘西化”思想。其影响所及，从日本留学学习西医归来的余云岫，1929年2月在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极尽诬蔑攻击我国民族传统医学之能事，竟说什么“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这一消灭中医药文化的错误提案，在汪精卫、褚民谊的支持下获得了通过，南京政府据此向全国发布了“废止中医令”，遭到了全国中医药界及有识之士的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并聚会上海组织请愿团于3月17日向南京政府请愿，“南京政府”被迫同意“撤销禁锢中医药的一切相关法令”。中医赢得了生存空间。但不久成立了“中央国医馆”，在“中医不科学”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中医科学化”的口号，以西医理论取代中医理论积极进行着，并且一直深入到新中国成立后。在1950年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余云岫伙同宋大仁、江晦鸣又提出了一个旨在消灭中医的《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并获得了当时卫生部主要负责人的欣赏而顺利通过。从1952年起，将这个消灭中医的《草案》在全国范围内付诸了实施，对中医进行登记，用西医科目考试中医，并创办中医进修，用西医知识改造中医人员，而王斌则发表了《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一定的医药卫生组织形式与思想作风》的文章，诬蔑中医为“封建医”，说中医治病“只能在农民面前起到精神上有医生的安慰作用”。一时民族虚无主义浓烈气氛笼罩了我国医药卫生界，中医命运危如累卵。毛泽东主席发现后，严厉批判了当时卫生部主要负责人轻视、歧视、排斥中医的错误思想，指出其是一种卑鄙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罢了贺诚的官，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了贺诚的错误思想，挽救了中医。但是对在我国存在的“中医不科学论”并没有肃清，故在其后的中医科研、教学、医疗过程中，仍然贯彻了一条没有中医科学化口号的“中医科学化”路线，以西医主导中医，以西医课程挤占中医课程学时，以西医学理论冲击中医学理论，“文革”中赶神拆庙，更是对中医进行了严重摧残，而1958年在我国报纸上正式提出的“中西医结合”这一医学形式，毫无疑问，这就需要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融合，因而中、西医两种医学都有责任积极参与，然而事实是，中西医结合在四十五六年的探索过程中，西医学领域中只是把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医药学作为自己的点缀，沾了一点边，实际上始终是自己在独立发展，而在中医药学领域里，医、教、研各部门全面开花，大搞所谓“中西医结合”，如此实践了将近半个世纪，至今仍然没有取得一个真正的中西医有机结合的科研成果，由于不合乎中、西医学发展的自身规律，也不可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医有机结合的科研成果。于是出现了“中药加西药”或“中医理论加西医理论”或“西医病名、病理加中药处方”等，贴上“中西医结合”的标签，以假乱真，名不副实。二者根本没有内在联系，只是被人硬凑在一起。其中没有辩证法的思维形式，而是一种折衷主义。在当前条件下，根据医疗实际需要，中西医在工作上紧密配合，或用中西医两法治病，都是对的。但它并不是学术上真正的中西医有机结合。折衷主义的思维方式，是不可能促成学术发展的，更不可能创造出具有辩证思维的中西医结合来。它只用与中医药学截然不同的西医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冲击了中医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搅乱了中医药学的学术思想和发展方向，并占去了学习研究中医药学的理论知识、实际经验和实验观察的大约一半的宝贵时间。在研究生教育中，硬性规定研究生必须进行动物实验，学习“屠龙”技术，使其最终获得一块“石田”而无所用之。给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医药学造成了巨大伤害！

醉心于西方文化的中国人，还对“中医现代化”的口号，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法，偷换概念，使之变成“中医西医化”。于是，用西方医学为模式，来框套中医药学；以西方医学为唯一标准，评判中医药学的是非，导致中医的医疗和科研，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管理，没有自己的学术，没有自己的思维，没有自己的特色，没有自己的优势，没有自己的安全，没有自己的独立，跟着西医后面亦步亦趋，唯西医的马首是瞻，自我附属，自我变易，达到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对我民族文化的分化和西化，中医药文化的灵魂被西方文化所吞噬，剩下了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中医躯壳内盛装着实实在在的西医内核，做到了20世纪50年代早期贺诚改造中医没有做到的事，完成了余云岫消灭中医的遗志。江泽民同志虽然曾经三番五次地指出过我国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思想的存在及其不良影响，但我国民族虚无主义并没有因此收敛而销声匿迹。相反，它仍然在其把持的领域里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危害着我国的文化思想和建设事业，以致我国“民族精神的困乏，理想价值的失落，道德信念的危机，行为方式的失范，至今成为影响现代化建设长足发展的巨大的负面因素，成为中国人无法回避的文化困境，这种局面如不加以扭转，它将成为中国经济政治有序发展、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精神隐患”。因此，必须批判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反对西方霸权主义，肃清“西方文化中心论”在我国的思想影响，确保我国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的安全，并以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吸取世界各民族先进文化中对我有益的部分加以融合，以发展我国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振奋民族精神，推进我国建设事业，从而顺利地进入小康社会！

七、“天人合一”思想产生的实践基础

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生活生产实践中，把自己放在天地万物的大自然中，通过仰观俯察，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认识到人与大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进而产生了“天人合一”的观念，主要有三种形式的体现：其一，人类本身就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人是一小天地，亦天亦人，天人一体，言天即言人，言人亦言天。《周易·系辞上》说：“阴阳不测之谓神。”《周易·说卦》说：“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说：“苍天之气，清净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其二，人与天地相适应，大自然的四时变迁，日月移徙，海水潮汐等都给人体以影响，导致人体发生适应性变化。《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所谓“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所谓“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闭乃闭。”《素问·八正神明论篇》所谓：“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其三，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一方面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劳动，从自然界里摄取食物以维护自己的生存；另一方面又根据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从事对自然事物的利用和改造，所谓“赞天地之化育”者也，促进天地万物更好地发展。《淮南子·修务训》说：“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正是说明这一意义。这三种形式体现的“人天”关系，凸显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整体论思想”。在整体论思想指导下，随着古代社会的发展，至殷周及春秋战国时代，又产生了“阳明说”“水说”“五行说”“精气说”等具有整体思想和唯物主义的各个哲学派别，促进了我国古代的学术发展和科技进步。在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人与自然保持着平衡、协调、统一、和谐的关系，维系着天地万物共生共长。

《荀子·天论篇》说：“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我们祖先把自己置于天地万物大自然之中进行了整体观察，又将自己从天地万物中分离出来，对人体进行单独研究，通过对人体的解剖实践、生活实践和医疗实践的观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至春秋战国之时，中医早已从巫中分化出来，摆脱了巫神学的羁绊，而成为独立的医事职业，并已分科为疾医、疡医、食医、兽医，且具有了一些理论知识。通过当时各地医学家的相互交流，以大量的实践经验为基础，采用当时先进哲学思想为指导，对交流的医疗经验进行了整理、总结、提高、升华、创新，创造了以阴阳五行、藏腑经络、营卫气血、精、神、津液、六淫七情和药物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以及组方的君臣佐使等为内容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体现了医学世界的整体观，包涵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以及丰富多彩的治疗方法，具有明显的东方文化的特征。数千年来，在保证中华民族繁衍昌盛过程中，中医药经受了医疗实践的严格检验，并在这个严格检验过程中，创造了新经验，充实了与自己有益的其他民族的医疗经验，从而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这个理论体系的包容性，使得中医药学成为不断地从世界其他民族优秀文化中吸取与自己有益部分而充实发展自己，使得中医药学成为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一门独立的医学学科。它在15世纪以前，一直处于世界医学的领先地位；近代以来，它仍然经受住了西方现代科技的强烈冲击而保持了青春常在，而且19世纪还产生了专治急性热病的“温病学派”。可惜近几十年来，由于民族虚无主义的误导，使其在一片发展中医的繁荣景象中，中医学术发生了异化，导致全国大部分中医院不姓“中”，多数中医药人员“西医化”，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没有自己的学术，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语言。中医几乎到了“名存实亡”的境地，所以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传统文化已迫在眉睫。《中国中医药报》前一时期曾对杨振宁先生和何祚庥先生“否定天人合一”“否定中医理论”的演讲展开讨论，笔者在此也想就否定“天人合一”的三个观点发表一点见解。

观点一：“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首先，所谓近代科学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的特点是错误的。众所周知，近代科学是以“还原论”为基础的，而还原论认为，各种现象都可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质。这种方法，又叫“分析科学”，分析，分析，越分越细，不断向深入研究，从不考虑事物的整体性。协同学的建立者、德国物理学家哈肯说：“虽然亚里士多德也说过整体大于部分，但在西方，一到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时，就忘了这一点……”可见在以还原论为基础的现代科学研究中，根本就没有“整体”这一概念，哪里还用得上现代科学对“天人合一”思想的摆脱？事实上，任何人都不能摆脱“天人合一”规律的支配，试问有谁能在隆冬严寒时赤身裸体地躺在冰天雪地上睡大觉？有谁能在三伏天穿着大棉袄在炎炎烈日下站立24小时？这里需要指出，在“还原论”统治现代科学的400年里，“还原论”促进人类创造了大量财富，使社会得到繁荣，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为社会进步做出过很大贡献。但是还原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现在，不顾将来，只顾生产，不顾自然，只顾事物的一个方面，不顾事物其他方方面面的实况，对“整体论”不屑一顾，事实已体现出它的先天不足性和给人类造成的严重灾害，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爆炸、自然灾害频发、新的危急疾病不断出现，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还原论已经走到它的尽头。

再谈人和自然界能不能合一的问题。人类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大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庄子·知北》说：“通天下一气耳。”《庄子·逍遥游》说：“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大自然通过具有不灭性、连续性、运动性、传递性、相互作用等属性的物质性本原的“气”的流行，保持着天地万物的相互对立、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协调和统一，在“阴阳”支配下，永不停息地处于发生、运动、消逝之中，进行着生、化、收、藏的过程，则可合之为一；同时，人又具有社会性，有智慧，能劳动，能创造，有情感，不同于自然界，且人类本身千差万别，虽然如此，但仍不妨碍人对大自然的适应和“赞天地之化育”。

观点二：“中药是中国人的祖先几千年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科学遗产之一，这已被全世界所公认。中医几千年的经验总结获知了很多药材，这些药经过近代科学的研究证明确实非常之重要。但是，中医的理论直接沿袭了《易经》的思路，而非近代科学化的。……所以我们要抛弃中医的理论，因为其中掺杂有几近迷信的成分，而代之以近代科学化的方法。”大家知道没有中医理论，就没有中医药学，也就是无所谓中医，没有中医，也就没有中药。而中药的治疗功效，则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正确运用才有的；没有中医理论的正确指导，中药是无法发挥治疗作用的。日本就是抛弃了中医理论及其临床思维方式的辨证施治，才用小柴胡汤治病误死多人，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中医和中药是不可分割的。“药”字本为“藥”，《说文·艸部》说：“藥，治病草。”一些草木，本是先于人们发现其治病作用而存在。但只有当人们发现其治病作用并利用其治疗作用而为人体治疗疾病时，它才是药物，否则，它仍然只是草木，俗所谓“认得它，是个宝，不认得它，是个草”。在人们运用它为人体治疗疾病时，也就是在进行“医”的活动。故其“医”（不含非药物疗法的医疗活动）与“药”是一对孪生兄弟，同时出生。医，原作“醫”，《说文·酉部》说：“醫，治病工也。”其“药”为“治病草”，而“医”为“治病工”，二者在“治病”活动的基础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没有“医”，就无所谓“药”；没有“药”，也就不成其为“医”。只有医术高明，才能发挥药物的更大效能；只有药物质优，才能体现医疗的更高水平。“医”与“药”二者一出生就互相联结，互相依赖，互相促进，存则俱存，伤则俱伤。在我国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医疗的发展促进了药物的丰富和发展；药物的丰富和发展，促进了医疗范围的扩展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它们互相促进，共同提高。二者分工不分家，总是在相互合作，同步发展。杨振宁先生无视这一事实，主张抛弃中医理论，只希望把中药当作“科学遗产”留下来，这是1929年余云岫主张“废止中医，保留中药，加以改造，变为西药”的“废医存药”的老调重弹。当然杨振宁、余云岫二人亦有不同之处，余云岫要废止中医，是认为中医为当时医药卫生之障碍，这种不合实际的论点，当时遭到全国中医药界及有识之士的坚决反对。今天杨振宁先生重提抛弃中医的理论，是认为其直接沿袭了《易经》的思路出现了“分类精简”和“掺杂有几近迷信的成分，”这也是不合实际的，只会造成中医学术思想的更加混乱。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医理论是建立在丰富的实际经验基础上的，曾经受住了西方现代科技的强大冲击而依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并长期指导了中医药学的临床实践，如果我们“抛弃了中医的理论”，“代之以近代科学化的方法”，那么不可想象改造后的中医还如何造福人类？在我国医史上，1930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国医馆”，就提出了一个“科学化”口号，以“科学”整理中医。所谓“科学”者，乃“西医学”也，“科学化”者，用“西医理论化掉中医理论”，亦即“中医西医化”也。这一口号也一直延伸到新中国建立后，使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医药学受到了极大损害，直至1954年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纠正了这一错误。

观点三：中医理论，“其中掺杂有几近迷信的成分”。不知论者所说“中医理论”中掺杂的“几近迷信的成分”是指什么？是指的“阴阳五行”吗？若是这样，就大错而特错了。中医药学的阴阳五行是我国古代的两个哲学派别，它阐释着世界万事万物的相互对立、相互依赖和以类相从、此消彼长的运动规律。《素问·天元纪大论篇》说：“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素问·藏气法时论篇》说：“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以知死生，以决成败，而定五藏之气，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揭示了世界的整体性与变动性，具有东方文化的特征。由于古代历史条件的限制，在解释世界时，虽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的本质和主流则是正确的，只是以西方“还原论”为思想基础的“机械唯物论”者所无法理解罢了！谈何迷信之有？不可否认，西方“还原论”的研究方法在近代科学研究中为人类做出过很大贡献，但它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应该明白，文化是多元化的。如果把西方“还原论”当作绝对真理，当作终极真理，当作文化界的惟一标准，用来评判世界各种文化的正确与否是非常荒谬的。无原则地把西方还原论加以夸大，到处硬套，否定世界一切文化，就使“还原论”这一西方近代科学研究变成了某些人头脑里的“绝对真理”，这才是对“还原论”的盲目迷信。

八、试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中医药学的发展方向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是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世界上的各个民族，由于各自所处的环境与条件不同，所创造的民族文化有早有晚，而且各有不同。就我们中华民族来说，自炎、黄二帝开创民族文化之源，成为民族的文化始祖开始，至今已相继绵延了五千年。而其他文明民族所创的古文化都已中断，未能延续。如曾经辉煌一时的古埃及文化，于两千年前趋于黯淡；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化被来自中亚的亚利安人扫灭；创建过太阳金字塔的玛雅文化，也衰败于中美洲丛林之中；光焰万丈的希腊文化，则被罗马文化所取代；罗马文化又因日耳曼蛮族入侵，而毁灭殆尽，惟有东亚大陆崛起的一支优秀文化，即中国文化，却于坎坷跌宕中延缓生发，始终未曾中绝，成为世界史上“连续性文化”的光辉典范，与那些时有中断的“突破性文化”（如苏美尔文化通过巴比伦、希腊、罗马文化跳跃式地演化为现代西方文化）迥然有别。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能从上古一直传承到现在，上下延续五千年，这绝不是偶然的，它表明了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优美厚重，内涵丰富，以汉字和图书为载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典籍，虽在历史上经历多次毁坏散佚，但至今流传于世的至少还有20万种以上，承载和凝结着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语言的精华，其中《周易》《老子》《孙子兵法》和《黄帝内经》等，简直可以说是世界奇书。汉字的“象形”“会意”“形声”“指事”的构字文化，开发大脑，挖掘潜能，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智慧的发展，它孕育出了孔子、孟子、老子、墨子、屈原、司马迁、张迁、祖冲之、张仲景、李时珍、文天祥、岳飞、李四光等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医药学家及文化巨匠、民族英雄。殷墟甲古文的研究，敦煌石窟的发现，秦始皇兵马俑的露面，随县擂鼓墩编钟的出土，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挖掘，一次一次地震惊了世界，显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与先进。中国古代“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造纸术”的发明，不但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前进和文化的发展，而且也使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况发生了改变。中国的炼丹术，是世界化学的先驱。中国人发明的人工种痘术传至欧洲，启发了西方免疫医学的迅猛发展，这也说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对世界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而重大的作用，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江泽民总书记于2001年3月4日在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的教育医药卫生联组会上讲话时指出：“中医药学是我国医学科学的特色，也是我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学确实是我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来源于我国人民生活、生产实践的直接经验，同时也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之中。就中医药文化而言，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张以人为本。《素问·宝命全形论篇》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玉版》曰：“且夫人者，天地之镇也。”人是天地间最宝贵的观点，确立了人在整个医学世界的主体地位。人在认识自我、认识人类本身的过程中，首先是将人放在天地万物之中，与天地万物浑同为一，以观察人与天地万物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以及人在其中的发展变化，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概念，同时，又把人从天地万物中分离出来，对人单独进行专门观察和认识。《灵枢·经水》曰：“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一方面，从人的尸体解剖认识，通过观察并记录人体皮肤、肌肉、经络、血脉、经筋、骨骸、脑髓、膏肓脂膜、肝、心、脾、肺、肾、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女子胞、男子精室等组织结构的部位、形态、大小、坚脆、长短和肠胃可容水谷的多少；另一方面，从人的活体认识，切循度量人体皮肉，并通过长期观察人体眼、耳、口、鼻、肢体及人体生理发展和病理变化，认识人体一切组织结构功能活动，尤其五脏六腑各自的功能活动特点及其在心神主导下相互为用的内在机制，提出了“十二藏之相使”和“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宫危”的概念，充分体现了东方文化中以人为中心的脏腑观。

第二，应当人参天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与四时相副。天地万物为一，人与大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保持生态环境的和谐、平衡、统一协调，为无为之事而不违反客观规律，思想恬淡，意志清静，呼吸精气，和适寒温，精神内守，真气相从，血气营卫在心神的主导下，通过十四经脉，相谐而循环动行于全身各部组织，使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得到血气濡养以产生作用而发挥其各自的功能活动，并通过全身孔窍与大自然息息相通，而保证和促进人体生、长、壮、老的正常发育。人体精气流通、血气循环运行在濡养各部组织过程中，总是在“弃其陈，用其新，精气日新”，处在“新陈代谢”的不断变化之中，达到养生全形，长有天命的目的，它也反映了医学世界的整体性和变动性。

第三，建构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我国古代人民还创建了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营卫血气、精、神、津液、七情、六淫以及药物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中医药学理论体系，阐明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预防、预后和养生知识，具有丰富多彩的治疗方法，如汤药、药酒、针刺、艾灸、按摩、熨法、行气、导引、膏敷、搐鼻、洗浴、熏蒸、拔火罐、刮痧、放血、发泡、手术切除、心理疗法等等。

在中医学领域里，任何一个病证，都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与其周围事物有密切联系，并且是在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治疗疾病时则应根据患者的客观实际，因时、因地、因人辨证施治，病万变药亦万变。这一辩证思维的治疗思想，构成了与世界其他医学质的区别，体现了东方医学的特色。在我国社会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它在保证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中，受到临床实践的严格检验，其内在科学性也在这个严格检验过程中得到巩固和发展。这表明它是一种以有病的人为实验对象而巩固发展起来的医学，从人类治疗医学方面来讲，较之以健康的鼠、兔、狗等动物人为制造疾病为实验对象，更加合理、准确、有效、科学得多。正因为如此，它才在千百年前就走出国门，到日本，到朝鲜，到越南，到东南亚，而今走向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中，世界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政府的大门，纷纷侵入了中国，带进了他们的文化和商品，并将之充斥于中国市场，诸如“洋枪”“洋炮”“洋船”“洋油”“洋医”“洋药”“洋伞”“洋布”“洋火”“洋烟”“洋笔”“洋烛”“洋灯”“洋线”“洋锹”等等，真是不一而足。中国沦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国人睁开眼睛，看到了西方的文明和进步而自惭不如，开始向西方学习，有些人坚持中国文化而学习西方，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办学堂，开工厂，造枪制弹，医学领域里则出现了“中西汇通”“衷中参西”的思潮；另有些人则严重自卑，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制造了“中国文化外来说”的“殖民地文化”，叫嚷“中国有的，外国都有，中国所没有的，外国所独有”，甚至说“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月亮圆”。他们积极地学习西方，想在西方文明里寻找真理，他们患了左倾幼稚病，毫无道理地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一切传统文化，一味主张“全盘西化”。他们对中国的落后状况，不责之于当时清政府的政治腐败，而归罪于我国民族的传统文化，大叫“汉字落后”“中医落后”等。晚清时期的丁福保和一些士大夫们，如吴挚甫、王景沂等就竭力诋毁中医药学理论为虚妄和没有疗效，1914年北平教育总长汪大曼则极力主张废去中医，遭到了余德曛等各地中医界人士的反对而未果；1922年蒋介石的民国政府为了在全国推行西化，试图取缔针灸，1929年2月国民党政府召开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余云岫乘机提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极尽诬蔑中医之能事，说什么“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这一提案竟然在汪精卫、褚民谊等人的支持下获得了通过，行将在全国废止中医。当时全国中医药界及一些有识之士都纷纷起来抗议，并组织请愿团向南京政府请愿。全国三百多位中医药代表集会在上海总商会礼堂，商讨应对办法，并选出蒋文芳、张梅底、张赞臣、军志良、谢利恒、陈存仁等六位代表晋京请愿，而且由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于右任、陈果夫、焦易堂、陈立夫、张静江等人联合向蒋介石提出说明，蒋介石被迫取消了有关废止中医的一切法令。中医终于赢得了生存的微小空间，于是，全国的中医药界有关人士，为了纪念此项“成功”，遂将请愿成功的当天“三月十七日”定为“国医节”。然而，全国医药联合会却不久即被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了。随后，却以中央国医馆成立为标志，在“中医科学化”口号下，一场用西医理论改造和取代中医学术思想，取消民族文化特色的医学变革在紧锣密鼓的形势下不断地进行着。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又说：“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我国巩固的医药卫生统一战线”的号召，并把“团结中西医”作为我国卫生工作四大方针之一，然而在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余云岫又伙同宋大仁、江晦鸣联合提出了一个“四十年消灭中医”的计划，即所谓“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继之卫生部当时主要负责人就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医进行登记、考试（考西医课目），开办进修，以西医改造中医，达到对中医“淘汰多数，保留少数，加以改造，变为医助”，意在彻底取消属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中医药学，取消我国医学科学的特色。党中央发现后，严厉批评了当时卫生部主要负责人轻视、歧视、排斥中医的错误行为，《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正确地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的社论，确保了中医药文化的延续。由于一百多年来的半殖民地社会的思想影响，在我国某些人头脑里没有彻底肃清其流毒，他们总是戴着西洋眼镜，看不起自己的民族文化，总是以洋医学为标准，认为中医药学落后、不科学，而中医药学的活知识、活经验又在中医身上，一有风吹草动，就对中医下手以摧残中医药文化。“文革”期间，在扫“四旧”浪潮中，医药卫生界“赶神拆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文革”结束后，国家进行了拨乱反正，中医药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当今，世界经济趋向全球化，文化是多元的，世界各民族文化必然发生激荡、碰撞、交流，每一个民族要在坚持和保护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有选择地吸取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来与自己民族文化融合以发展自己，但要切切防止自己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伤害而归于消亡。我国随着对外开放的展开，西方先进和腐朽文化一起涌了进来，一方面，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及其管理的发展；另一方面，则使一些人产生了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损公肥私、化公为私、以权谋私、捞名捞利、贪图享乐，无是非、无理想、无道德、无诚信、无事业心、无民族优越感，不顾国家与民族利益，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推行“全盘西化”，把“中医现代化”曲解为“中医西医化”。他们不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去研究中医药学，而是以西医药学的机械唯物论观点，审视中医药学的辨证思维和整体观念；他们不是以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和手段根据中医药学内部规律客观地去认识、去研究、去发扬，而是以西医药学固有的理论和原则去框套中医药学；他们在“中医不科学论”的思想指导下，把西医的一套科研方法，强加在中医科研头上，以取消中医科研的提高；他们用西医理论取代中医理论。如某高等中医教科书《中医基础理论》中竟把“名曰奇恒之府”，而具有“藏而不泻的特点”，功主“决断”的“胆府”理论，说成是“分泌胆汁，输入十二指肠帮助消化”，如此，则温胆汤治“胆”何以愈“惊悸不眠”？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治“胆”又何以愈“发狂奔走”？他们还用西医“辨病论治”以取代中医“辨证施治”，这就偷换了中医临床工作的思维方式，丢失了中医药学的灵魂，取消了我国医学科学的特色。

据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调查过一个中药系，有16个教研室，没有一个研究中药饮片的，都在研究开发新药。当年余云岫“废止中医，保留中药，加以改造，变为西药”的主张，而今正在实现着。他们还一听人说中医药学有优势，就斥之为是在“炫耀”自己。他们正如毛泽东主席早年所批评过的一样：“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马克思恩格斯书简》说：“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小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

西医药学是一门现代医学科学，发展西医，研制新药，为我国人民健康事业服务，这是对的，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只重视发展西医新药，而忽视对中医药学优势的充分发挥，则是不对的！尤其在中医药的教育、医疗、科研系统内强调西医药、削弱中医药，甚至以“中西医结合”为幌子，抽掉中医药学的灵魂，取消中医药学的特色，使之名存实亡，以实现“全盘西化”则是完全错误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早就指出：“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重蹈覆辙，偏偏在中医药机构内推行全盘西化呢？

孙晋忠、晁永国二人在其合写的《全球化时代的西方文化霸权》一文中告诉人们：“所谓西方文化霸权，就是西方国家把其物质生活方式、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一种普世的行为准则加以推行，赋予自己在文化上的支配地位。西方文化霸权产生的直接背景是西方的科技优势及其对信息革命技术的垄断。文化霸权主义就是对自己怀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并把自己的文化作为衡量一切文化的尺度和标准。在他们眼里别人的文化都是落后的、野蛮的，而自己的文化才是文明的、进步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本土文化正受到压抑，失去‘活性’，处于被西方文化吞噬的危险境地。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捍卫自己的主权已经刻不容缓。”我国一些人在对待中西文化上，存在着与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同样的心态，认为只有西方文化的西医是科学的、进步的，而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医药学则是不科学的、落后的，就在自己管辖范围内抬西抑中，以西代中，削弱中医药文化，自己沦为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义务推销员，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对此加以清晰认识和认真对待。据载：“1976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他们就已达成共识，利用因特网对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宣传和文化渗透，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凭借和依仗其在信息网络技术方面的优势，千方百计地向我国推销他们所认可的那套价值标准、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及社会制度等，企图实现他们‘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增强民族感情，提高民族意识和抵御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文化渗透能力，确保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安全与发展，尽力确保中华优秀文化之一的中医药文化的特色和优势，并根据自己的内部规律运动，有选择地吸取对自己有益的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以充实发展自己，理直气壮地以东方文化的面貌走向现代化。

九、民族中医药文化不容诬蔑

最近看了张功耀《关于征集就告别中医中药而致国家发改委公开签名的公告》的网上文章，感到非常愤慨！完全同意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所言：张功耀“征集取消中医的签名活动”，“这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和抹煞”。简直无知得性理颠倒、桀犬吠尧，说不出一句中国人的话来！

在我国社会里，客观存在的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理论体系的两种医学，分别属于东西方两种文化范畴，各有自己的文化特征，在长期的社会医疗实践过程中，两种医学都不能互相取代，也不能互相融合，都只能在自己的基础上按各自的内部规律向前发展，这是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客观规律所规定。然而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者，从唯心论的立场出发，宣扬“西方文化中心论”，把自己的文化当作高人一等的普世文化，依仗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掌握先进信息技术的优势，强力向第三世界推行，企图吞噬第三世界的文化。张功耀发起“告别中医中药”的签名运动，就是迎合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否定自己民族文化的崇洋媚外思想在中国当前的反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先民在史前时期就开始了医疗的活动。经过长期的实践活动，积累了丰富的实际经验，在古代先进哲学思想指导下，以长期实践经验为基础，创造发明了我国以“阴阳五行、藏府经络、营卫血气、精神、津液、皮肉筋骨、五官九窍、七情六淫”与药物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以及配方的“君臣佐使”等等为内容而具有辨证思维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使中医药学从经验科学上升到理论科学，凸显了东方文化的特征。它包涵了我国先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的实际经验和理论知识。几千年来，它一直指导了中医临床的实践，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和昌盛，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张功耀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由于民族虚无主义横梗其胸，看不见民族传统文化的伟大而对中医药学和中医极尽诬蔑、毁谤、漫骂之能事。真理的标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王婆骂街”是没有用的。因为谩骂不是战斗。这里且就张功耀装腔作势，诬蔑中医的网上文章（以下简称“张文”），择其要者提出我们的看法。

1.张文说：“直到公元前6世纪，中国可能还没有‘医’，只有‘巫’。众所周知，‘巫’是纯粹的‘医骗子’。后来才逐步从‘巫’当中分离出了‘医’。由于中国古代的‘医’起源于‘巫’，使得中国的‘医’一开始就与‘巫’搅在了一起。”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类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知识未开，对一些自然现象如风、雨、雷、电、疾病、死亡等等无法理解，就误以为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神”的作用，产生了“神”的观念。为了祈求神灵的降福免灾，从而有了“通人神之际”的所谓“巫觋”（女巫曰巫，男巫曰觋）。待生产发展有了剩余，足以供养一部分人不从事生产劳动的生活时，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家，巫觋凭藉自己掌握的医疗知识，专门从事以“舞而降神”的姿态为人治病，这就是“巫医”一词的本源，后来医、巫才分开，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无论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概莫能外。郭豫斌主编的《西方古文明》一书载，古埃及医学巨著《埃伯斯纸草》中“还掺杂着一些巫术迷信的内容”，美国维尔·杜伦著《东方的文明》也说“古埃及处方介于医药与巫术之间”，表明非独中国医学然也。张功耀在文中把古代“巫”诬蔑为纯粹的“医骗子”后，特标出“中国”二字，似乎巫术是中国“特产”。这如不是张功耀崇洋媚外的别有用心，就是张功耀对上古史的充分无知！

2.张文说：“甲骨文中只有一个勉强可以解释过去的‘病’字，却没有一个‘医’字，哪怕是不可靠的‘医’字也没有。这表明，在甲骨文流行的时代，中国还没有医学。”张功耀读了一本《文物考古与中医学》，就在那里妄言甲骨文里“病”“医”二字的有无，真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须知我国发现出土的带字甲骨已有十六万片，甲骨片上不同的字大约四千五百多个，已识的有三分之一左右。我们知道，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学艺术（包括语言文字）有一定历史时期的特点，因而只能用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甲骨文字的思想内容和科学价值，绝对不能要求古人说出我们今天同样的话来。甲骨文无“医”字，然有“殷”字，作 ”或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谓：“古文殷字像人内腑有疾病，用按摩器以治之。商器簋有字（隶定作），像病人卧于床上，用手以按摩其腹部。”依据其书之甲骨文或作之“殷”字，我以为“正形象的表明一人手持针具在病人腹部进行针刺治疗。”殷、医双声字，故《说文·酉部》说：“医，治病工也。”甲骨文中还有“”字，徐中舒《甲骨文字典》谓“用为动词，治腹病也”。其字“从疒，从人，从手”，像人卧床上，用手在小腹进行按摩治疗。据此，则何谓甲骨文流行时代无医学？至于“病”字，甲骨文有“疒”作 ”作 ”。《甲骨文字典》谓：“从，从、像床形，人之旁或有数点，像人有疾病，倚箸于床而有汗滴之形。”徐中舒释义：“通疾，病也，祸凡有疒，乃卜辞成语，为罹疾之义。”甲骨文 ”，有时与疒通用，《说文》作“疾”。《疒部》说：“疾，病也。”是“疒”“疾”之为“病”义，其何“勉强”之有？甲骨文还记述有“疾身”、“疾天”（头）、“疾目”、“疾自”（鼻）、“疾齿”、“耳鸣”、“疾肱”、“疾足”、“小腹病”、“腹内寄生虫病”、“酒病”、“疫病”、“难产”等，初步把疾病作了分类。张岂之等《中国历史十五讲》指出：“历年出土的商代甲骨卜辞中有300多片同医学有关”。怎么能说“在甲骨文流行的时代，中国还没有医学”呢？可见张功耀对甲骨学也是表现了充分无知！

3.张文在引录了《素问·汤液醪醴论篇》中从“帝曰：其有不从毫毛而生”句起至“帝曰，善”句止这段经文后说：“……其中‘平治于权衡，去菀陈莝’，所表达的是对水肿病人的治疗原则……然而，岐伯却以煞有介事的姿态讲出了一些连他自己都如坐云雾的‘医理’，其中引起中医学者最大兴趣的莫过于‘缪刺疗法’。”试问哪个中医学者，对这个“缪刺疗法”有“最大兴趣”？其实对这个“缪刺疗法”具有“最大兴趣”的就是你张功耀自己。你以为捡到了这根稻草，就可以把中医骂倒，须知《黄帝内经》中治疗水肿无用“缪刺法”者。

《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末期，秦汉年间续有一些补充。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和其他古书一样，虫蛀简错、亥豕鲁鱼者在所难免，读时必用“校勘学”方法处理才有可能读好，故古人说：“书不校勘，不如不读。”张功耀由于对我国古典医籍和校勘法的无知，加之狂妄心态，以致在对《汤液醪醴论篇》这段关于水肿文字读出了大笑话，如文中“缪刺其处”一句，《太素·知汤药》载此文无“刺其”二字，止作“缪处”，缪，“廫”之借字，今作“寥”。《玉篇·宀部》说：“寥，力雕动，寂也。”是“缪处”乃“居处寂静”，何“缪刺”之义有？又如上文断为“去菀陈莝”句，其文则不可解矣，明明应以“去菀陈”三字为句。《灵枢·九针十二原》说：“宛陈则除之。”《灵枢·小针解》说：“宛陈则除之者，去血脉也。”《素问·针解篇》说：“菀陈则除之者，出恶血也。”等等皆可证。“莝”字乃他句之文，错简错得已不成句，不得续于“去菀陈”三字下为句，以致四字义乖而难通，然后加以攻击也。足见张功耀对《黄帝内经》之无知也。

4.张文说：“至于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已布，疏涤五藏”之类的医疗措施，则没有任何明确的操作含义。这里“开鬼门”是指“发汗”，“洁净府”是指“利小便”，《金匮要略·水气病》所谓“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者也。此文论述治疗水肿用发汗法或利小便法后，疾病向愈的机理，精气功用渐复，五藏阳气已通而布护全身，疏导和涤去五藏的阴浊之气，这怎么不能操作？怎么没有“明确的操作含义”？

5.张文说：1898年，英国生理学家斯大林（ErnstH.Starling）描述了作用于毛细血管膜的水压力和胶体渗透压力（oncoticforces）之后，人们才逐步认识到，水肿是因为这种压力的平衡遭到破坏引起的。细胞内外钠离子含量的变化最有可能破坏这种平衡。这是西药医生劝告水肿病人少吃盐的科学依据所在。根据上述，西方在1898年以后，人们才逐渐地认识到水肿病，是由钠离子含量的变化破坏了毛细血管膜的水压力和胶体渗透压力二者的平衡发生的，而中国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提出了“阴阳偏盛或偏衰而失去平衡产生的”，并至迟在1515年成书的《医学正传》中就规定了水肿病人的饮食“禁盐”，这比西方的要早几个世纪。

6.张文说：“对于中药医生所接触的疾病，不管是已经认识的，还是尚未认识的，他总可以用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术语来装腔作势地作些‘辨证’，就连SARS和AIDS那样的新型疾病，中药医生都要煞有介事‘辨证’一番。不仅如此，它甚至能够针对所有的疾病开出药方。”这些都是说的事实，只有两句要作点说明。“不管是已经认识的，还是尚未认识的”，这是指西医的观点，在中医则只要能辨证准确都是认识的。中医未认识者怎么开药方？中医、西医是两种不同理论体系和医学术语，具有不同的认识疾病的方法和治疗疾病的思维方式，中医药学是以整体论为思想指导，且认为医学世界是“变动不居”的，治疗疾病必须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病万变药亦万变，这就是中医药学的辨证施治，是唯物辩证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在医疗实践中的体现，是中医药学的一大特点和优势。中医药学治疗疾病，不是对抗疗法，而是根据疾病“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规律，通过辨证以调整人体机能，使之不利于病原体的生存而自行消亡以治愈疾病。2003年上半年，SARS流行时，凸显了中医的这种治疗优势。这是西医学绝对做不到的，是形而上学者永远不能理解的。中医药学的一些概念术语，是民族传统文化所特有的，真正的中医都能懂，都会用，它不是“莫名其妙”的，中医用自己医学术语辨证，他“装了什么腔？作了什么势？”张功耀也加以攻击，可见张功耀对民族中医药文化的彻底无知！

7.张文说：“曾经被中医称为‘大补之王’的人参经现代研究之后，既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营养价值，也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药用价值，相反却发现了它对于某些疾病（如高血压、便秘、咯血、重感冒、失眠、过敏）的有害作用。”这里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医药学里人参是被当作“药”而且是在“辨证”的基础上当作“药”使用的。《说文·艸部》说：“药，治病草。”说明人参是治病才用的，无病则不用人参。本草著作谓“人参大补元气”，元气虚证始用人参补之。人参是中医的“补品”，不是西医的“营养品”。“补”和“营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而一之。张功耀说20世纪美国人开始研究人参，没有发现人参有任何确切的营养价值，殊不知中医药学从来就没有说过人参有什么营养价值，只是说人参大补元气，可用于治疗元气虚弱的病证。还说什么人参“没有药用价值”，须知中医用药，丢掉了“辨证”就无所谓“价值”。所谓“大补元气”，主要是用于治疗肺气虚弱，不是说一切虚证人参都能治，如肾气虚用人参就无多大效果，血虚用人参就更补不起来了。人体无病，一般说来，吃人参，也是无益的。至于说“1970年以来，医学界陆续发现了人参的许多副作用”，这比中医发现人参“用之不当而害人”大约晚了将近250年。1757年徐大椿撰写的《人参论》已经明确指出了人参用而不当的危害。

8.张文说：“中药以毒物入药已经在‘中医现代化’研究中得到了不少揭示……”随之列出了几味矿物药和中成药可以中毒。然而《周礼·天官冢宰下·医师》说：“聚毒药以共医事。”《素问·藏气法时论篇》说：“毒药攻邪。”俗话也说：“是药三分毒。”药之毒有大有小，也有无毒者。根据辨证论治的观点，事物都是变化的，都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对立方面发生转化，有毒药物本来是有害于人的，在一定条件下，即通过炮制、配伍、剂量控制、煎药方法、给药方式和辨证施治，使之治愈疾病而有益于人；无毒药物本来无害于人，如用之不当，亦能给人造成危害，如张文所举“天王补心丹”和日本人用“小柴胡汤”一样，用中药治病而不辨证施治，从而造成了医疗事故。这是谁的过错？能怪中医药学吗？在篡改了的“中西医结合”口号下，为了赚钱，大搞中药加西药，有些人根本未学中医，在那里滥开中成药；有些人虽学过中医，但已西医化，不会用中医思路开处方，也用西医观点滥开中成药；还有一些病人不懂装懂，自作主张滥吃中成药。这算中医吗？再说，毒药也是相对的。

2003年上半年，SARS流行时，滥以大剂量的激素、抗生素治疗，造成病人“生不如死”，这和毒药有多大区别？张功耀津津乐道的西方化学医学，在取得了它的辉煌成就后，现在已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药源性、医源性疾病迅猛增加，数百味西药被禁止使用，人们的医疗和保健都要求回归自然。张功耀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还在那里宣扬“还原论”思想，真是天下之愚，莫甚于此！表明了张功耀对世界科学第二次革命的充分无知！

9.张文说：“希波克拉底则无可置疑地留下了10大册之巨的《希波克拉底文集》。据西方科学史家介绍，这种比扁鹊的出生还要久远的古代医书所包含的医学主题有53个，迄今保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公元11世纪出版的《希波克拉底文集》，最大页码编号是5526。对此，我们只要指出，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刘衡如、刘山永父子的校注本《本草纲目》，连同‘目录’和‘索引’在内才2000页，足见《希波克拉底文集》著述的宏大了。”这种只以《希波克拉底文集》和《本草纲目》的页码论二者内容的“宏大”与“简略”，抽掉了二书的印刷精粗和字迹大小，就根本没有可比性，何况英人彼得·詹姆斯等在《世界古代发明》一书里早就提出：“科斯岛上的医学校保存和发展了希波克拉底的技术，而这大概便是希波克拉底著作——对古希腊医学最可靠的总结的本源。在这部著作中，如果有的话，究竟有多大一部分真是由希波克拉底亲自撰写的？这始终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龙伯坚《黄帝内经概论》一书更是明确指出：“希波克拉底文集”的著作时代和希波克拉底本人的生存年代是有区别的，这部文集经过历代史学家的研究，已经肯定它不是成于一人之手，也不是成于一个时代的，其中有希波克拉底自己的作品，也有他的学徒或在他以后的医学家的作品。这就很难将二书放在一起相比了。可见张功耀对“文献学”“版本学”的无知！

10.张文说：“19世纪5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发现的由20000多个瓦版残片组成的《尼尼微医书》，其明确可追溯年代达到了公元前2100年，比夏启王朝立国还要早大约100年左右……最近，从公元前16世纪的草纸书中发现了古埃及人使用过来自克利特人的药方。这一证据把希腊医学的历史往前推进了800多年。遗憾的是，如此久远的医学历史文物和文献证据，在中华文明的考古中还没有发现。”众所周知，我国考古起步较晚，考古中虽未发现三四千年前的医学文献，但发现的医学历史文物则比西方久远得多，据《光明日报》2002年5月29日报道，我国考古人员在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盛有煎煮过的草药的小陶罐”，说明史前期人们已经知道用草药治病。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考古实验室的碳14年代测定，跨湖桥遗址的校正年在距今8000～7000年间，这表明我国医学文物则要早于西方三千多年。况且我国医学的历史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现在，西方医学的历史则在16世纪即断裂，而重新在实验科学基础上建立了以“还原论”为指导思想的西医学，古希腊医学并不是西医学之源，把它捧得再高，它也是消亡了的医学。根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规律，中医药学能够延续上下几千年，虽几经磨难，仍然未能被取代，表明它具有古希腊医学所不具备的特点和优势，至今还在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中国人，何“遗憾”之有？

最后，简单提一下，张功耀连中医药学的道地药材和药物的炮制加工，也进行诬蔑和攻击，还把淘汰了几百年、千把年社会上乱七八糟的人和事都加到了中医头上进行攻击。这些，就不一一驳斥了。

十、确保民族中医药文化的安全

中医药学是我国独有的一份宝贵文化。它根植于中华民族主体文化之中。它以医疗实践经验为基础，整理、升华、创造了以阴阳五行、藏腑经络、营卫气血、精、神、津液、五官九窍、膏肓脂膜、皮肉筋骨、七情、六淫等和药物的寒热温凉、升降浮沉，以及组方的君臣佐使等较为系统的独特的理论体系，蕴含着我国古代整体论和辨证观的思维方式和治疗方法的丰富多彩，明显地体现了东方医学的特征。这个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几千年来，一直指导着中国医学的发展方向，保证着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并在长期医疗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充实和发展，显现了它“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形成为一个真正的“伟大的宝库”。近代以前，它一直走在世界医学的前列；近代以来，它又经受住了西方现代科技的强大冲击和我国民族虚无主义的严重摧残，而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这就显见了它的强大生命力！时至今日，我国中医药学正以自己独特疗效和无毒副作用的优势，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发展，大踏步地走向了世界，而为世界人民的健康事业将发挥自己的应有作用，并以它的整体论思想与现代科技结合，促进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

但是，当前要切切注意的是要确保中医药文化的安全，严防在一片繁荣的景象中发生异化。

据报载，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者，把他们自己文化当作普世文化，依靠他们的经济实力和手中掌握的先进信息技术，伴随经济全球化潮流大量向外输出，企图吞噬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明目张胆地要对我国文化进行分化、西化。而醉心于西方文化的中国人，怀着与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同样心态，崇尚西方，看不起自己的民族中医药文化。把西医学当作唯一标准，来评判中医药学的一切功过是非，鸡蛋里面挑骨头，说这不科学、那不科学。于是，接过“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现代化”两个口号，叫得震天价响，招摇过市。谁都知道，关于“中西医结合”的定义，毛泽东先生早在1956年就提出了“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而“中医现代化”，则必以辩证唯物论为思想指导，利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根据中医药学的内部规律，对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和实际经验，进行细致地、耐心地、长期地、实事求是地认真研究，揭示其科学实质，用现代语言表述之。赋予中医药学以时代特征，把它纳入现代科学的轨道。这里所谓“现代语言”者，实包括我国古代创造出来的而在现代中医药学里仍具有活力的“古今语言”，以准确表述中医药学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为原则，不得机械地以时间早晚为限也，并严格防止在“现代语言”幌子下，用西医理论取代中医理论，使中医药学失去灵魂，有名无实。现在民族虚无主义者，在宣扬“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口号下，正以“鱼目混珠”和“偷梁换柱”的手法，兜售“中药加西药”“中医术语加西医术语”或“西医理论的病名、病因、病理加所谓中药方”的“中西凑合论”，兜售“只凭现代检查方法确定诊断”而“开处方”，以否定中医药学辨证施治的“中医西医化”。民族虚无主义者兜售的“中西凑合论”，在医疗实践中，造成了病人严重的经济负担和用药痛苦，甚至给病人带来危害，而“中医西医化”，则使全国大多数中医院不姓“中”，丧失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攀比西医购仪器、置设备，弃传统技术（如正骨术等），创经济效益。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使中医药文化降低了价值，另一方面又是造成病人“看病贵”“看病难”的原因之一。严重妨碍了中医药学的正常发展。甚至还有人在报纸上公开叫嚷“中医药学必须西化”，而明目张胆地反对“遵循中医药学内部规律研究中医”的方法，并恶意诬蔑坚持民族中医药文化正确方向的是害了“恐西症”。请看其崇洋媚外思想达到了何等地步！其与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者对我文化进行西化的态度何其相似乃尔！简直表现出其失掉了一个中国人的起码性格！从而可见民族虚无主义对我民族思想文化的影响之深和危害之大！因而有必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和振奋民族精神，对民族虚无主义加以认真的清算，以肃清“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思想影响，确保我中华民族优秀中医药文化的安全，使这份文化健康的脚步走向世界，以整体论思想促成世界各国科学技术的进步！

十一、临床疗效是中医药学的生命

医，字本作“醫”。《说文·酉部》说：“醫，治病工，从酉，殹声。”专门为人治病的人，称之曰“医”。为人治病是医者的天职，研究、讨论、阐述和记载专门为人治病的学问称之为“医学”。我国医学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与西医学有着本质的不同，故称之为“中医学”或“中医药学”，亦可简称为“中医”。中医药学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斗争的经验积累，它包含着古人与疾病长期斗争的实际经验和理论知识。几千年来，我国历代医家在医学领域里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医学理论指导下的临床医疗实践，坚持医学理论对临床医疗实践的依赖关系，坚持临床医疗实践对医学理论的严格验证，坚持临床医疗实践对医疗经验的不断积累，对医学理论的不断充实和发展，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从而形成了具有辨证思维且比较系统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近百年来，虽经西方文化现代科技的冲击，但仍屹立在世界东方！尤其在2003年上半年，中医在参与抗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肆虐的过程中凸显了治疗优势，又一次表明了中医药的强大生命力。

中医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医学科学。只有临床医疗实践及医疗效果，才能充分显示中医药学的真正价值和生命所在。医家也才能不断充实自身经验，领悟理论，提高医疗水平。古代医学家如仓公、华佗、张仲景、徐之才、巢元方、孙思邈、甄权、庞安常、张子和、刘完素、李杲、张元素、朱震享、李时珍、万全、徐大椿、叶天士、吴鞠通等，都是依靠不断的临床实践成为著名医家的。重视理论、勇于实践、知和行统一已是中医药学数千年来的优良传统。在理论思维指导下的实践，促进了中医药学的不断发展；在大量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经受住了近代西方科技的冲击。虽然是民族虚无主义者对中医药学不屑一顾，千方百计地阻止中医参与急性重病的治疗，但中医药学仍然显现了它的治疗优势，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中医的治病疗效，实是中医的生命！如果中医不能为人治病或为人治病没有疗效，不能愈人疾病，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近二三十年来，一些醉心西方文化的中国人，在“中医不科学论”的思想指导下，无视中医药学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传统培养人才的成功经验，硬把西医学当作唯一模式搬到中医药研究生教育上来，轻视中医的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大力发展动物实验，忽视了运用中医思路为人治病的教学，从而造成学生不愿临床。另一方面，一些人否定中医理论对中医实践的指导作用，极力宣扬经验论，散布中医理论落后，甚至诬蔑中医理论阻碍了中医教学的发展，力主抛弃中医理论，或以西医思想指导临床运用中药。这些或取消中医实践，或否定中医理论的论调，分裂了中医知与行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联系，破坏了中医药学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实践没有自己的理论指导将会成为“盲目的实践”，在临床医疗活动中，任尔巧言如簧，也是不能很好治愈人之疾病的。长此以往，为人治病而没有疗效，就诊者就会大大减少。如此，某些民族虚无主义者就会趁机宣布：中医治不好病，又无病人，应该取消。那时，整个中医药学的命运，将和现在某些综合医院中的中医科一样被撤而销之。民族传统的中医药文化就将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

十二、再论我国中西医结合的成败

我国数千年历史发展中，在医学领域里，一直都展现出中医药学的一枝独秀。迨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爆发，世界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因而西方文化涌进了中国。随着列强对我国的文化侵略，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西方宗教，并办起了西式医院，从而中国开始出现了中医、西医两种医疗并存的局面。始清末中医唐容川欲将中、西两种医学汇通之，然汇而未能通；继而民国西医余云岫在半殖民地社会思潮支持下大叫“废止中医”而强树“西医独尊”，欲使我国医学丢掉民族性，导致中医药学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倡“把西医西药的知识和中医中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接着严厉地批判了当时卫生部主要领导人轻视、歧视和排斥中医的错误思想，并先后创办了中医科研、教学和医疗机构，以发展中医事业。在1958年，我国报纸上正式出现了“中西医结合”这一命题，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中西医结合”的探索，且先后两次掀起了“中西医结合”的高潮，然而我国在“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上，已经实践了40多年，几近半个世纪，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至今尚未能见到一个真正的学术上有机结合的成果，而且还在一片弘扬传统文化中医药学的声浪中、在一片中医药事业繁荣发展的赞歌声中而丧失了中医药学的灵魂，形成了中医有其人无其术，名存实亡，名中实西，中医躯壳包藏着实实在在的西医内核，中医几乎人为地全然西医化。时至今日，此情此景，我们医药卫生界实有必要像我国文化界、社科界、哲学史界、美学界等一样，作一番认真的反思，反思我们对中、西医两种医学文化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反思我们对民族传统医学的感情和心态，反思我们以往在中医药研究上的观点和方法！

中医、西医，是我国现实存在理论体系绝不相同的两种医学，其分别属于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范畴，而各有着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

众所周知，西医学是在西方工业化社会里，出现了实验“细胞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门还原性医学，以机械唯物论为其哲学基础，是一种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认为人体就是一个“细胞的总和”，人体生病则为某病原体侵入导致了某细胞组织发生病变，治疗则采取“无情斗争”的“对抗疗法”，或对病原体杀而灭之，或对病变细胞组织局部切而除之。这种医学注重微观研究，忽视对事物的宏观认识，造成了一种静态观点，故对事物的认识深入、深入、继续深入，从而对客观世界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见病不见人，见物不见世界，自我迷信，自我陶醉，自认为其是绝对真理，是唯一科学，否认世界科技文化的多样性，否认世界文化的丰富多彩性，拒绝容许其他不同医学的同时存在。然中医药学则是在我国古代农耕社会里，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世界东方的中华国度里，古代先民长期与疾病坚决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直接经验，不断总结，不断整理，不断把丰富的实际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综合性的中国传统医学，以古代辩证法为其哲学基础，是一种古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有智慧、会劳动、能创造，可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以“赞天地之化育”，并有着复杂的心理活动，因而在医学世界里当以人为本，尊重人，关爱人，充分相信和依靠病人治愈疾病。这种医学注意宏观研究，重视世界万事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事物因果关系，具有动态观念，认为人禀阴阳之气以生。人体各部组织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与周围环境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统一体总是处在一个和谐与平衡协调之中而不断发展和不断变化。人体生病则是某种致病因素导致了阴阳气血失去平衡协调而不相和谐使然。体内病变，必遵循“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规律，显现出相应的病证，治疗则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辨证施治，并随着病情变化“病万变药亦万变”，以调整人体机能，使其阴阳气血恢复平衡协调而重归于和谐状态以愈病。

据上所述，中医、西医两种医学具有“质”的差别性，二者产生的条件不同，历史背景不同，理论体系不同，哲学基础不同，医学模式不同。二者没有同一性，在这种条件下，企图将中医、西医这两种医学结合在一起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新医药学理论体系，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要使中西医有机结合，必待两种医学各按其内部规律发展到医学模式的转变，西医学由“单纯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医学由“古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为“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届时中、西医两种医学始有可能结合成为一个具有辩证思维形式的新的医药理论体系。因而必须根据中、西医两种医学各自发展的内部规定性加强研究，促其按自身规律不受干扰地正常发展，西医药学中国化，加速其医学模式的转变；中医药学现代化，则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对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按其内部规律，以客观态度进行认真的细致的坚持不懈的科学研究，揭示其科学本质，用现代的思维和语言表述之，赋予这个时代的特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经指出：“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这是唯一正确的思想方法，也是我们用现代科学研究中医药学的指导思想。中医药学现代化，必须保持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特色和优势，以东方文化的面貌走向现代化，而不是抛弃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特色和优势而使之异化，因而绝对不能先验论地把脑子里先有的东西塞到中医药学的科学研究中去，以西医原有理论取代中医药学理论，把中医“西医化”。若如此，这就丧失了民族文化，是绝对不恰当的。我国中西医学的有机结合，这本是将来可能实现的事，似乎不是近二三十年所能达到的，故现在不宜多提倡，大肆鼓吹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只会有害于中医药学，最终也有损于学术上真正的中西医有机结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早就告诉过人们：“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然而有些人却不顾医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硬把将来可能实现的事情拿到此前就开始做，到现在已接近半个世纪，还有行政力量的推动和报纸杂志的鼓动，仍然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学术上有机结合的科研成果，反而阻碍了中医药学的正常发展，推迟了中西医有机结合的进程！然而最近多少年来，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把在医疗工作中中西医合作共事，即中西医在工作中的相互配合或中西医两法治病，混称之曰“中西医结合”，尤其在2003年上半年，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以下简称“非典”）在北京肆虐时，某些怀有西方霸权主义同样心态的中国人，始而不让中医参与对“非典”的治疗，在西医治疗“非典”显得“黔驴技穷”而束手无策时，在中央领导倡导下，5月8日起，中医药全面介入于北京地区“非典”的防治工作，旋而使北京地区居高不下的“非典”死亡率立即降了下来，凸显了中医药对“非典”的治疗优势。但在报道中却连篇累牍地笼统地说是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效果，这就是把抗击“非典”工作中的中西医紧密配合，误说成是学术上的中西医结合。显而易见，这种报道缺乏表述事物的准确性，显得名不副实。然从具体医疗工作角度看，根据临床治疗实际需要，中西医紧密配合或中西医两法治病，在当前条件下都是对的，而且是必要的。但它并不是学术上的中西医有机结合，因为二者在学术理论上没有内在的联系，故尔从学术思想的角度看，它没有辩证法的思维形式，而是一个折衷主义的定义。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形势及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中指出：“根据最普通的或最常见的事物，作出形式上的定义，并以此为限。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拿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定义，把它们完全偶然地拼凑在一起（既是玻璃圆筒，又是炊具），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就仅仅是一个指出事物的各个方面的折衷主义的定义。”折衷主义阻碍着辩证思维的道路，它不可能创造出新的医学理论体系。因而在构建新的医学理论体系过程中，只能以辩证唯物论作为指导思想，从事物的本质联系，从事物发展的原因和结果，客观地把握医学发展的方向，推动医学的前进。绝对不能把毫无内在联系的两种医学硬凑在一起，贴上“中西医结合”的标签。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说：“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现在一些怀有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同样心态的中国人，在“中医不科学论”的思想指导下，正是玩弄这种手法。他们把“中西医结合”叫得震天响，背地里贩运着贴有“中西医结合”标签的“中药加西药”“中医理论加西医理论”的“中西凑合论”，以此欺骗群众，也欺骗政府，从而掏出别人口袋的东西填入自己的腰包，并博得一大批学术浅薄的追随者，指导其或与其共同掏空别人囊中的“阿堵物”。如此而已，岂在他哉！

十三、对中医药学“气”理论研究的伟大意义

——纪念吕炳奎逝世一周年

卫生部原中医局局长吕炳奎同志，是在《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在全国范围内贯彻实施、中医濒临灭亡边沿的危急时刻受命走上全国中医管理工作岗位的。他在党和政府中医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并先后在郭子化副部长、崔月犁部长的积极支持下，开拓了新中国的中医事业，创办了具有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教育、科研、医疗机构，在与民族虚无主义进行不调和斗争过程中，全面推动了中医的医、教、研曲线发展，做出了无愧于时代的突出贡献。

吕老认为，中医药学产生于我国古代，随着社会实践和中外文化交流，中医药学的内容不断地得到充实、丰富和发展，以致形成为一个“伟大的宝库”，但它的术语和面貌仍然保持着我国古代科学所固有的特征，未能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紧跟我们这个时代的步伐，严重妨碍了学术的推广和作用的发挥。因而有必要利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根据中医药学自身规律，对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和实际经验，进行认真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以揭示其科学实质，用现代语言表述之，把它纳入现代科学的轨道，赋予其时代特征，使之现代化而不是异化。然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内容十分丰富，对其研究不可能将其体系的各部分理论平行并列、遍地开化地全面展开，只能首先抓住带全局性的理论专题重点突破。吕老以其宽广的医学知识，站在中医学术的高度，率先提出研究中医药学具有流动性质的“气”的理论，以之为突破口，继而带动其他理论专题和经验专题，以及各专题之间联系规律的研究。

气，是我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它充塞于宇宙。宇宙万物都是由物质性本原——“气”构成的。“气”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物质和物质的功能。“气”具有不灭性、连续性、运动性、传递性、相互作用等属性。气一元论是中国传统科学的思想核心，它体现了整体和谐的思想，有机论的思想，演化发展的思想，相反相成的思想，对于中国各类传统学科都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是中国古代基本的自然观。在中医药学里，“气”理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普遍存在于中医药学各个领域，阐释着医学世界的基本规律。《素问·五运行大论篇》说：“帝曰：地之为下否乎？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帝曰：冯乎？岐伯曰：大气举之也。”《孟子·公孙丑上》说：“气，体之充也……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灵枢·刺节真邪》说：“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也。”是气充满于太虚，充满于宇宙，充满于人身，无处无气。《素问·宝命全形论篇》说：“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说：“天地合气，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素问·五常政大论篇》说：“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表明气是人和世界万物的本原，决定着人和世界万物的生成与发展。气之在人者，行于脉中叫营气，行于脉外叫卫气，积于胸中以司呼吸叫宗气，充实于全身叫真气，还有藏府之气、经络之气，以及头气、胸气、腹气、胫气等等。

《管子·内业》说：“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名气。果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屺。”据此，则精亦是气，气又叫做精。故《论衡·儒增篇》说：“人之精，乃气也。”《管子·内业》说：“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房玄龄注：“气之尤精者，谓之精。”气最微小最精华部分叫做“精”，而“精”乃是最微小最精华之“气”。在我国古代文献里，“精”“气”二者每有连用而构成“精气”一词者。如《周易·系辞上》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吕氏春秋·季春纪·先己》说：“腠理逐通，精气日新。”《灵枢·五味》说：“天地之精气，其大数常出三入一。”等等是其例。精气分之为二，合之为一，气中有精，精亦气也。《灵枢·本神》说：“故生之来谓之精。”《灵枢·经脉》说：“人始生，先成精。”《素问·金匮真言论篇》说：“夫精者，身之本也。”精为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精亦气也。

气，或又称为“风”。《庄子·齐物论》说：“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灵枢·刺节真邪》说：“正气者，正风也。”以缓者为气，急者为风也。然风有八风，以应四时八正之气，自然界每年和风一布，大地皆春，万物萌动；秋风起，则万物凋散零落，风气决定着世界万物的生长化收藏也。

《庄子·逍遥游》说：“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灵枢·脉度》说：“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气具有流动不止的性质，天地万物以气息相吹而交通，形成互相联系、互相依赖、互相制约，构成《庄子·齐物论》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人与自然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体各部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素问·补遗刺法论篇》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逆调论篇》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举痛论篇》说：“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忧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素问·脉要精微论篇》说：“夫脉者，血之府也，长则气治，短则气病，数则烦心，大则病进，上盛则气高，下盛则气胀，代则气衰，细则气少……”《灵枢·终始》说：“知迎知随，气可令和，和气之方，必别阴阳。”《素问·上古天真论篇》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气的理论存在于整个中医药学领域，贯串于人体生理、病理、发病、诊断、治疗、养生、预防等各个方面，这一理论专题的研究成功，必将导致中医药学其他一些理论和经验专题研究的顺利开展，不仅有助于中医药学理论的创新，而且还将促成世界科学的进步。可见吕老在科学研究上的远见卓识！

众所周知，现代科学是以“还原论”为基础的。在“还原论”统治的近三四百年中，促成了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为人类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生活幸福。“还原论”认为，各种现象都可被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质。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的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性质。但它忽视了整体内部的有机联系，这种思维方式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危害：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重局部，不重整体；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生产，不顾自然。只重视事物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方面面之间的有机联系，违背了自然规律；对自然进行无限制的掠夺式开发，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必然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导致灾害不断发生，对人类生存构成严重威胁。近几十年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让人们开始清醒地认识到，只强调科技的局部功效，忽视包括其对立面在内的整体发展，会导致更大的损失。现在，国际学术界已达成共识，开始从整体考虑问题，这就显现了还原论的先天不足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威呐·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普里高津等的复杂性科学动摇了“还原论”的基础，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则从逻辑上动摇了“还原论”，使还原论走到了它的终点站。世界科学第二次革命已经初露端倪，需要一种新的思想引领世界科学前进。中国古代整体论思想与现代科学结合后，必将成为世界科学第二次革命的灵魂，而登上引导世界科学发展的历史舞台，从而展现出充满宇宙而塞于天地之间的中国气一元论这一整体论思想的伟大作用。对中国古代整体论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上集大成者的中医药学，也将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可见吕老在科学研究上的敏锐眼光！

十四、《黄帝内经》在东方医学科学中的重要地位

——为纪念天津中医药大学建校50周年而作

《黄帝内经》是中国现世流传的时间最早、内容最丰富的一部医学科学著作，是我国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一部划时代文献，是中国先民通过长期医疗实践、生活实践和解剖实践的经验总结。它以阴阳五行、藏府经络、营卫血气、精、神、津液、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等奠定了具有辩证思维的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体现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整体论”思想，与以“还原论”为哲学基础的西方医学有着质的差别，标志着世界东方文化的特征。它规定了中医药学的发展方向，并为中医药学尔后发展奠定了牢靠基础。几千年来，《黄帝内经》建立起来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和丰富多彩的医疗方法，在保证中华民族繁衍昌盛过程中，不断地受到了临床实践的严格检验，同时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历代医家在中医药学领域里的创新成就，就其医学理论体系而言，无一不是在继承《黄帝内经》学术基础上结合其当代的实践经验而总结产生的。东汉末年张仲景撰写的《伤寒杂病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诸如华佗、皇甫谧、徐之才、陶弘景、巢元方、甄权、孙思邈、王焘、王冰、苏敬、庞安常、僧智缘、钱乙、陈自明、成无己、张元素、刘完素、张子和、王好古、李杲、朱彦修、赵养葵、张介宾、马莳、王肯堂、杨继洲、李时珍、傅仁宇、万密斋、赵以德、吴谦、张志聪、吴鞠通、叶香岩、徐大椿、陈念祖等等，都是以《黄帝内经》为其理论渊源和学术基础，在中医药学领域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成为了各个医学历史时期的卓然一大家！这就表明《黄帝内经》一书的经典性，从而成为中国医学第一部“经典著作”。所谓“经典”者，经，常也；典，手持册也。经典就是业医者经常要阅读研修这部典册提高医学知识以指导临床医疗之用也。它对中医药学的临床医疗实践，既赋予了辩证思维和理论指导，又提供了具体方法和可靠经验，其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衰，并经受住了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强烈冲击，却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根据《黄帝内经》的观点，人是一“小天地”，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有食、色的天性，保证着人的生存和延续，人以五藏六府为中心而禀赋的五行之秀，产生着人体内在的“六气”以与客观外在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气息息相关；产生着人体内在的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以适应客观外界的变化。然而这些风、寒、暑、湿、燥、火、喜、怒、忧、思、悲、恐、惊以及欲食、男女等各自一旦失常，就都可能转化为人体致病因素而致人于病。

《素问·宝命全形论篇》说：“人生有形，不离阴阳。”《素问·调经论篇》说：“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而“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人体一切疾病的发生，从总的来说，都是在一定的致病因素作用下，人体的阴阳气血平衡状态被破坏，导致人体阴阳气血失去正常的协调与和谐而发病，治疗则当调整人体机能，使之达到恢复人体阴阳气血的平衡协调状态。而不搞你死我活的对抗疗法。这种调整人体机能而愈病的治疗思想，对于查不清病原体或虽查清了病原体而一时尚无治疗方法的疾病，可以根据“有诸内必形诸外”的事物规律和不同病原体及病原体为病的不同过程所显现出来的不同证候，给以辨证施治，调整人体机能，改善人体内环境，使之不利于病原体生存而愈病。年上半年北京地区发生的非典型传染性肺炎，其病死率达百分之十点几居高不下，就是中医药学介入而使其病死率迅速降了下来，突显了中医药学的治疗优势！

《黄帝内经》提出了“无病先防，有病防变”的“治未病”预防医学思想，认为人生活在大自然中，自当与大自然和谐统一，尊重大自然规律，对大自然有所敬畏，不杀夭麈，不漉陂池，保持自然生态，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心不惑于淫邪，目不劳于嗜欲，不慕于外物，不溺于声色，恬淡静寞，精神内守，呼吸精气，吐纳导引，内养真气，外慎邪风，神与形俱，气血周流，则体魄健全而却病，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灵枢经·本神》说：“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邪僻不生，长生久视。”此所谓“未病先防”者也。

《黄帝内经》认为，医学世界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人身生病，总是要传变，要发展变化的。疾病的发生发展可由轻变重，应当早期治疗，“上工救其萌芽”，以防止其传变而趋重，对患者造成严重伤害。在《黄帝内经》提供的“汤液”“方药”“必齐”“醪醴”“药酒”“药熨”“针刺”“砭疗”“灸炳”“按摩”“放血”“膏疗”“导引”“行气”“扎指”和“手术”切除等等，以及其思想体系指导而发展起来的各种治法中，选择最适合其实际病情的治疗方法，给以辨证施治。所谓“已病防变”者也。

《黄帝内经》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还给我们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可靠的宝贵治疗经验，如《素问·针解篇》说：“刺实须其虚者，留针阴气隆至，（针下寒）乃去针也；刺虚须其实者，（留针）阳气隆至，针下热乃去针也。”《灵枢·终始》说：“刺热厥者，留针反为寒，刺寒厥者，留针反为热。刺热厥者，二阴一阳，刺寒厥者，二阳一阴。所谓二阴者，二刺阴也，一阳者，一刺阳也；所谓二阳者，二刺阳也，一阴者，一刺阴也，久痛者，邪气入深，刺此病者，深内而久留之。间日而复刺之，必先调其左右，去其血脉。”用针刺手法使人体产生凉感以退热，或以针刺手法使人体产生热感以祛寒。《素问·缪刺论篇》说：“齿龋，刺手阳明，不已，刺其脉入齿中，立已。”此治下齿痛，配以刺两手合谷穴，留针20分钟，如治上齿痛，配以刺两足内庭穴，留针20分钟，疗效更确切，更稳定。数十年前，余曾治一壮年男子阴缩证，突发前阴茎垂上缩，疼痛难忍，叫呼不已，余曾以“前阴为宗筋之所聚”而“阳明主闰宗筋”，为之针刺足阳明经之归来两穴，留针10分钟，其病即刻若失，数十年来未复发。至于方药，包括“马膏桑引”在内，虽只有13方，而且“小金丹”一方还是宋人补上去的，但它制造了“复方”治病，促进了“方剂”的形成和药物治病的发展。且半夏汤治失眠，鸡矢醴治鼓胀，四乌鲗骨一茹丸治血枯，生铁落饮治怒狂，兰治脾瘅等等，皆为后世历代医家所习用。其中半夏汤一方，促进《备急千金要方》创制了“温胆汤”之方而《外台秘要》载《集验》则创制了“千里流水汤”之方。

《素问·阳阴应象大论篇》说：“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人体七情的产生，是对客观外界的一种适应性变化，在正常范围内有益于人体健康，过度则转化为致病因素而致人于病。不同的情志，引起人体真气不同的改变，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情志为病的不同病机，反映出不同症状，给以不同的治疗。这种辨证施治思想，避免了“镇静剂”所带来的不良反应，显现出了中医药学的治疗优势。

病案1：患者，男，40岁，住湖北省枣阳市某区镇，干部。1975年4月某日就诊。患高血压病已多年，忽于2周前发生时而无故微笑，自己心里明白而不能控制，形体胖，头部昏闷，口干，舌苔厚腻而黑，脉象弦数。乃痰涎沃心，神明失守，治宜化痰涎、泻心火，拟导痰汤加味：胆南星10克，炒枳实10克，茯苓10克，法半夏10克，炙甘草6克，陈皮10克，大贝母10克，石菖蒲10克，黄芩10克，黄连10克，玄参10克。上11味，以适量水煎药，汤成去渣取汁温服，2次/天。

按　《灵枢·九针论》说：“心藏神。”《素问·调经论篇》说：“神有余则笑不休。”心邪盛，则见时而无故发笑而不能自控。形体肥胖多属痰盛体质。痰浊郁结，清阳不升，津液不布，则头部昏闷，舌苔厚腻而口干，脉弦。痰浊化火，火极似水，故脉兼数象而舌苔兼黑色。《灵枢·癫狂》说：“狂者多食，善见鬼神，善笑而不发于外者，得之有所大喜。”喜而气缓，津聚为痰，痰涎沃心，发为狂证善笑。导痰汤方加味，用导痰汤化痰行气，加大贝母、石菖蒲开郁通窍，黄连、黄芩泻心火，以平心神之有余。《素问·藏气法时论篇》说：“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加玄参咸软，以遂心欲而滋水以制火。药服7剂，痰消火退，善笑遂已。

病案2：患者，女，55岁，住湖北省襄樊市，家庭妇女。1972年5月某日就诊。儿子溺死，又家中失火被焚，3天前发病，神识不聪，烦躁欲走，多言语，善悲哭，舌苔白，脉虚。某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乃心神虚馁，痰浊扰心，治宜补心神而化痰浊，拟涤痰汤：法半夏10克，炒枳实12克，竹茹15克，胆南星10克，石菖蒲10克，陈皮10克，远志肉10克，炙甘草8克，党参10克，茯苓10克。上10味，以适量水煎药，汤成去渣取汁温服，2次/天。

按　忧思过甚则气结聚液为痰，故其发病则善悲哭而脉见虚象。《难经·三十四难》说：“心色赤……其声言。”神明失聪，则精神恍惚而烦躁欲走，且多言语。涤痰汤方，用半夏、胆南星、竹茹、陈皮燥湿化痰，且陈皮同枳实行气以佐之，茯苓、甘草渗湿和中，以绝其生痰之源，党参、远志、石菖蒲补心安神，通窍益智。药服6剂，家中亦得到适当安慰而病遂愈。前者本之于《素问·调经论篇》“神有余则笑不休”，后者本之于《素问》同篇“神不足则悲”。

病案3：患者，男，20岁。数年前曾发狂证多日，1966年11月其病复发，狂走妄行，善怒，甚至欲持刀行凶。同年12月5日就诊于余。见其哭笑无常，时发痴呆，伴头昏、耳鸣、失眠、多梦、心悸，两鬓有掣动感，两手振颤，淅然畏寒，四肢冷，面部热，口渴喜饮，大便秘结，唇红，苔白，脉弦细数。治以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去铅丹：柴胡12克，黄芩10克，法半夏10克，党参10克，生姜10克，大枣3枚（擘），桂枝10克，茯苓10克，龙骨12克，牡蛎12克，大黄8克。上11味，以适量水煎药，汤成去渣取汁温服，2次/天。服药4剂，狂止症退，改以温胆汤加味：竹茹15克，茯苓10克，炒炽实10克，陈皮10克，龙骨12克，法半夏10克（打），牡蛎12克，炒酸枣仁10克，石菖蒲8克，龟甲10克，炙甘草8克。上11味，以适量水煎药，汤成去渣取汁温服，2次/天。服药数剂，其病痊愈，至今未复发。

按　《素问·灵兰秘典论篇》说：“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灵枢·九针论》说：“胆为怒。”胆实痰郁，失其中正之用，无以正常决断，则善怒，甚则欲持刀行凶。胆主筋，司运动，其脉行于头面两侧，绕耳前后，故其狂走妄行，两手振颤，两鬓有掣动感而头昏、耳鸣。肝藏魂，胆为肝之府而为肝用，故失眠多梦。胆气通于心，心神失宁，故其哭笑无常，时发呆痴而心悸。胆气郁而不伸，其阳郁结于内，则面部热、口渴、大便结、唇红、脉弦细数。其阳不达于外，则四肢冷而淅然畏寒。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升发胆气、化痰定神明。服药后怒止症退，再以温胆汤加龙骨、牡蛎、石菖蒲利窍化痰安神而收功。此例本之于《素问·藏气法时论篇》“胆为怒”，亦见于《灵枢·九针论》。由此可见，《黄帝内经》的理论对指导临床医疗的重要意义。

《黄帝内经》的教育思想也很值得我们今天重视开发利用。它的教育观，是以教育对象即学者为本，教者随着学者转，全书162篇，皆是学者提问，教者解答的方式在传道授业，这就做到了教学的有的放矢，生动活泼，虽“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礼己·学记》语）。然学者进取，教者敬业，不断提出问题，不断解答问题，从而达到“教学相长”，并在医疗实践中“择而行之”，“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把医疗经验和医学知识永远传承下去。而所传承的内容，必须是真知，是真正经验。《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特别要求：“非其真勿授。”何谓“真”？《灵枢·官能》提出：“法于往者，验于来今。”而《素问·八正神明论篇》对此释之曰：“法往古者，先知《针经》也；验于来今者，先知日之寒温，月之虚盛，以候气之浮沉，而调之于身，观其立有验也。”学习古代《针经》的理论知识和前人经验，结合现时的时令气候和人体气血阴阳的变化调治人体以验证之，而“观其立有验也”。

《灵枢·病传》说：“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熨、刺、焫、饮药之一者，可独守耶？将尽行之乎？岐伯曰：诸方者，众人之方也，非一人之所尽行也。”由于各人天资不同，性格各异，一人很难尽行诸方而臻于至精，必须根据各人特长而“因人施教”。如《灵枢·官能》所说：“明目者，可使视色；聪耳者，可使听声；捷疾辞语者，可使传论；语徐而安静，手巧而心审谛者，可使行针艾；理血气而调诸逆顺，察阴阳而兼诸方；缓节柔筋，而心和调者，可使导引行气；疾毒言语轻人者，可使唾痈病；爪苦手毒，为事善伤者，可使按积抑痹。各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师无名。”是以《素问·金匮真言论篇》谓“非其人勿教”也。《史记·仓公列传》载，茁川公孙光与公乘阳庆相善，知阳庆善为方，尝欲受之，而阳庆以公孙光受学“非其人也”，不许。公孙光后书介淳于意与阳庆，谓其好术数，“其人圣儒”，淳于意事阳庆甚谨，阳庆授其《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等，而意尽得其传。这种因材施教、授徒择能的教育观，正体现了《黄帝内经》“非其人勿言，得其人乃传”（《灵枢·官能》）的教育思想。我们今天的研究生教育对此很有借鉴意义！

根据以上很不完全的论述，已足以表明《黄帝内经》在东方医学科学中的重要地位，具有经典性，是每个研习中医者的必读之书（不是说只研习《黄帝内经》）。但由于它成书于两千多年以前，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字变得古奥，亥豕鲁鱼也在所难免，其博大精深的理论知识，如不利用打开这座宝库大门的钥匙，只在宫墙外望，是不能窥见其堂奥之美的。故而有人认为学习经典是一种“悲哀”，而民族虚无主义者，则否定中医也是拼命攻击《黄帝内经》，这就不足为奇了。但是，经典著作具有内容的深刻性，历史的传承性，价值的恒定性，读者的广泛性等特点，要想轻而易举地把它攻击垮，也是不可能的。

十五、动态利用现代检测手段促进中医发展

卫生部高强部长在1月8日召开的2007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医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探讨，比如，现代医学的检测手段是为现代医学服务的，而中医不是这种思路，中医讲究的是全身治疗，整体治疗，大量使用现代医学手段对中医发展是利还是弊，值得研究。”表明了“问题意识”的出现，这就是智慧。只有发现了问题，提出问题，研究问题，才有可能解决问题，使事物得到发展。

我国存在的中医、西医是两个不同理论体系的医学，分别属于东、西方的文化范畴，二者的学术思想基础有着质的差别。现代医学检测手段，是为现代医学服务的，完全适用于以“还原论”为哲学基础的西医药学，而对于中医药学来说，它就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它可以帮助中医药学发展；误用了，它则可以导致中医药学丧失疗效，最终使中医药学归于消亡。

30年前的1976年，我为岳美中老先生在西苑医院创办的培养全国高级中医人才的“中医研究班”讲课时，就提出了要“利用西医一切检测手段来延长我们的感觉器官，以看到病人深一层的病理变化”。但这只能以中医的辨证思维来利用，绝对不能静止地、孤立地、形而上学地利用，被西医的结论牵着鼻子走，而使中医“西医化”。毛泽东主席说过：“形而上学最省力，辩证法是要用气力的。”某些人多年身居中医管理工作要职，从来不顾中医药学东方文化的特点，总是把西医检测手段当做普遍真理和万能方法机械地向中医进行误导，以致造成全国大部分中医院不姓“中”，大部分中医人员“西医化”，中医药学的特色和优势不能很好发挥出来，医疗质量普遍下降。

记得20年前，北京一位大学生患浮肿病，化验检查发现尿中有“管型（++++）”，确诊为“肾炎”，休学在家治疗，就诊于北京某医院一位老中医所谓“肾炎专家”，治疗一年多，吃中药300余剂无效，病人尿中管型（++++）未变，医生处方中党参、黄芪等温补脾胃药物也不变。这就是抛弃了中医特色、追逐西医化验结果而不辨证施治所使然。病家遂改弦更张，以自己的医药知识，自购河南生产以西瓜为主要药物的中成药“胜金丹”服之而愈。

又如“文革”之前，有一女孩，年17岁，被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收入十二病房治疗，全身浮肿，微有咳嗽，发热恶寒，小便短小色黄，血压高，化验检查尿中有蛋白，诊断为“高血压型急性肾炎”，用中药治疗寒热表证迅即消退，而余症未减。主治中医师力主按西医检测手段所得结果用药以治之，于是中药里有所谓“降压”作用者如杜仲、黄芩、夏枯草等等都集中用上，如此治疗了很长时间，诸症不见消退。正值这位主治医师黔驴技穷而无奈时，一人提议用“葶苈大枣泻肺汤”一试，服后小便如涌，尿中蛋白消失，血压亦降至正常而出院。

更有甚者，当所谓“肝炎”高发之际，有些病人右胁隐痛，腹部膨满，大便稀溏，食欲不振，两手不温，明明是中焦虚寒证，当温补脾胃为治，但因化验检查诊断为“乙肝”，为“病毒”感染，遂治以清热解毒，用茵陈蒿、龙胆草、板蓝根、鱼腥草、虎杖、栀子、黄柏等等苦寒药诛伐无过，致中阳竭绝，甚至三焦隔绝病危，而仍不醒悟。

用中药治病，违背了中医认识规律，把西医的检测手段及其结论，用搬运工人的工作方法，从西医学里完整不变地搬运到中医临床上来，是不会有好疗效的，这已为无数临床医疗实践所证实！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只喊口号，玩弄概念，没有具体思路，犹“齐人拔苗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也。今有提出对现代科学技术要“为我所用”者，这种“为我所用”的提法虽较前进了一步，但仍然没有阐明现代科学技术怎样“为我所用”？“我”怎样“用”现代科学技术而不被其“把我西医化”？故“为我所用”实为毛泽东主席早年提出的“洋为中用”在中医领域里的同义语，只有原则，感觉抽象，缺乏具体而明确的思路。根据以往经验和人们避难就易的习惯，人们很容易还是走上西医固有的结论上去。为了正确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学发展，中医自己必须付出艰苦劳动，创造条件，促使现代科学技术的利用发生转化，从对其的静态利用，转化为对其动态利用，随人身疾病的整体变化而给其定位，从而取消其“决定一切论”。因而中医在医疗实践中，根据需要与可能，对现代一切检测手段小到体温计、听诊器、一般化验检查，大到彩色B超、CT、核磁共振等都要利用，积累资料，到一定时候，以中医药学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为基础，用辩证唯物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大量的占有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分析，找出新的规律，把它纳入到辨证施治中去，创造性地发展我国中医药学的“辨证施治”，使中医药学诊断现代化。

学术争鸣

一、《备急千金要方校释》读后的几点商榷

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己传世1300余年。今有李景荣、苏礼、焦振廉、任娟莉、李培振先生（女士）校释，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6月简化字排印出版。凡所校释，基本上皆出书证，并列出“题注索引”“方名索引”以供检阅，给读者带来方便。此书内容丰富，既有前人的传承内容，又有当代的医学积累，具有比较可靠的基础，为发展我国传统医学提供了更多的治病经验和科研课题，有很高价值。李景荣先生等校释的这部《备急千金要方》，亦存在少数值得商榷之处，在此特摘出与校释者商榷，并就正于海内同道！

1.李景荣先生等在《备急千金要方校释》（以下简称《校释》）卷五上第一“凡生后……百八十日尻骨成，能独坐”下校释⑨说：“尻骨，《千金翼方》卷十一·养小儿‘尻’作‘髋’。按‘尻骨’，骶骨与尾骨的合称，又名尾骶骨。”可商。可人之坐者，叫“凥骨”，而尻非骨名，《释名·释形体》说：“尻，廖也，尻所在廖牢深也。”毕沅曰：“廖当作廫。”《说文·尸部》说：“尻，脾也，从尸，九声。”段玉裁注：“按《释名》以‘尻’与‘臀’别为二，《汉书》‘结股脚，连脽尻’，每句皆合二物也。尻，今俗云‘沟子’是也。，今俗云‘屁股’是也。析言是二，统言是一。故许云‘尻，也’……《释名》曰：‘尻，廖也，所在廖牢深也。’苦刀切。”《说文·肉部》说：“脽，也，从肉，隹声。”段玉裁注：“……浑言则尻为一，《尸部》曰：尻，也。《朔传》曰‘尻益高’是也，析言则统之，尻乃进秽处，今北方俗云‘沟子’是也。连脽尻者，敛足而立之状。未隹切。”足证“尻”是人体一个部位名，但不是骨名。《备急千金要方》此处之“凥”和下面“尻骨不成者，能踞而死”之“尻”，皆是“凥”字因形近而误使然。《说文·几部》说：“凥，处也，从尸几，尸得几而止也。《孝经》曰：‘仲尼凥。’凥，谓间凥如此。”段玉裁注：“凡尸得几谓之凥。尸，即人也。引申之为凡凥处之字。会意。九鱼切。”《说文·尸部》说：，髀也，从尸下凥几。”段玉裁注：，下基也。者，人之下基。凥几者，犹言坐于床。《木部》曰：‘床，安身之几坐也。’‘凥’下曰：‘从尸得几而止。’皆谓床也。徒魂切。”《素问·骨空论篇》说：“腰痛不可以转摇，急引阴卵，刺八髎与痛上。八髎在腰凥分间。”王冰注：“分，谓腰凥筋肉分间温陷下处。”又“凥骨空在髀骨之后相去四寸”，王冰注“是谓凥骨八髎穴也”。《素问·刺腰痛篇》说：“刺腰凥交者，两髁肿上，以月生死为痏数，发针立已。左取右，右取左。”王冰注：“腰凥交者，谓髁下凥骨两傍四骨空左右八穴，俗呼此骨为八髎骨也……痛在左，针取右，痛在右，针取左。所以然者，以脉左右交结于凥骨之中故也。”《素问·缪刺论篇》说：“邪客于足太阴之络，令人腰痛，引少腹控，不可以仰息。”王冰注：“足太阴之络，从髀合阳明上贯凥骨中，与厥阴、少阳、结于下髎，而循凥骨内入腹，上络嗌，贯舌中，故腰痛则引少腹控于中也。”凥骨，才是人体司坐之骨节名也。

2.李景荣先生等在《温疟第六》校释⑥说：“烦冤《素问·疟论篇》，《金匮要略》卷上，疟病脉证并治并同……”可商。考《素问·疟论篇》，《金匮要略·卷上·疟病脉症并治》皆作 ”而不作“冤”，是此书校释者误认 ”为“冤”也。，是一个形声字，“从宀”而“免声’。《说文》虽漏收，但在我国古典著作里却屡见不鲜，如《楚辞·九章·抽思》说：“烦瞀容，实沛徂兮。”《九章·思美人》说：“蹙蹙之烦兮，滞而不发。”《七谏·谬谏》说：“心悇憛而烦兮，蹇超摇而无冀。”《哀时命》说：“魂眇眇驰骋兮，心烦之忡忡。”（均见《四部丛刊》本）《文选·宋玉风赋》说：“勃郁烦，冲孔袭门。”《文选·宋玉风赋》说：“怫帽烦，纾余婆娑。”《晋书·孝愍帝纪》说：“枕戈烦，肝心抽裂。”皆是。在中医典籍里，亦有不少例证。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齿干，以烦腹满死。”《玉机真藏论篇》说：“脾传之肾，病名曰疝瘕，少腹热而痛。”《疟论篇》说：“阴气先绝，阳气独发，则少气烦。”《气交变大论篇》说：“岁木太过……飧泄食减，体重烦。”“岁土太过……清厥，意不乐，体重烦。”“岁金太过……肃杀而甚，则体重烦。”“岁水不及……烦。”《示从容论篇》说：“肝虚，肾虚，脾虚，皆令人体重烦。”又：“咳嗽烦者，是肾气之逆也。”《金匮要略·疟病》说：“则热而少气烦。”《针灸甲乙经》卷七第五亦说：“则热而少气烦。”《诸病源候论·蛊毒病诸候上·蛊毒候》说：“昔有人食新变鲤鱼中毒，病心腹痛，心下硬，发热烦。”《千金要方》卷十第六说：“则少气烦。”《外台秘要·温疟方五首》说：“即少气烦。”又《毒蛊杂疗方五首》说：“《小品》……有人食新变鱼取饱中毒，病心腹痛，心下坚，发热烦。”又《许仁则疗霍乱方三首》说：“干霍大小便不通，烦欲死。”等文皆是。《灵枢》一书无 ”字，有“悗”字。《灵枢·寒热病》说：“舌纵涎下，烦悗，取足少阴。振寒，洒洒鼓颔，不得汗出，腹胀，烦悗，取手太阴。”史崧《音释》说：“悗，音闷。”《热病》篇说：“热病身先涩，倚而热，烦悗。”《胀论》篇说：“脾胀者，善哕，四肢烦悗。”《血络论》篇说：“发针而血色不变而烦悗者，何也？”又：“刺之血出多，色不变而烦悗者，刺络而虚经，虚经之属于阴者阴脱，故烦悗。”“悗”字从“忄，免声”而 ”从“宀，免声”，二者俱谐“免声”，例得通假。免者，《礼记·檀弓上》说：“檀弓免焉。”陆德明释文：“免，音问。”《礼记·檀弓下》说：“袒免哭焉。”郑玄注：“免，音问。”免，懑声转，二字可通。可见 ”是一个声训字，读“懑”或读“闷”。冤是一个会意字，下从“兔”，不从“免”，读“冤枉”之“冤”。《说文·兔部》说：“冤，屈也，从冂兔，兔在冂下不得走，屈折也。”二字不得混淆不分也。

3.李景荣先生等在卷二十一《淋闭第二》下校释③说：“淋闭，病证名，又称淋，淋秘，淋与癃闭的总称。小便滴沥涩痛谓之淋，小便急满不通谓之闭。”不全妥帖。在《黄帝内经》里，除“七篇大论”较晚出以外，止有癃字，未见淋字。如《素问·宣明五气篇》说：“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素问·奇病论篇》说：“有癃者，一日数十溲，此不足也。”《灵枢·本输》说：“……并太阳之正，入络膀胱，约下焦，实则闭癃，虚则遗溺。”《灵枢·五味论》说：“……得酸则缩绻，约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癃。”是“癃”字概诸“小便不利”“小便涩痛”“小便点滴不通”都在内也。然在张仲景著作里，因其为后汉时人，为避汉殇帝刘隆讳，止有“淋”而无隆，如《金匮要略·消渴小便利淋病》说：“淋之为病，小便如粟状，小腹弦急，痛引脐中。”“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则必便血。”（《伤寒论·辨太阳病》中文同，无“则”字）前《五藏风寒积聚病》说：“热在下焦者则尿血，亦令淋秘不通。”并且“消渴小便利淋病脉证并治第十三”作为篇题。三国时期以后，不再避刘隆讳，于是“淋”“癃”皆用，如“七篇大论”中之《五常政大论篇》说：“其病癃，邪伤肾也。”《六元正纪大论篇》说：“金火合德……癃。”“小便黄赤，甚则淋。”“凡此少阴司天之政……二之气……其病淋。”“热至则……淋之病生矣。”《神农本草经》卷一说：“车前子，味甘寒，无毒，主气癃，止痛，利水道小便。”“石龙刍，味苦微寒，主小便不利，淋闭。”“桑蜱蛸，味咸平……通五淋，利小便水道。”“冬葵子，味甘寒，主……五癃，利小便。”卷二说：“石韦，味苦平，主……五癃闭不通，利小便水道。”“瞿麦，味苦寒，主关格诸癃结，小便不通。”卷三说：“班苗，味辛寒……破五癃。”脱离了历史，是无法理解医学领域中“癃—淋—淋癃”演变过程的。至于说“小便滴沥涩痛谓之淋，小便急满不通谓之闭”，这只能是宋代以后的认识了。

4.李景荣先生等在卷一第一《本草》下校释④说：“《本草》，即《神农本草经》，为我国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约成书于秦汉时期（一说战国时期）。”不确。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认为：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学艺术（包括语言文字），都有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特点。张仲景没有看到《神农本草经》，他说在写《伤寒杂病论》时，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在药物学知识上止参考了《药录》。神农之世，我国发明了医药是事实，这已为浙江萧山跨湖桥出土的中药小陶罐所证实，但没有必要附会秦汉或战国时期已经写出了《神农本草经》之书。因为《神农本草经》一书较其他药学专著为晚出，故其书中18个“淋”。“癃”之字义同，“淋”就是“癃”，“癃”就是“淋”，二字不分。这是特点之一。特点之二，就是“痓”字的出现，“痓”字首见于《广雅》。《广雅·释诂》卷三下说：“痓，恶也。”《玉篇·疒部》因之，曰：“痓，充至切，恶也。”“痓”从“疒”而训“恶”，其为“恶病”无疑矣。然则什么是恶病？《备急千金要方》卷五上第三说：“夫小儿之恶病也。”疠虽属恶疾，但与“痓”从不相关，是“痓”与“痫”相连也。《备急千金要方》卷十四第四说：“夫风眩之病，起于心气不定。胸上蓄实，故有高风面热之所为也。痰热相感而动风，风心相乱则闷瞀，故谓之风眩，大人曰癫，小儿则为，其实是一。”现在再回到这个时期文化特点上来。《神农本草经》卷一说：“发髲，味苦温……疗小儿，大人痓。”《针灸甲乙经》卷四第一下说：“心脉满大，痓筋挛；肝脉小急，痓筋挛。”《神农本草经》卷一说：“独活，味苦平，主…… 痓。”“麝香，味辛温，主…… 痓。”“石蜜，味甘平，主……诸惊痓。”卷三说：“六畜毛蹄甲，味咸平；主……惊瘨痓。”“鼠妇，味酸温，主……痓。”至于《神农本草经》“矿物药”，都被列在“上”“中”“下”三品之首，皆是魏晋时期服石之风使然，就不详说了。包括上述“上”所谓“淋”“癃”二字用法的演变过程及此，决定了这一时期的独特发展。

5.李景荣先生等在卷七第五“尸厥，奄忽不知人”条下释校⑦说：“尸厥，病名。因阴阳离绝，营卫不通，或元气不足，偶被邪恶之气所中而致。证见突然昏倒，不省人事，其状若尸，故称。详参《诸病源候论》卷二十三尸厥候及本书卷十七尸飞鬼疰第八。”不妥。考：尸厥之病，在医学典籍里，详见于《素问·缪刺论篇》，它说：“邪客于手足少阴太阴足阳明之络，此五络皆会耳中，上络左角，五络俱竭，令人身脉皆动而形无知也，其状若尸，或曰尸厥……”其病发时卒暴，故又叫“暴厥”“卒厥”。《素问·大奇论篇》说：“脉至如喘，名曰暴厥。暴厥者，不知与人言。”《金匮要略·藏府经络先后病》说：“问曰，寸脉沈大而滑，沈则为实，滑则为气，实气相搏，血气入藏即死，入府即愈，此为卒厥，何谓也？师曰：唇口青，身冷，为入藏，即死；如身和，汗自出，为入府，即愈。”又《杂疗方》说：“尸蹷，脉动而无气，气闭不通，故静而死也。治方……”林亿等注：“脉证见上卷。”（即指卒厥一条）《针灸甲乙经》卷十一第三说：“尸厥，死不知人，脉动如故，隐白及大敦主之。”其止是“突然昏倒，不省人事”，并不叫“尸厥”，必须还有“脉动”一证，始可称之为“尸厥”也。该书卷八第六有“凡尸厥而死，脉动如故”，但此处校释未校出。至于说卷十七之“飞尸”，乃“飞尸，遁尸，风尸，沉尸，尸注”之“五尸证”之一，“尸厥”之病不与也。

6.李景荣先生等在卷十六第五“呕吐哕”下释校①说：“哕，即干呕。”《医林绳墨》卷四：“盖哕者，有声无物之谓，乃干呕也。”可商。《说文·口部》说：“哕，气啎也，从口，岁声。”《通俗文》卷上说：“气逆曰哕。”《灵枢·九针论》说：“胃为气逆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在变动为哕。”是“哕”为胃气啎逆之病也。《灵枢·口问》说：“黄帝曰：人之哕者，何气使然？岐伯曰：谷入于胃，胃气上注于肺。今有故寒气与新谷气，俱还入于胃，新故相乱，真邪相攻，气并相逆，复出于胃，故为哕。”《伤寒论·辨厥阴病》说：“伤寒，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则愈。”哕，后世又叫“呃逆”。《证治准绳·杂病》说：“呃逆，即《内经》所谓哕也。”或曰成无己、许学士固以哕为呃逆，然东垣、海藏又以哕为干呕，陈无择又以哕名咳逆，诸论不同，今子独取成、许二家之说，何也？曰哕义具在《内经》，顾诸家不察耳。按《灵枢》杂病篇末云：“哕以草刺鼻，嚏，嚏而已；无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惊之，亦可已。”详此经文三法正乃治呃逆之法。按呃逆用纸燃刺鼻使嚏，嚏则呃逆立止，或闭口鼻气使之无息，亦立已。或作冤贼盗大惊骇之亦已，此予所以取成、许二家论哕为呃逆，为得经旨也。若以哕为干呕，设使干呕之人，或使之嚏，或使之无息，或使之大惊，其干呕能立已乎？哕非干呕也，明矣。

7.李景荣先生等在卷八第一“劳风之为病，法在肺下，使人强上而目脱”下校释⑤说：“劳风，病名，因劳累受风而致，症见恶风振寒，头项强直，目睛上翻，喀吐痰涎等。《素问·评热病论篇》张景岳注：‘劳风者，因劳伤风也。’”可商。“劳风”之“劳”，释为“一般劳作”之劳累伤风，不妥。据《素问·风论篇》记述之“入房汗出中风，则为内风”，王冰注：“内耗其精，外开腠理，因内风袭，故曰内风，《经》具名曰劳风。”张景岳这种随文敷衍的注释方法不可取。再说，校释中“目脱”，说成是“目睛上翻”，无据。《庄子·胠箧篇》说：“鱼不可脱于渊。”郭象注：“鱼失渊则为人禽。”成玄英疏：“脱，失也。”是“目脱”则“目失”也，“目”失“气之精明也”。故《灵枢·决气》说：“气脱者，目不明。”目不明，则与“劳风”之“冥视”合。

8.李景荣先生等在卷十二第六“水浆无在”下校释⑤说：“水浆无在，无论水和浆。按浆，一种酿制的微带酸味的饮料。《说文解字·水部》：‘浆，酢浆也’。”可商。《金匮要略·妇人妊娠病》“白术散”服法有醋浆，心烦吐痛不能食饮，加细辛一两、半夏大者二十枚服之，后更以醋浆水服之，若呕，以醋浆水服之……但不是凡言“浆”都是一种酿制的微带酸味的“酢浆”。《周礼·天官冢宰·浆人》说：“掌共王之六饮：水、浆、醴、凉、医、酏，入于酒府。”《释名·释饮食》说：“浆，将也，饮之，寒温多少与体相将顺也。”高诱《吕氏春秋·孟冬纪·节丧》注说：“以冰置水浆于其中为滥，取其冷也。”《素问·玉机真藏论篇》说：“浆粥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素问·热论篇》说：“水浆不入，不知人，六日死。”说明“浆”不完全等于“酢浆”，尤其在用“水浆”一词之时。

9.李景荣先生等在卷二十六第一校释⑩说：“膀胱走胞，胞薄以耎，《太素》卷二，调食作‘膀胱之胞薄以濡’七字，《灵枢·五味论》与《太素》略同……”

按：“膀胱走胞”一句无释，殊以为憾。根据《淮南子·说林训》说“旁光不升俎。”高诱注“旁光，胞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说：“风瘅客脬。”司马贞索隐：“脬，音普交反，字或作‘胞’。张守节正义，脬亦作‘胞’，膀胱也。”是“胞”同“脬”，亦叫“膀胱”。如此，则“膀胱走胞”者，为“膀胱走膀胱”矣，此话甚为不经。是故必在膀胱下方有一“薄而耎”之藏器，然遍寻之止有“胞囊”一物，《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第三论“胞囊”说：“胞囊者，肾膀胱候也，储津液并尿。”胞囊非“阴囊”，胞囊或单称胞，就和膀胱功能差不多？从严格意义上讲应当膀胱主要“藏津液”，胞主要“盛尿”，而《仓颉篇》卷中说：“脬，盛尿者也。”《通俗文上》说：“出脬曰尿。”在《诸病源候论·五藏六府病诸候·膀胱病候》说：“五谷五味之津液，悉归于膀胱，气化分为血脉，以成骨髓也。而津液之余者，入胞则为小便。”同书《小便病诸候·尿床候》说“小便者，水液之余也，从膀胱入于胞为小便……”足证“膀胱走胞”之“胞”字为“胞囊”之“胞”也。

10.李景荣先生等在卷十二第六“论血枯治法”说：“对曰：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时有所大夺血，若醉以入房中，气竭而肝伤，故使月事衰少不来也。治以乌贼骨茹二物，并合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为后饭，饮以鲍鱼汁，利肠中及伤肝也。”文字断句有欠妥之处。我意作“若醉以入房，中气竭而肝伤”，“治以乌贼骨茹二物并合，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且《素问·腹中论篇》“利肠中”三字下有《新校正》注曰：“按别本一作伤中。”中气者，五藏任何一藏之气也。竭，声转读“减”，“减损”之“减”也。《经词衍释》卷五说：“及，犹‘乃’也。”是“四乌贼骨一茹丸”一方，服之“有利于伤中乃伤肝”也。

以上所提，是否有当，供参考。

二、《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新校》的三点商榷

1.“痓”字校改之误

《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新校》卷四第一下注8：“痓”，此为“痉”误。

按　“痙”俗体作“痉”，故古籍中多与“痓”相混。《素问》《太素卷十五·五脏脉诊篇》皆作“瘛”，与“痉”义同。下“痓”字同。

《说文·疒部》说：“痉，强急也，从疒，声。”读“其颈切”。《玉篇·疒部》说：“痉，渠开切，风病也。”颈项强急，身体难以屈曲之证是不能痓协调一致的。《备急千金要方》卷五上第三说：“病发身软时醒者，谓之也；身强直反张如弓不时醒者，谓之痉也。”这一比较，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痓”常跟 ”字连用，构成“痓 ”一词。《针灸甲乙经》卷四第一下说：“心脉满大，痓筋挛，肝脉小急，痓筋挛。”而《素问·大奇论篇》载之作“瘛”，说“心脉满大，瘛筋挛，肝脉小急，瘛筋挛”，《脉经》卷五第五载之作“痸”，说“心脉满大，痸筋挛，肝脉小急，痸筋挛”，《诸病源候论·小儿杂病诸候一·风候》则作“瘈”，说“诊得心脉满大，瘈筋挛，肝脉小急，亦瘈筋挛”，《黄帝内经太素·五脏脉诊篇》载此文亦同《素问》。是“痓”字形虽有五而其义则一也。

《备急千金要方》卷十四第四说：“夫风眩之病，起于心气不定，胸上蓄实，故有高风面热之所为也。痰热相感而动风，风心相乱则闷瞀，故谓之风眩。”西汉杨雄“曾有颠眴病”，颠，倒也。唐高宗李治也有风眩，皆是“ 痓”之疾，或可痊愈。

2.“咳，溲血，形肉脱，脉喘”之逆

《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新校》卷四第一下说：“咳，溲血，形肉脱，脉喘，是三逆也。”

按　《新校》谓：“脉喘……《灵枢·玉版》作‘脉 ’（刘衡如《校刊本》作‘脉 ’）……喘……乃‘揣’字之假借，而‘揣’与 ’通，当读为圑，乃圑聚之义，脉形当散而聚，故曰逆也。”然余窃以为《说文·口部》所说：“喘，急息也，从口，耑声。”《汉书·丙吉传》所说：“喘牛吐舌。”颜师古注：“喘，湍也。湍，疾也，气出入湍急也。”用在脉象，则为其引申义，训“疾”，为“快速”之意。又可作遄，《说文通训定声·耑》说：“遄，往来数也，从辵，耑声。”《尔雅·释诂》说：“遄，速也，又疾也。”《素问·大奇论篇》说：“脉至如喘，则为暴厥。暴厥者，不知与人言。”如，与“而”通。《素问·五藏生成论篇》说：“赤脉之至也，喘而坚，诊曰有积气在中，时害于时，名曰心痹。”又《素问·平人气象论篇》说：“胃之大络，名曰虚里，贯膈络肺，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脉宗气也。盛喘数绝者，则在病中。”王冰注：“绝，谓暂断绝也。”其病“咳，溲血，形肉脱”为阴已败衰；脉喘急，乃阳气盛。阴败阳盛，故命曰逆，逆甚曰死。《素问·三部九候论篇》说：“九候之脉……盛躁喘数者为阳，主夏，故以日中死。”《金匮要略·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说：“大吐血，咳逆上气，其脉数而有热，不得卧者，死。”此皆阴气孤绝，阳气独盛而亡也。

3.面胕庞然而加“腫”字误

《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新校》卷八第五说：“问曰：有病肾风者，面胕庞然腫（《素问》无‘肿’字）壅，害于言，可刺否？对曰：虚不当刺，不当刺而刺，后五日其气必至。”

按　此文加“腫”字于“壅”字前读断，而作“面胕庞然腫壅”，非是。考《山海经·西山经》说：“又可以己胕。”郭璞注：“治胕腫也，音符。”郝懿行笺疏：“胕腫，见《黄帝素问》。”《黄帝素问》多篇载有“胕腫”之记述，如《水热穴篇》所谓“胕腫者，聚水而生病也”，《五常政大论篇》所谓“寒热胕腫”，《六元正纪大论篇》所谓“民病寒湿腹满身）愤胕腫”等皆是也。是“面胕”即为“面部胕腫”也。“庞然”者，《方言》卷一说：“敦，庞，大也。”钱绎笺疏：“《释诂》‘庞，大也’……《后汉书·朱穆传》‘人不敦庞’，《酷吏传》论古者‘敦庞’，李贤注并云‘敦庞，厚大也’，通作‘庬’。”《素问·评热病论篇》云：“面胕庬然（此下原有‘又壅’二字，其‘又’字乃钱绎妄加，‘壅’则连下句读，今删改），《风论》‘庬然浮腫’。庬与庞同……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大貌谓之矇，或为之庞。”庬，胧，蠬，蒙，朦，声并与庞相近。是“庬然”乃形容“胕腫”之“面目浮起”也。如在“壅”上加一“肿”字，则“肿壅”与上“面胕庬然”为义复，古人必不复出。况且下句“害于言”亦不是如王冰注《素问》所说“妨害于言语”也。谁在临床医疗中见过病人一患“肾风”就不能言语，其能发声而不会说话？“壅”当冒于下句“害于言”之上，读“壅害于言”。害，与“曷”通。《孟子·梁惠王上》说：“《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尚书·汤誓》则作“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集韵·入声·十二曷》说：“曷，害，何曷切，何也，或作害。”害，曷字通。壅害，即是“壅曷”，郝懿行《尔雅·释诂下》义疏：“曷，遏字通。”是“壅曷”，亦谓“壅遏”。《灵枢·决气》说：“壅遏营气，令无所避，是谓脉。”《灵枢·痈疽》说：“壅遏而不得行。”其虽然有生理、病理之分，然为壅遏则一也。壅遏于言者，《说文·音部》说：“音，声也，生于心，有节于外，谓之音。宫商角徵羽，声；丝竹金石匏土革木，音也。从言含一。”其所含之“一”，乃指事。是“言”与“音”通。故《甲骨文字释林·释言》说：“甲骨文之‘言其屮疒（掇三三五）’，‘屮疒言（后下一〇·三）’，二‘言’字应读作‘音’……”此文“壅遏于言”者，即“壅遏于音”也。风水壅遏于上，肺金不清，说话则声音不能轻扬，以致“声如从室中言”而为今之所谓“鼻音”者也。

三、读《金匮要略校注》后

《金匮要略校注》（以下称《校注》）一书，乃浙江何任先生主编，殷品之、杨百茀、刘渡舟、欧阳锜等专家审定，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为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文献研究课题之一，理应给人读书以启迪，然读后使人感到颇有可商之处，为了中医药学术之发展，特根据“百家争鸣”精神，顺序摘出疑点如下，以与何任先生商榷，并就正于海内外同道！

依据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学艺术（包括语言文字），有一定历史时期的特点。因此，对于研究对象，必须把它纳入某个特点历史范围内予以察考，才有可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1.《校注》谓：“实气相搏，气，指血气。实气相搏即实邪与血气相互搏结。”

按　此说可商。此文“实气相搏”之“气”不能训之为“血气”二者，全句也不能成为“实邪与血气相互搏结”。此文“卒厥”即《素问·缪刺论篇》“脉动如故”“其状若尸”之“尸厥”。《金匮要略·杂疗方》说：“尸蹷。”脉动而无气，气闭不通，故静而死也。林亿等注云：“脉证见上卷。”即指此条之文。然此文亦待校勘而始通。《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八第六说：“寸口脉沈大而滑，沈则为血实，滑则为气实，血气相搏，入藏即死，入腑即愈。”据《千金要方》则“寸”下当補一“口”字作“寸口”，“沈”与“沉”通，“沉则为”下補一“血”字，作“沈则为血实”。下句“实气相搏”之“实”字连上读，作“滑则为气实”。“血气入藏即死”之“血气”二字，其“气”为衍文，而“血”字当冒于“气相搏”三字之上，作“血气相搏，入藏即死”，而“搏”则为“薄”字之借。所谓“薄”者，“丛薄”也。《素问·缪刺论篇》说：“五络俱竭，令人身脉皆动而形无知也，其状若尸，或曰尸厥。”《针灸甲乙经》卷十一第三说：“尸厥，死不知人，脉动如故。”“厥”“蹷”字通。脉动如故，其状若尸，故曰尸厥。“脉动如故”者，谓脉仍跳动不休，非谓脉跳动正常也。然其病发卒暴，则因之名曰“卒厥”，卒，读曰“猝”，亦曰“暴厥’，《素问·大奇论篇》所谓“脉至如喘，名曰暴厥，暴厥者，不知与人言者”是也，此“血气相搏，入藏即死，入府即愈”者，正《素问·调经论篇》所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还则生，不还则死”。何则？血气相并，不循营卫之道，则转化为实邪，逆于藏府，神明昏愦，猝倒无知，若唇口青而身冷，则为实邪入藏，《素问·五藏别论篇》说：“五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五藏之功能特性是“藏而不泻”，邪入不可复出，五藏元真不能通畅，藏气壅塞，升降将绝，是气“不还则死”，故曰“入藏则死”也。如其身和汗自出，则为实邪入府，《素问·五藏别论篇》说“六府者，传化物而不藏”也，六府之功能特性是“传而不藏”，邪入于府，虽气机一时阻滞，猝倒无知，但终究传邪外出，气机复常，“气复还则生”，故曰“入府即愈”也。

2.《校注》说：“发其汗者，其脉如蛇”之“如蛇者，乃脉道不利，如蛇行走之状也”。

按　其说可商。加字以足义，非读经典之好方法。殊不知此文“其脉如蛇”，与其后《五藏风寒聚病篇》“曲如蛇行者死”之义完全不同。据《脉经》，此文“其脉如蛇”字上有“浛浛”二字，其下条之“暴”字则可与之连读，作“其脉浛浛如蛇暴”，暴，读“暴露”之“暴”。谓发汗得法，则痉病沉紧弦直之脉象，变为如水和泥而有蜿蜒如蛇状暴出之象，故曰“为欲解”。据《五十二病方》所载“婴儿索痉”之例所记，腹胀满乃痉病一证，非向愈之兆，《校注》谓“至其痉病见暴腹胀大为欲解，乃痉病入府易愈，这与首篇‘入府则愈’相呼应”。痉病、卒厥二病风马牛不相及，卒厥乃有“入藏”“入府”之说，而痉病为项背腰脊痉强而不能屈伸也之病，不应相混。

3.《校注》说，瘅疟“则热而少气烦冤”，改《金匮要略》之 ”字为“冤枉”之“冤”。

按　欠妥。 ”字少末笔一“、”，不读“冤”而读“懑”，读“烦懑”之“懑”。此字许慎《说文解字》虽漏改，但在古典著作里多有用之者，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齿干以烦 ”，《素问·玉机真藏论篇》说“少腹热而痛”，《素问·疟论篇》说“则少气烦 ”，《素问·气交变大论篇》说“民病飧泄食减体重烦 ”，“民病腹痛清厥意不乐体重烦 ”，“则体重烦 ”，“烦足痿”，《素问·示从容论篇》说“皆令人体重烦 ”，“咳嗽烦者，是肾气之逆也”。等等，皆作 ”。《楚辞》《文选》亦皆有用 ”字者。，从“宀”而“免”声，《灵枢》一书无“ ”字，有“悗”字，从“忄”而“免”声， ”“悗”二字俱谐“免”声，例则可通。故《灵枢·本神》“意伤则悗乱”，又《寒热病篇》“舌纵涎下烦悗”，又《血络论篇》“色不变而烦悗者”等“悗”字，史崧《音释》皆音“闷”，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齿干以烦 ”之文，在《针灸甲乙经》卷六第七载之亦作“齿干以烦闷”。是 ”“悗”“闷”三字形虽异而字则同也。因而此文为“则热而少气烦 ”无疑矣。

4.《校注》说：“分肉，指肌肉。肌肉外层为白肉，肌肉内层为赤肉，赤白分明，故名分肉。”

按　可商。一般说来，皮层之下为肌肉，肌肉之中有分间，故肌肉又称“分肉”，此正“卫行脉外”，“昼日行于阳”而温养循行之部位，乃《素问·痹论篇》所谓“卫者，水谷之悍气也，其气慓悍滑利，不能入于脉也，故循皮肤之中，分肉之间”，《灵枢·本藏》所谓“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肌肉有分间，故称肌肉曰“分肉”，分间依肌肉，则称分间曰“肉分”。分间，又可以叫“肉分”，《素问·气穴论篇》所谓“肉分之间”之“肉分”是也。又可以单称为“分”，《黄帝内经太素·经输所疗》所谓“随外（‘外’字衍）分痛”，杨上善注“随分痛者，随分肉间痛也”是也。事实上，许多分肉疾病之邪气即在“肉分”之间，《素问·调经论篇》说：“肌肉蠕动，命曰微风……取分肉间，无中其经，无伤其络，卫气得复，邪气乃索。”王冰注：“肉蠕动，即取分肉间，但开肉分以出其邪……”是《黄帝内经》中之治“肌肉蠕动”，主以“取分肉间”，王冰则指明“开肉分以出其邪”也。《黄帝内经太素·刺法》说：“因其分肉，在别其膺。”杨上善注：“膺，皮也，以手按得分肉之穴，当穴皮上下针，故曰在别其肤。”如分肉果为《校注》所说乃“赤白分明”处，试问《素问·调经论篇》所说“病在肉，调之分肉”，《灵枢经·官针》所说“针于分肉间，以取肌痹”等怎样进针？

5.《校注》谓“温疟者，其脉如平”之“平”：“平，平人。《素问·平人气象论篇》‘平人者，不病也’，即健康无病之人。”

按　欠妥。《金匮要略》说“脉如平”，而校注者解之以“健康人”，竟顾左右而言他而言不及义。此言温疟伏邪外发，其脉“如平”而非平，实非平脉，当若《难经·五十八难》所说“温病之脉，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也，各随其经所在而取之”，当观其变动之经而疗之也。

6.《校注》谓“白虎加桂枝汤证”之“温疟”，“并非无寒”。

按　可商。此文温疟“身无寒但热”有明文，而《校注》见“白虎加桂枝汤”方中有“桂枝”，且见《素问·疟论篇》专论病因者有“先热而后寒”为“温疟”之文，即谓此文温疟“表有寒邪”，且肯定“温疟并非无寒，只是热多寒少而已”。难道“身无寒但热”与“热多寒少”是同一个概念？显然不是。殊不知此文温疟乃伏邪为病，冬日感于寒邪，未即发病，邪气深藏，至春夏阳气升发，伏气化热外出，寒蓄久而变热，故不作寒。肾合骨，热从少阴出外，舍于肾之所合，故骨节烦疼。热，火之性也，火必就燥，故上并于阳明而时呕。治以白虎汤清金泻热，加桂枝则因势利导而引骨节之热外达于表也。

7.《校注》将“葶苈大枣泻肺汤证”之“肺癰”与“蓄结癰脓”之“肺癰”相混不分。

按　可商。考古代“痈”“壅”“廱”“雍”等字声同义通，可以通用。故“壅塞”之“壅”，有写成“雍”字者，有写成“癕”字者，有写成“癰”字者。如《素问·大奇论篇》说：“肺，之雍，喘而两胠满。”古与“壅”通。《汉书·元帝纪》说：“是故壬人在位而吉士雍蔽。”颜师古注：“雍读曰壅。”《骈字分笺》说：“辟雍……雍之为言壅也。”可证。是“肺之雍”，即“肺之壅”也。然《甲乙经》卷十一第八载此文，即作“肺之癰”。

《难经·五十六难》说：“令人洒淅寒热，喘咳，发肺壅。”而《脉经》卷六第七引此文，即作“令人洒淅寒热，喘咳，发肺癰”。

还有《灵枢·论疾诊尺》说“视人之目窠上微癰，如新卧起状”，即“视人之目窠上微壅，如新卧起状”，而杨上善注此则说“癕，微肿起”也；《素问·病能论篇》说“夫癰气之息者，宜以针开除去之”，即“夫壅气之息者，宜以针开除去之”也。

综上所述，是“癰”字在古代可作为“壅”用，则此文之所谓“肺癰”，据其“先服小青龙汤一剂”又治以“葶苈大枣泻肺汤”方，自当是“肺气壅闭”之“肺壅”，而不是“蓄结癰脓”之“肺癰”也。且“葶苈”之为用，《神农本草经》卷三说：“葶苈，味辛寒，主癥瘕积聚，结气，饮食寒热，破坚，一名大室，一名大適，生平泽及田野。”根本没有言及其有治疗癰脓之功效，何以言其能治蓄结癰脓之肺癰病？

8.《校注》谓：“三焦竭部，指三焦各部所属藏腑之功能衰减。”

按：此说可商。此三焦竭部，止是三焦某部阻遏壅滞，而非功能衰减也。《说文·立部》说：“竭，负举也，从立，曷声。”又《辵部》说：“遏，微止也，从辵，曷声。”从而表明“竭”“遏”二字俱谐“曷声”。郝懿行《尔雅·释言》义疏说：“凡借声之字，不论其义，但取其声。”是“竭”“遏”二字可声借而为用矣。如此，则此文三“竭”字皆当读为“遏”也。所谓“上焦竭善噫”者，乃言“上焦遏善噫”也；所谓“下焦竭即遗溺失便”者，乃言“下焦遏即遗溺失便”也。然则“遏”字之义若何？《说文·辵部》说“遏，微止也”，微止者，言止之于幽微也。故《尔雅·释詁下》说：“遏，止也。”“止”有“阻塞”义，而“阻塞”则为“壅遏”矣。此文三“竭”俱读为“遏”，义为滞塞壅阻。人体上、中、下三焦分部阻遏，气机不顺，导致发生疾病，且随其阻遏部位之不同而临床见症各异。其阻遏在中焦者，气机不降而逆升于上焦，出于咽嗌，症见噫气；其阻遏于下焦者，气机不升而二便失其约束之用，不能自禁，症见遗溺失便。其病乃气机壅遏，正气未损，而人体正气总是以“流行不止”为特性，待正气流通，营卫气血和调，壅遏消去，气机复常，则其症自已，无论如此文所述其壅遏于何部而见何症也，故文末特结之曰“不须治，久则愈”。

9.《校注》谓“消渴小便利淋病篇之”利，《金匮要略衍义》作“不利”，可从。

按　要改“小便利”为“小便不利”，未妥。考《黄帝内经》一百六十二篇，除“七篇大论”为晚出者外，凡用字皆作“癃”不用“淋”，如《素问·宣明五气篇》“膀胱不利为癃”，又《气厥论篇》“胞移热于膀胱，则癃溺血”，又《奇病论篇》“有癃者，一日数十溲”，《灵枢·本输》“实则闭癃”等，乃因张仲景生当东汉末年，其著作应避东汉殇帝刘隆之讳也。《史记·孝景本纪》说：“丁卯封长公主子虫乔为隆虑侯。”司马贞索隐：“音林闾，避殇帝讳改之。”《史记·外戚世家》说：“次为林虑公主。”司马贞索隐：“本名隆虑，避殇讳，改名林虑。”《汉书·高后纪》说：“南越侵盗长沙，遣隆虑侯竃将兵击之。”应劭曰：“隆虑，今林虑也，后避殇帝讳，故改之。”《汉书·地理志》说：“隆虑。”应劭曰：“隆虑山在北，避殇帝名，改曰林虑也。”《后汉书·耿弇列传》说：“宝弟子承袭公主爵为林虑侯。”李贤注：“林虑，即上隆虑也，至此避殇帝讳改焉。”张仲景必避其讳而用“淋”不用“癃”矣。可见“癃”之为义，概诸“小便不利”“小便涩痛”“小便点滴不通”之“癃闭”都在内，故其治“小便不利”之方如“五苓散”“猪苓汤”“蒲灰散”等以治“石淋”或“淋痛”而获效。如改“小便利”为“小便不利”，则与“淋病”义复矣。另一方面，则又否定古代“小便利多证”之存在，古人即叫“小便利”，亦叫“消中”。古人于此亦积累有不少经验，见《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外治秘要》等书有关篇章，《千金翼方·药录纂要》中还列有“止小便利”类药十六种。《金匮要略》此篇言“少便利”内容较少者，疑是《伤寒杂病论》向《金匮玉函要略方》过渡时被人误删太多也。后世亦创制有“缩泉丸”等名方。

10.《校注》说：《水气病篇》第八条是脉象变化而“脉浮转沉”与“数脉变伏”。

按　可商。《脉经》卷一第一说：“数脉，去来促急。”小注：“一曰‘一息六七至’。”又说：“迟脉，呼吸三至，去来极迟。”是“脉数”者，谓“脉来一息六至以上”也；“脉遲”者，谓“脉来一息三至以下”也。据此，则此文“脉迟”“脉数”二者同时并见于一人之身虽分之于手足殆亦不可能也。然《校注》对其未提出任何见解，既未说文字有误，也未表示要对文义进行考证，又不考虑临床实际，更不理睬作者行文之“变文”“对文”等文法特点，随意性地置“脉迟”“脉数”之论于不顾，竟将此文水气病之病机，说成水气病之脉象变化，而“脉浮转沉”与“数脉变伏”，真不足以为训也明矣。

寸口脉“浮而遲”，趺阳脉“浮而数”者，寸口，趺阳，脉皆见“浮”，上文说“浮则为风”是也。“遲”者，《说文·辵部》说：“遲，徐行也，从辵，犀声……遲，籀文遲从屖。”《说文·禾部》说：“稺，幼禾也，从禾，屖声。”是“稺”和籀文“遲”俱谐“屖”声，例得通假。此文乃假“遟”为“稺”。《方言》卷二说：“稺，小也。”张湛注《列子·天瑞篇》亦谓“稺，小也”。是“浮而遲”，乃谓“浮而小”也。其趺阳脉“浮而数”之“数”者，《说文·攴部》说：“数，计也，从攴，娄也。”《说文·宀部》说：“窭，无礼居也，从宀，娄声。”“数”“窭”二字俱谐“娄”声，义可通也。《释名·释姿容》说：“窭数，犹局缩，皆小意也。”是“浮而数”者，乃谓“浮而小”也。上言“浮而遲”，此言“浮而数”，变文耳，皆言“浮而小”也。

11.《校注》谓：“趺蹶，趺同跗，足背曰趺。蹶，《说文·足部》：‘僵也’……”

按　可商。“趺”“蹶”二字不词。趺，应是“跌”之坏文，《方言》卷十三说：“跌，蹷也。”《广雅·释言》亦说：“跌，蹶也。”跌蹶谓“失足倒地”也。《黄帝内经太素·经脉厥》说：“足太阳脉厥逆，僵仆呕血善衄。”杨上善注：“后倒曰僵，前倒曰仆。”其人不慎致跌蹶仰而后倒，误被尖状物“刺腨入二寸”伤及“禁刺”之“承筋穴”，导致其人行走“但能前行，不能后却”，此是“足太阳经脉受伤”然也。仲景已说明其病乃“太阳经伤也”。不知校注者何以肯定是“足阳明经循行部位”之“足背僵（当做‘强’）直”？

四、就“脑主神明”与王新陆先生商榷

《天津中医药》2007年12月第6期上，发表了王新陆先生《“脑主神明”对中医理论发展的重要性》一文（以下简称“脑文”），读后颇受启发，同时觉得亦有可商之处，特在此提出与王新陆先生商榷，并就正于全国同道。

1.“脑文”说：“中医学藏象学说对脏腑功能的认识主要来源于《素问·灵兰秘典论篇》中的一段论述：‘黄帝问曰：愿闻十二脏之相使，贵贱何如？……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戒之戒之。’”这种说法是欠妥当的。众所周知，《黄帝内经》是现世流传的最早和比较完整的一部古典医籍，是战国末期各地医疗经验在“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下总结整理成书的。它奠定了中医学理论体系，指导了中医药学临床实践，规定了中医药学发展方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这个理论体系又代有发展，从而《黄帝内经》的内容，在秦汉魏晋南北朝又续有补充。今本《素问》中的《灵兰秘典论》一篇，既不见于《黄帝内经太素》，也不见于《针灸甲乙经》，而只见于全元起注本《素问》的第三卷中。这就表明它极有可能是魏晋南北朝作品在全元起注释《素问》时被其补入其中的。若然，则在《灵兰秘典论》一篇问世以前，《黄帝内经》其他篇早已具有中医学脏腑理论即作者说的“藏象学说”了，如何说中医学“对脏腑功能的认识主要来源于《素问·灵兰秘典论篇》中的一段论述”？作者把《灵兰秘典论篇》的写作时间，提前到春秋战国时代，并引《说文解字·宀部》“官”字条之文作了“与众不同”的句读，以“官”与“吏”字连读为“官吏”一词而作“官吏事君也”。殊不知《灵兰秘典论篇》中的诸“官”字，不是“官吏”之“官”，而是《灵枢经》中“官针”“官能”之“官”。《荀子·天论篇》说：“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杨倞注：“官，犹任也，言天之所付任有如此者。”或如《灵兰秘典论篇》本篇前者言“十二藏”，后者言“十二官”，官、藏义通，是“官”即“藏”也。

在此十二脏中，心主身之血脉，藏神，为人身之主宰，这是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灵枢·邪客》说：“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灵枢·口问》说：“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故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淮南子·原道训》说：“夫心者，五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驰骋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门户者也。”《管子·心术上》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荀子·天论篇》说：“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又《解蔽篇》说：“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子华子·北宫意问》说：“夫心者，五六之主也，精神之舍也。”《尸子·贵言》说：“心者，身之君也。”《鬼谷子·符言》说：“心为九窍之治，君为五官之长。”《孟子·告子上》说：“心之官则思。”《释名·释形体》说：“心，纤也，所识纤微无物不贯也。”表明心在人体的主导作用，是中国古代医学家、哲学家的普遍共识。

《灵兰秘典论篇》首先提出了十二脏相互为用，其功能在人身的大小主次不是等同的。他们都在心神的主导下，通过经络运行血气到全身的各部组织，以保持十二脏整体功能的协调发展和各自的功能活动。这是中医学实践经验升华的理论阐述。

2.“脑文”在引用了赵献可《医贯》所说“若以心之官为主，则下文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当云十一官矣”之后，即大加称赞地评论说：“赵献可已经敏锐地认识到此文存在悖论。”赵献可贬低心神主导人身的作用在“十二”“十一”数字上玩弄把戏，就是为了塞进他的“命门相火”之说，这种说法只是徒自扰耳，无法见其有“敏锐”之处，其“十二官”之论，又何“悖”之有？譬如在当今一个学校里，有12人组成一个教研室其中一人为不脱产的教研室主任，负责召集会议，安排各教师包括自己的教学任务等。这在教研室的编制上，是说12人呢？还是只说有11人？不言而喻，应当是说“有十二人”。可见《灵兰秘典论篇》中“十二官”之论是毋庸置疑的。

“脑文”还依据赵献可的思路延伸，说：“在中医学理论中，心、肝、脾、肺、肾并称五脏，分属五行，依五行之生克制化关系完成人体各种生理功能，本属同类，关系平等，心岂能凌驾于其余四脏之上而为君主？”上面已经讲过，《灵兰秘典论篇》中诸“官”字，非“官吏”之“官”，可读为“功”。“官”“功”一声之转，理应可通，今犹有疾病所谓“官能症”者，亦谓之“功能症”也，可证。“心者，君主之官”句，是把心的功能活动类比于君主的作用；“肺者，相傅之官”句，是把肺的功能活动类比于相傅的作用，等等。都是在说自然科学的脏腑功能活动，而不是说社会行政组织，十二脏的功能活动不一样，这已为长期实践经验所证实，这何有“此脏凌驾于彼脏之上”而“不平等”之说？

《素问·解精微论篇》说：“夫心者，五脏之专精也。”言五脏精气任心之所使，以为神明之府也，其功能虽具有神思之用，但它仍然还是藏象学说的一个“脏”，是故《灵兰秘典论篇》称之曰“十二脏”，而《六节藏象论篇》所谓“十一脏取决于胆也”者，以彼篇言“膻中”，而此篇未言“膻中”，实数少一脏，故止言“十一脏”也。然“胆”亦“盛精汁三合”，其气与心通，主情志的功能于心为小，故《素问·刺禁论篇》称其为“小心”也。至于“脑文”说“肺为脏之长”，也类似于“心为君主之官”之语，这是撇开了文字环境，望文生义而读出的“类似”，不足为训。《素问·痿论篇》所说“肺者，脏之长也”，是言其居于高位，为心之盖，就是《平人气象论篇》所谓“藏真高于肺”也。肺藏魄与心藏神不一样，故不宜与心“君主之官”比拟也。尤其“脑文”引用《素问·阴阳类论篇》中雷公答黄帝问，“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是脉之主时也，臣以其脏最贵”，而提出了“肝脏为至尊”，然雷公的这种见解，当即就遭到了黄帝驳斥，说“子所言贵，最其下也”。否定了雷公以“肝脏为最贵”的观点。作者这种断章取义的方法是绝对不足取的。

3.“脑文”说：“《黄帝内经》成书年代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脑是天子，是周朝……”这里怎么冒出一个“脑是天子，是周朝”呢？于是作者在“或许”方法下，最大限度地启用了他的“创造”能力，前者说“把《内经》置于当时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看，或许《内经》本来就认为脑是凌驾于五脏六腑之上更重要的器官”，后者说“《内经》中这段论述（指《灵兰秘典论》中前面所引十二官一段）或许可以更改为：‘脑者天子也，安天下而帅百官；心者君主之官，从一人而控群臣……’”这种“创造”，与历史事实不符，自己却偏要说“更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那么，请问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医学还是外国医学发现过“脑主神明”的功能活动？我们知道西方古医学在16世纪已消亡断裂，近现代医学走上了实验科学道路，虽然可以发现脑的功能活动，但它只有400多年的历史，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相距太远。在中国古代，虽然发现了脑的存在，但所看到的只是脑的外部形态，《周记·考工记·弓人为弓》载脑字作 ”，知道“脑形”有许多“回沟”，并不知道“脑主神明”的功能，直到东汉时期，许慎著《说文解字》才在“思”字的文字结构上，体现出了脑与思想的一定关系，然中医学早已按五行思想的五分法，将神志活动分为五者归属于五脏。《素问·宣明五气篇》说：“心藏神，肝藏魂，肺藏意，肾藏志。”且又按阴阳对立互根思想将情志活动分为虚实，所谓“神有余则笑不休，不足则悲”，“肝气实则怒，不足则恐”是也。然五脏之神志又皆统于心，故《灵枢·邪客》说：“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况且脑能思维，也是心气上于脑使然。思，篆文作“恖”，《说文·思部》说：“思，容也，从心，从囟。”可证。如果一旦突然打破这个体系，将其统归之于脑，它会严重影响临床医疗的辨证施治。如此，中医学还有什么优势、特色可言？

作者用西医学为标准，把《灵兰秘典论篇》中十二脏腑的功能，比附于春秋战国的政治体制，抬出“脑”来为“天子”以主导人的全身，于是就谈起了春秋战国的历史，这是不妥的，如：

（1）“脑文”说：“在当时（指春秋时），周朝下面所有的诸侯国，如秦、汉、楚、魏等称为君国。”请问春秋时“汉”国在今版图上的位置何在？它的国都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其实，魏国也是在“三家分晋”以后才有的，国都在大梁，即今之开封，古又称“梁国”，孟子所见的梁惠王，就是战国中期的一个魏王。

（2）“脑文”说：“当时（指战国时）吏治排列为东周下面有魏、燕、赵、齐、秦（韩、楚二国呢？）等诸侯国。”春秋时，周天子还有一个偶像，被大国掌握以讨伐小国，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也。至战国时，平王东迁，王纲堕落，各国诸侯纷纷潜称王号，周已经降落成一个诸侯国地位，根本不存在“东周在上面，七国在下面”的次序排列。

（3）“脑文”说：“脑是天子，是周朝，这是当时的吏治。当时吏治……”天子不是吏，天子有自己一套典章制度治理天下，根据《辞源·口部》“吏”字条之释：所谓“吏治”者，乃“指古代地方官吏统治人民的方法和政绩”。天子、外吏之事不分，岂不有天子外吏混同不分之嫌？

（4）“脑文”说：“孔子讲三月未见周公，这里的周公是天子。”考《礼记·王制》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白虎通·爵》说：“《王制》曰：‘王者之制禄，爵凡五等。’谓公、侯、伯、子、男也。此据周制也。”在周朝，天子称“王”不称公。公、候、伯、子、男皆臣也。周公，明明是指孔子他所仰慕的制礼作乐而创立周朝典章制度的周公旦，何乃是说周天子？把孔子说的“梦见”，改成“三月未见”，这就太失真了，孔子永远就不可能面见周公，因为孔子要晚于周公三四百年。可见作者对春秋战国的历史是不太清楚的。

4.“脑文”说：“脏腑的功能是多样性的，脏腑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复杂的，运用五行的特性并不能解释脏腑的所有功能，五行的生克制化规律也很难全面解释五脏之间十分复杂的生理联系。”作者并未全面认识和正确运用五行思想，只把五行学说当作惟一的解释脏腑功能及其相互联系的规律。无怪乎感到五行学说这也不合味、那也不顺眼。为什么不把中医学各种理论综合起来根据需要加以运用？五行学说对脏腑全部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的解释是不尽理想的，但如果抛弃了五行学说，就连这个“不理想的解释”也没有了，因而只能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在保持中医特色的原则下，对包括五行学说在内的中医学进行发展和理论创造。作者不能全面认识和合理运用五行学说，而只拿着惟一的五行生克在中医学里找岔子，如：

（1）“脑文”说：“肺与肝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人体气机升降的调节方面，肝升和肺降，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为用，而绝不是简单的金克木关系。”肝属木，居东方，在左，为阴中之少阳；肺属金，居西方，在右，为阳中之少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论述了“肝木”“肺金”之气是怎样“升降”的。故《素问·刺禁论篇》有所谓“肝生于左，肺藏于右”也。这正是五行学说的内容之一，因为五行学说中也有阴阳学说的存在，这是其一。其二，肝属木，王于春，主生；肺属金，王于秋，主杀。《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金木者，生成之终始也。”论述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事物都是有始有终，有生有灭的，故物件可以称“东西”而不可以称“南北”。其三，当患者发生“肝郁”之证，症见“胁肋疼痛、口吐酸水”时，治以“佐金丸”方以“佐金平木”，正是用的“金克木”理论，难道这不是五行生克的思想？

（2）“脑文”说：“如心肾之间本是水火既济的关系，相互资生又相互制约，心火下降既能温肾阳又能制肾水，肾水上腾既能滋心阴又能制心火，而绝不只是‘水克火’的关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水火，是阴阳的体现。水火既济，体现出阴阳互根，伤寒少阴热化证导致了“心肾不交”而“水火未济”，用“黄连阿胶汤”，方中“黄连泻心火，阿胶补肾水”以“交通心肾”而达到“水火既济”。这里“心火”“肾水”虽不是“水克火”关系，但它仍然是五行学说的内容，以五行学说中同样含有阴阳也。实际上，这也是心火反侮肾水导致的“心肾不交”。

（3）“脑文”说：“肺肾之间最常见的本是肾阴滋养肺阴，而绝不仅是‘金生水’的关系。”考《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七第三》说：“凡肺劳病者，补肾气以益之，肾王则感于肺矣。”这就是“子能令母实”。它是“五行相生”在特殊情况下的另一种理论表述。

这里不再列举，总而言之，五行学说只是从一个方面阐明人体脏腑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以及组方和用药规律的，它不是万能的，也不可以机械套用。

5.“脑文”说：“藏象理论由于受五行学说的影响和限制，脏腑只能有五脏六腑（腑还得去掉三焦才能合于五行），以至于‘脑’‘胰’等重要脏器或变成奇恒之腑或干脆弃而不论，无法体现其重要作用，甚至不能进入中医藏象理论中，这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这的确“显然不符合”西医学的“客观事实”。然我们研究传统的古代医学，只能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讨它的科学内容和学术价值，不能要求古人说出我们现代阐释的话来。必须透过文字的表面，深入到学术内容里面去，才能找出事物的本质。脑，前文已经讲过，东汉年间发现了脑与人的思维关系，这时中医学早把神志分属于五脏而又统归之于心，心气上于脑而有思维。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关于“胰”，《难经·四十二难》说：“脾重二斤三两，扁广三寸，长五寸（有谓‘长一尺’或‘一尺二寸者’），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温五脏，主藏意。”《素问·太阴阳明论篇》说：“脾者，土也，治中央……脾与胃以膜相连……故为胃行其津液。”《释名·释形体》说：“脾，裨也，在胃下，裨助胃气，主化谷也。”是脾形扁长，在胃下方，与胃以膜相连，助胃消磨水谷，化生津液，又为胃行其津液于十二经脉，藏意，为五神脏之一，主要就是指的“胰脏”。它是中医藏象学说的重要成员，何谓“弃而不论”？《难经》所说“主裹血，温五脏”的功能，或指在人体内左胁下如“马蹄形”或“缶形”的解剖学上的脾脏。两者的形态和部位都是不一样的。在中医学理论里，脾只有“统血”作用而尚没有“生血”之说。胰之宣濡，亦；令人甚感“不辞”。

6.“脑文”说：“膀胱贮尿与排尿。”把膀胱说成是完全贮尿的东西，唐代就有人这样说过，但它被临床实践所否定。《灵枢·本输》说：“膀胱者，津液之府也。”则膀胱所贮存的是人体还需用的津液，并不完全是无用的尿。故伤寒太阳“膀胱蓄水证”，其见“脉数、发热、口渴、小便不利”者，以“五苓散化气行水”，俟膀胱之气化功能复，则津液下出者为小便利，外出者为汗出而发热退，上升者为气以濡布口舌而口渴止。方中无止渴生津药，服之则气化津升而口渴自止也。可见膀胱非贮尿之器，膀胱津液只有下入到“脬”然后才是尿。

7.“脑文”说：“胆储存与排泄胆汁。”根据中医学理论，胆汁可以储存但不能排泄。胆是“奇恒之府”之一，《素问·五脏别论篇》明谓其乃：“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如果把胆“藏精汁三合”的功能改为排泄，试问它何异于其他五腑而能“主决断”？《素问·宣明五气篇》说：“胆为怒。”笔者曾在20世纪80年代根据这一理论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治愈了两例“发则善怒而欲持刀杀人”的狂证患者，现在已数十年没有再发病了。中、西医本是两种不同医学理论体系，为什么偏要以西医学的理论为标准来进行自我“改造”？现在美国已将中医从辅助疗法里剥离出来，承认其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而我们自己却仍然在那里自暴自弃，自己不相信自己！

8.“脑文”说：“可以说，传统中医理论中脑和经络的关系是指十二经脉与五官九窍的关系，其实与脑联系最为密切是督脉。”考：十二经脉与奇经八脉，除督脉“上至风府，入属于脑”、膀胱足太阳脉“从巅入络脑”外，其余无任何经脉与脑有直接联系，如果因十二经脉是循环整体、奇经八脉是纵横交错循环于十二经脉之中的“经脉连经脉”，如俗话所说“亲戚连亲戚，一直连到北京里”的间接方式与脑联系，试问这种联系在实践上有什么意义？须知十二经脉都各属有一脏，当气血流注到各经脉时，其经脉所属之本脏主事，与脑何干？至于脑与五官九窍之关系，所引《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之文，所述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之血气止上于面部而即急走空窍，并未尝言及脑。其“目之视”“耳之听”“鼻之嗅”“口之味”，反映了一定的神志作用，如不用西医学上脑的十二对神经中“视神经”“听神经”“嗅觉神经”“舌神经”等理论解释，就中医传统理论，则是《荀子·天论篇》所言“心居中虚以治五官”、《白虎通·性情》所言“目为心视，口为心谭，耳为心听，鼻为心嗅”，或分之于五脏，则如《灵枢·五阅五使》之说，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唇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肾之官也。这已为医疗实践所证实。

9.“脑文”说：“张锡纯更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把《内经》中的‘薄厥、煎厥、大厥’分为脑充血和脑贫血。”这里且不说三者是否都是脑里多血或少血，只列举“大厥”来加以讨论。大厥，见于《素问·调经论篇》，其说：“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按照作者的观点，“血之于气，并走于上”，当然就是“脑充血”了。然而尚在脑充血“暴死”之时，请用脑的知识阐明一下：何以“气复反”而得“生”？或者气“不反”而必“死”？其理安在？

10.“脑文”说：“因为拘泥于‘心主神明’之说，在辨治头痛、眩晕、中风、癫狂、昏迷、颅脑外伤、郁证等神经、精神、心理疾病时，不能明确脑在神志活动中的作用，多以五脏求因论治，给病因病机的解释及辨证治疗带来诸多不便。”把“心主神明”改为“脑主神明”，以“明确脑在神志活动的作用”而抛弃“从五脏求因论治”，就能“给病因病机的解释及辨证治疗”会“带来诸多”方便？绝对不可能。这无异于是在“痴人说梦”！应该知道，脏腑的审证求因辨证施治，具有很大包容性，尽可在实践中发展、充实，比如“眩晕”之治，我们或用“虚则补其母”滋肾补肝的“左归饮”为治，等等，何谓“给辨证治疗带来诸多不便”？又比如所谓“不寐”即“失眠”之治，我们遇到“心血瘀阻”者，曾用“血府逐瘀汤”为治；遇到“水气凌心”者，曾用“二陈合桂苓术甘汤去甘草加甘遂”为治；遇到“肝阴不足”者，曾用“酸枣仁汤”为治；遇到“胆府痰郁”者，曾用“温胆汤”为治；遇到“心脾血虚”者，曾用“归脾汤”为治；遇到“肾阴不足”者，曾用“六味地黄汤加麦门冬、五味子”为治。这何“不便”“医疗辨治”之有？

古人赵壹说过：“所好则钻皮出其羽毛，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作者带着“好恶”的感情研究中医学，必不能做到客观和实事求是，而以其“所恶”对待“五行学说”，以其“所好”对待“脑”，把“脑”奉为“周天子”，并赋予其“主神明”的功能。作者以为这样一来就把中医学里他所说的一些问题都解决了，殊不知方法不对，只能是与自己的主观愿望相反而“治丝愈纷”。应该相信，在经过长期医疗实践检验的中医学传统理论知识中，脑是受“五神藏”在“心”的主导下整体支配的；脑的现代研究的最新成果，网上文章《钱学森论中医现代化问题》则认为：“大脑是人体的信息处理中心”，“大脑自身并不会自由地处理信息，它只不过是体现整体意志的一个容器”，“大脑虽然是‘高’居于整体之上的，但它不可能超越于整体的控制”，“大脑不过是整体意志的一种体现，它也不可能像通常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凌驾在整体之上”。因此，提出“脑主神明”，也是不能解决中医学里存在的一切问题的。

五、何祚庥叫嚷“取消中医”的用心何在

近阅《环球人物》记者路琰访问何祚庥二人网上对话，使我进一步认清了何祚麻崇洋媚外而无理攻击、毁谤、诬蔑我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中医药文化，以迎合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需要而暴露出其奴颜媚骨、冥顽不灵的民族虚无主义的心态。这里且就何祚庥否定中医的主要观点及其为人作些剖析。

1.何祚庥说：“中医里的阴阳五行，简直不知所云，越听越糊涂，应该说中医里的阴阳五行是典型的伪科学。”“我反对的就是中医阴阳五行的这套理论。这是中医的核心，这是中医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是在我看来，中医里阴阳五行理论是伪科学。”这里何祚庥对中医阴阳五行理论，一则斥之曰“伪科学”，再则曰“还是伪科学”。然而科学的真伪，绝不是依何祚庥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的。我们且看辞书对“科学”一词所下的定义，中华书局1940年版《辞海》说：“广义，凡有组织有系统之知识，均可称为科学；狭义，则专指自然科学。”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辞海》说：“科学，关于自然、社会和思想的知识体系。……科学可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哲学是二者的概括和总结，科学的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现代汉语”《辞海》说：“科学：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中医药学里的阴阳五行学说，既是中医药学的哲学思想，又是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在指导中医几千年临床医疗实践过程中，受到了实践经验的严格检验，证明它是符合医学科学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是谓“科学”无疑，其何“伪”之有？

众所周知，阴阳、五行，是我国古代的两个哲学派别，至我国战国后期，邹衍才把二者合在了一起。阴阳学说是阐明医学世界一切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我已在2005年撰写与何祚庥商榷的《“整体论”是中医药学的哲学基础》一文中阐述过，这里不再赘述），这是学人皆知的思想。至于五行学说，《中国教育报》记者张圣华有着客观的评说：五行是古人根据万物各自最突出的特点，以整体归类的办法把事物归分为五种类型，这是一种但求其要、汇其同，不计其细微之处的千差万别的归类方法。在没有任何可依赖的科学仪器的情况下，这种宏观归类法打开了人们可以继续推演、思维的大门，这等于打开了人类文明的大门，让人们拥有了一种观察世界、分析世界并展开推理活动的简单而有效的办法。我们不能说五行说是完美的，但它却闪耀着智慧之光。有人说五行之论是一种假说，笔者不同意这种说法。对世界万物的归类方法有很多种，只要逻辑严谨，都能成立。就像人可以分为好人坏人，也可以分为男人女人、胖子瘦子、大眼的和小眼的。如果用科学把人分分类，那可就没边没沿了。五行说是一种比较贴近日常生活的万物归类法，常人也能够很快会其大意。这样，大众之间可以很方便地用五行说进行交流。中国古人在两千年前的这个发明，对于中华文明体系的构建有着重要意义。五行之说就是放到今天也不可替代，这种对世界万物的分类方式能够把很多极端复杂的问题简捷化，使问题一目了然，更容易处理。

把五行说正式引人中医，最早见于《黄帝内经》……事实证明，五行说绝非假说，更非虚妄。把五行说引入中医是中国人的一大创举（引自《中国教育报》2006年12月10日所载《对中医进行文化拯救》一文）。二是五行学说乃古人根据木、火、土、金、水各自的特性把医学世界万事万物按“以类相从”规律分属于五行，使复杂纷繁的医学世界简捷化，正是我国古人智慧一大创造，并以其五行的相生、相克规律论述五者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保持着医学世界动态平衡的发展，从而表明阴阳五行理论，赋予了中医药学以辨证思维，标志着中医药学具有东方文化的特征，而成为我国医学科学的特色。正是这一特色，保证了中医临床治病的独特疗效。现代生物学专家认为世界各地人口的男女自然比例总是保持相对平衡状态者，亦为阴阳规律支配所使然也。我在近50年传授中医知识其中包括阴阳五行学说的过程中，听课者有中医、有西医、有年青学生、也有中年人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听得懂阴阳五行理论，而独何祚庥说他“越听越糊涂”。这是讲课人的笨于表达，抑是何祚庥的思想冥顽不化？就这样一个何祚庥还标榜他“这个人是讲究科学的，没有偏见”，人家“只要能给”他“证明阴阳五行的理论如何正确”他“就相信这一理论是真科学”。何祚庥怀着崇洋媚外的洋奴哲学，任凭人们对阴阳五行讲述得如何清楚，他也是不会相信，拒绝接受。2005年6月我曾建议他好好读一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毛泽东的《矛盾论》等著作，以减少对阴阳五行的误会。可何祚庥听不进去，既不读书，也不听讲，顽固地坚持己见，否定民族中医药文化，简直达到了思想僵化得不可理喻，导致了何祚庥的以管窥天，夜郎自大，把自己当作“绝对真理”的化身。凡是他不懂的知识体系，都被诬之为“伪科学”。其对中医学里“阴阳五行学说”的诬蔑就是典型的一例。何祚庥说：“阴阳五行，玄而又玄”，“越听越糊涂”，“我听不懂就是伪科学”。他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对中医阴阳五行的内容作过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只是简单粗暴、蛮横无理地给扣上一顶不适宜的“伪科学”大帽子，表现了一个“学阀”的态度，装腔作势，以势压人。其实，他是“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虽然他崇洋媚外，但他并没有多少洋知识，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早已指出：“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这就是对他这类人的真实写照。

2.何祚庥说：“中医的整体思维是很笼统的，不作具体分析，他们批评西医没有整体思维，这是说不通的。我在美国看西医，人家会‘从头到脚’的用现代科技手段给你仔细检查一遍，怎么能说西医没有整体思维！可以说，西医的长处就在于既有整体思维又有具体思维。”这里何祚庥用了“以是为非”和“以非为是”的“颠倒黑白”手法，对中西医的哲学思想作了非客观的无知歪曲。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说过：“自然研究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中医药学的哲学基础是“整体论”，西医药学的哲学基础为“还原论”，这已是中外学者的共识。然何祚庥出于讨好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对我文化进行分化、西化的需要，却昧着良心把中医“整体论”对具体事物的“视之模糊”歪曲为“言之笼统”，并斥之为“不作具体分析”。中医如真不作具体分析，它何以能做到辨证施治而治愈疾病？《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一书早已阐述：“中医是中国古代整体论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集大成者，是人类文明的一朵奇葩。……最近几十年来，随着复杂科学的兴起，全世界对中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以中国古代整体论思想为基础的中医不仅将大大促进全世界医学的发展，而且它的系列思想和方法可应用于探索生命现象等复杂现象领域，甚至可以应用于解释整个宇宙的诞生与演化”（见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250页）。是整体论之为用大矣哉！中医认为，“宇宙是一个和谐而统一的有机整体，人体也是一个和谐而统一的有机整体”，中医药学里蕴涵着真正的整体论思想。西医学具有西方文化的特征，为西方科学，它以还原论为思想基础，长于分析而缺乏整体思维，《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指出：“还原论认为，各种现象都可被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质。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的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性质。还原论是西方科学的灵魂。”（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59页）何祚庥却说：他“在美国看西医，人家会‘从头到脚’的用现代科技手段给你仔细检查一遍，怎么能说西医没有整体思维！可以说，西医的长处就在于既有整体思维又有具体思维”。何祚庥不论其治疗观念是着眼于整体还是着眼于局部，仅就这种“从头到脚”的检查一遍就美化其为“整体思维”，足见何祚庥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献媚和对哲学的充分无知！据不久前报纸所载西医专家、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说：“中医最大的特点是整体变化，而西医则更重视局部系统和器官。比如以前西医治疗肿瘤一定讲消除，但现在则追求人体如何带瘤生活得更好。这种整体观就是从中医那儿学来的。”钟南山实事求是地坦陈西医治疗肿瘤学得了中医整体观。这无异于给了在医学领域里崇洋媚外、抬西抑中的何祚庥一记响亮的耳光！

3.何祚庥说：“我认为中医冒充科学还有一个很不光彩的手法，就是把‘辨证施治’偷偷改成‘辩证施治’。请注意这两个词有很大差别。一个是‘辨别’的‘辨’，一个是‘辩论’的‘辩’。早年的中医的书里写的是‘辨证施治’，但是解放以后，他们为了凑合共产党的唯物辩证法，他们就把中医书上写的治疗的基本原理偷偷改成了‘辩证法’的‘辩’。这根本就是欺骗嘛……因为共产党提倡唯物辩证法，他们这样一改，就可以说‘我们从来就是符合辩证法的’。”当记者问及“您在哪里看到这个‘辨’字给改了”时，何祚庥并没有拿出一个证据，而只是空说了一句“太多了”。接着又诬蔑中医“用一种很不光彩的手法来推销中医”，并说“这是伪科学鼓吹者常用的手法”。何祚庥既拿不出中医改“辨”为“辩”的真凭实据，表明何祚庥对中医是在造谣中伤！这才是真正的“用一种很不光彩的手法”来攻击“中医”而欺世盗名！何祚庥以为，他这样无中生有装腔作势一骂，就把中医骂倒了，殊不知他搬起石头砸了他自己的脚，使人们看清了他的灵魂。谁都知道，在中医药学里，辩证法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在《黄帝内经》里，即可随手拈来，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阳生阴长，阳杀阴藏。”“寒极生热，热极生寒。”《素问·天元纪大论篇》说：“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彰。”“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相错，而变由生也。”《素问·六微旨大论篇》说：“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素问·藏气法时论篇》说：“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等等。再说，中医辨证施治的思维方式，就是唯物辩证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在医疗实践中的体现。还用得着改“辨”为“辩”而冒充吗？即或是有改“辨”为“辩”者，也不见得是存心冒充辩证法，“辨”“辩”二字本来就是可以互相假借而通用的，如《吕氏春秋·慎大览·顺说》说：“辨矣，客之以说服寡人也。”《淮南子·道应训》载此文说：“辩矣，客之以说胜寡人也。”作“辩”。《荀子·议兵篇》说：“礼者，治辨之极也。”《韩诗外传》卷四第十章载此文说：“礼者，治辩之极也。”作“辩”。《史记·乐书》说：“其治辨者其礼具。”《礼记·乐记》载此文说：“其治辩者其礼具。”作“辩”。《史记·平淮书》说：“河东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杀。”《汉书·食贷志》载此文说：“河东守不意行至，不辩、自杀。”作“辩”。《史记·封禅书》说：“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史记·孝武本纪》载此文说：“群儒既已不能辩明封禅事。”作“辩”。《周易·系辞下》说：“井以辨义。”李鼎祚集释引虞翻注：“坤为义，以乾别坤，故辩义也。”作“辩”。《素问·上古天真论篇》说：“辩列星辰。”王冰注：“辩列者，谓定内外星宫座位之所于天三百六十五度远近之分也。”是《素问》即用“辩”字为“辨”也。今《辞源·辛部》字条，亦谓“辨，同‘辩’”。是“辨”“辩”二字本相通，何祚庥不识，反诬中医偷改，足见何祚庥对我国文字“六书”之充分无知也。

何祚庥可以无中生有编造一个中医偷偷改“辨”为“辩”的神话来，他何尝不可另编造一个他的亲人被中医治死的谣言来丑化和诋毁中医？即使果有一位亲人被治死，也得加以分析，是遇到了不学无术的庸医，还是被中医药所治死？一个两岁小孩，对一个亲人病死了，六七十年后还能说明当时中、西医学不同的治疗水平和亲人死亡的详细情况，这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更不能因为亲人死亡的一己之私，迁怒并否定整个民族的优秀文化，而无原则地美化西方医学。西医治病不死人？（只能做到不该死的人不死）修建医院为什么还要建个“太平间”？西医滥用抗生素导致我国30万七岁以下儿童的耳聋，占总体聋哑儿童的比例高达30％～40％（见2007年1月13日《中国学生健康报》第10版）。何祚庥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却在那里装聋作哑，不置一词。其医学理性何在？民族感情何在？再说，何祚庥亲人之病，他不是指“走马看伤寒”而发于冬季的中医所谓“伤寒”，而是指“化验检查出了伤寒杆菌”而发于夏秋季节苍蝇传播传染的西医所谓“肠窒扶斯病”的“肠伤寒”。其病发生在68年前何祚庥两岁时的1938年左右，抗生素类药物第一种的“青霉素”都还未用于临床，而何祚庥却说“伤寒不是什么疑难杂症，治起来并不难”。试问当时西医有什么办法会轻而易举地可以治愈这个“伤寒病”？足见何祚庥是在信口开河和无知得可笑！

根据2006年12月4日《报刊文摘》报道，何祚庥曾以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以自况，表现了他又一次不恰当的自我标榜。何祚庥为了出名，唯恐天下不乱，不惜用惊人的话语向科技部、卫生部、发改委、环保总局、北京市委等部门“叫板”，并反对南水北调，叫嚷取消中医，还对铁路建设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搅得人心不得安宁，而在自己的粒子物理专业领域里不作为，拿不出一点像样的成果来，这种不务正业的人，能和范仲淹笔下描述的“忧国忧民”的“古代贤能”相比吗？不配！实在不配！何祚庥倒是和晋代大司马桓温所说“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的思想相切合。虽“遗臭万年”也得捞上这个“名”。这就是何祚庥为什么“言必称美国，医必称西方”，诬蔑“中国传统文化有90％是糟粕”而到处搅扰的思想实质！

六、对《伤寒论讲义》教材中的几点看法

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供中医类专业用《伤寒论讲义》，梅国强教授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吾人列主审。主审未审，因主编思想偏狭，未能做到广纳群言，以致该讲义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学术问题。为了促进传统医学的正确发展，特根据党的百家争鸣方针，摘出其中所见可质疑之处，以就正于海内同道。

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文学艺术（包括语言文字），有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特点，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

1.《伤寒论讲义》（下文只简称《讲义》）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伤寒论》研究进入繁荣和创新时期。”按：这是不合乎历史事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之“以后”二字，时间跨度竟长达十年之久，根本就没有《伤寒论讲义》，何有《伤寒论讲义》的创新之说！事实上，当时卫生部主要负责人贺诚违背中央“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而在1950年《全国卫生行政工作会议》上通过了余云岫、宋大仁、江晦鸣等提出的“四十年消灭中医”的“联合提案”，即《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继之王斌在东北大区发表了《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一定的医药卫生组织形式与思想作风》，诬蔑中医是“封建医”，说中医“只能在农民面前起到有医生治病的精神安慰作用”，而贺诚则在全国实行所谓“旧医”的登记、考试（考西医科目）、改造（学西医，改造成西医医助），把中医推向了灭亡的边缘！幸而毛泽东主席发现了，严厉批判了贺诚轻视、歧视、排斥中医的错误思想，《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的社论，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了贺诚错误思想。罢了贺诚的官，挽救了中医。时间只过去了五年。1956年，中央为了发展中医，在全国创办了四所中医学院，1958年保定中医工作会议后，各省蓬勃兴起了大办中医教育之热潮。1959年才开始小心谨慎地编写《伤寒》教材，然而不到三年，在1962年，有人却趁国家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之机，大叫中医学院下马，要砍掉全国数十所中医学院。赖有吕（炳奎）老仗义执言，上书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才把全国中医学院保留了下来。在这十三、四年的《伤寒》教材研究中何繁荣之有？迨至1963年庐山教材会议，《伤寒论讲义》才迎来了发展，我校《金匮要略》课也推广及于全国。这就是历史。历史是不容篡改的。因为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得这类毁灭民族文化的恶性事件在我国不容重演。

2.讲义说：“对《伤寒论》六经实质，六经证候的研究，如何与现代科学实验相结合，找到真正切入点。”又说：“六经病证本质研究，如何以中医病因学说为依据，复制相应的证候动物模型，观察其病理生理变化，推断其内在机制，而又不失中医之本来面目等等。”按：所说要“找到真正切入点”，把《伤寒论》“六经实质、六经证候”，与“现代科学实验相结合”。这是从“中西医结合”方面学来套用的，是主编在编写《讲义》时和我说的“自信《伤寒论》研究的发展方向是实验科学”。殊不知恩格斯早就说过：“不管自然科学家采用什么态度，他总得受一定哲学的支配。”实验科学为西医基本研究方法，是以“还原论”为哲学基础。“还原论”研究方法的特点是，将一个研究对象，分成若干个小块，拿一个小块去研究，一个小块研究清楚了，就是大块也清楚了。中医药学是以“整体论”为哲学基础，分析问题则是从整体分析。二者是对立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为了寻找切入点，中西医结合的专家寻找了半个多世纪，也没有找到能切入之点，其点都是切而不能入的。把这些遥遥无期，不能兑现的“寻找切入点”写进教材里，在《伤寒论》的学时里宣扬自己不切实际的中西医结合观点，占用学生的有限时间，这就使“传道、授业、解惑”十分严肃的课堂，具有了想卖什么就卖什么的自由市场之嫌！不可能在教学中贯彻“以人为本”思想。至于说“以中医病因学说为依据，复制相应的证候动物模型”，“而又不失中医之本来面目”，以研究“六经病证本质”。考后汉张仲景自建立六经证候辨治体系以来，已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医长期据之对人体疾病辨证施治，如连证候的本质都未认清，试问怎么治好病的？用西医观点评判中医学上的是是非非，是不妥当的。中西医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各有自己的文化特征，现在已成中西医学界有识之士的共识。至于说，研究六经证候的本质，还是要“以中医病因学说为依据”，而又“不失中医之本来面目”。既如此，还有复制证候动物模型实验的必要吗？如果实验中出现有“失中医之本来面目”之结果，那又怎么办？兑水吗？上世纪约五六十年代，我在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看到，人工把狗的十二指肠造成溃疡，每天按时给狗灌服“小建中汤”，腹下吊一个筒子以观察胃液下滴情况，实验结果并不理想。人和狗是不一样的，造成溃疡的原因也是有区别的。何况狗的腹下还吊着一个沉重的筒子。

3.讲义说：“从战国至东汉时期，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基本形成，出现了一批著名医家，产生了《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等一系列重要医学著作，此为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奠定了坚实基础。故《伤寒杂病论·序》云：‘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按：我们至今尚未见到有充足证据以说明《神农本草经》在东汉年间已经成书面世，下文将详细论述。一个书名号，打进了“胎胪药录”四字似有不妥。“胎胪”应是一书名，为“妇产科”内容，“药录”二字为一书名，指“本草”。以上是张仲景编撰《伤寒杂病论》的参考文献。并《平脉》《辨证》打上书名号为误，二者皆非书名，当读为“并平脉辨证”，这是张仲景自己经验，并“平其脉”“辨其证”也。

4.讲义说：“《伤寒论》的学术渊源主要根植于《内经》《难经》《阴阳大论》等基本理论。药学理论及方剂运用，则得益于《神农本草经》《胎胪药录》及《汤液经》等。”按：上文已经说过，“胎胪”二字误并于《药录》为一本书，不妥，当改正之。“汤液”一词，首先见于《素问·汤液醪醴论篇》，指“米汤”。不知什么时候转为“药液”的，又是怎么“转”的，而供人们写成了《汤液经》之书的？至于《神农本草经》，其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亦未曾见过《神农本草经》之书，《神农本草经》乃三国之后作品，现就《神农本草经》自身文化内容结合当时社会情况考察之。

（1）矿物药列在全书“上”“中”“下”三品之首，这是当时“服石之风”盛行的反映，魏晋士大夫阶级颇多“服石”者，如何晏等等。

（2）战国末期燕齐一带方士逐渐演变为“神仙家”，逐渐为道教所接受，故书中充斥了很多“不老”“延年”“轻身”“神仙”等词汇。

（3）避讳：在《黄帝内经》一书里，除“七篇大论”（包括“遗篇”共九篇）为三国作品外，其余篇章在必要时多用“癃”而不用“淋”（不避东汉殇帝刘隆讳），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则全用“淋”而不用“癃”（避东汉殇帝刘隆讳），至三国时期，又不避“刘隆”讳而“淋”“癃”同用。如《神农本草经》卷二载：“石龙子……主五癃结邪气，破石淋。”卷三载：“石蚕……主五癃，破石淋。”皆是其例。

（4）“痓”字的出现：《神农本草经》卷一说：独活主痓”，发髲“疗小儿，大人痓”，麝香主痓”，牛黄主“热盛狂痓”，石蜜主“诸惊痓”。卷三说：鼠妇主痓”。考《尔雅》《说文》皆无“痓”字，而“痓”字首见于张揖之《广雅》。《广雅·释诂》卷三下说：“痓，恶也。”《玉篇·疒部》亦说：“痓，充至切，恶也。”是“痓”字从“疒”而训“恶”，其义当为“恶病”。而《备急千金要方》卷五上第三说“夫，小儿之恶病也”，故“痓”与 ”连用为“ 痓”。其痓”一词，亦见于《针灸甲乙经》卷四第一下，彼说“心脉满大，痓筋挛，肝脉小急，痓筋挛”。至于疠在古代虽也称为恶病，然痓从不与疠连用，是痓与疠无关也。

可见《神农本草经》晚出于张仲景，而张仲景没有可能看到《神农本草经》。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时所参考书目自己就列得很清楚，是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并未说看过《汤液经》和《神农本草经》，注解时说张仲景用了这两书，实有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之嫌！

5.讲义说：衄“泛指出血，此处指鼻出血”。按：这里把事物的义项给弄颠倒了，不妥。《说文·血部》说：“衄，鼻出血也，从血，丑声。”《玉篇·血部》说：“衄，女鞠切，鼻出血也。”《广韵·入声·一屋》说：“衄，鼻出血，俗作衄。”《素问·金匮真言论篇》说：“春不鼽衄。”王冰注：“衄，谓鼻中血出。”诸书一致认为，衄乃鼻中出血，非泛指一切部位出血也。在鼻出血之义的基础上，其他部位出血叫“衄”都是引申义，如舌衄、齿衄、肌衄等。

6.讲义对经文第48条“但坐以汗出不彻故也”句，止抄录杜牧《山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两句放在教材上，不对关键字“坐”注释，学生怎么能懂？不知是在搞欲明反晦，还是自己就存在模模糊糊？考：《仓颉篇》卷下说：“坐，睾也。”郝懿行义疏：“睾，古罪字。《说文》云：‘睾，犯法也。’《墨子·经上篇》云：‘罪，犯禁也。’”按：犯禁为罪，加之刑罚亦为罪。《广韵·去声·三十九过》说：“坐，被罪。”即加之以罪也。在我国古籍上，每有如此用“坐”者，如《脉经》卷八第十五说：“伤于津液，便如烂瓜，亦如豚脑，但坐发汗故也。”《诸病源候论·消渴病诸候·消渴候》说：“其病变多发痈疽，此坐热气留于经络不引，血气壅涩，故成痈脓。”《汉书·楚元王传》说：“夏候胜坐诽谤系狱三年，免为庶人。”《后汉书·五行四》说：“又邓皇后小人，性行不恒，苟有颜色，立以为后，后卒坐执左道废，以忧死。”皆是其例。坐，罪也。罪，责也。坐、罪、责三字声转可通也。此条“其人躁烦，不知痛处，怎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气”而“脉涩”，但责之以汗出不彻，故当更发其汗而病愈。

7.讲义说：“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汗出则痓”之“痓”字为误，当据《脉经》《玉函经》之文校正作“痉”。此说是也。以仲景时尚未创出“痓”字也。然接着又引《正字通》说：“五痉之总名，其证卒口噤，背反张而瘛痓。”把“痉”和“瘛痓”二病混为同一，不妥。考：《说文·疒部》说：“痉，彊急也，从疒，声。”《玉篇·疒部》说：“痉，渠并切，风强病也。”“强”与“彊”同。《灵枢·热病》说：“风痉，身反折，先取足太阳及腘中及血络出血。”《伤寒论·辨痓湿暍病》说：“伤寒所致，太阳痓湿暍三种，宜应别论，以为与伤寒相似，故此见之。”成无己注：“痓当作痉，传写之误也。痓者恶也，非强也。……痉谓骨痉而不随，痉者强也。《千金》以强直为痉。《经》曰‘颈项强急，口噤，背反张者痉’。即是观之，痓为痉字明矣。”是“痉”乃以“瘛痓”者。《说文·疒部》说：“瘛，小儿瘛疭病也，从疒，恝声。”《伤寒论·辨太阳病》说：“剧则为惊，时瘈疭。”瘈，同瘛。《素问·大奇论篇》说：“心脉满大，瘛筋挛。”《针灸甲乙经》载此文作“心脉满大，痓筋挛”，则“痓”与“瘛”义通。《神农本草经》卷一说：“发髲……疗小儿，大人痓。”杨上善《太素·经筋》说：“在小儿称，在大人则称癫。”癫，是“癫 ”之“癫”，与“痓”字义通。是“瘛疭间发”为“瘛痓”之临床特征也。这就造成了项背强急，难以屈伸的痉病和卒然仆地、四肢瘛疭的癫分而不清。再者，讲义在“[词解]2”中说：“痓”字《脉经》《玉函经》均作痉，可从。然查遍手头上清·光绪癸巳景苏园校刊大字本《脉经》、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9月据光绪癸巳景苏园复宋本影印出版《脉经》、商务印书馆1954年12月重印本《脉经》、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福州市《脉经校释》本，皆作“痓”，诸本无一作“痉”者。止有《玉函经》作“痉”，也应该写出书的全名《金匮玉函经》才是对的。为了避免误会，更要写明《张仲景金匮玉函经》，因为唐代杜光庭亦撰有一部医学著作《金匮玉函经》。一部书有说而写成两部书，一部书名而写成半部书名，岂不有写书不诚实之嫌！

8.讲义说：“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气汤……如狂，一般指神志错乱，似狂非狂，较发狂为轻者。”是故止用活血化瘀轻剂“桃核承气汤”以治之也。《韩非子·解老篇》说：“心不能审得失之地则谓之狂。”是神志错乱，即谓之“狂”也。狂证之中，分轻重者有之，未有所谓“似狂而非狂”者也。

《黄帝内经太素·痹论》说：“若营卫俱虚，则不仁之甚，故肉同苛。如，同也。”是“如”可训“同”，“如狂”即“同狂”，则与“狂”同。《说文·犬部》说：“狂，犬也，从犬，王声。”段玉裁注：“借之为人病之称。”是狂亦人之病也。此条文字，乃论述的“热结膀胱”而其人如狂亦即“其人发狂，少腹急结”者，为桃核承气汤证的“狂证”无疑。下面125条所述治以“破血攻瘀重剂”之“抵当汤证”，亦作“其人如狂”之文，可证“如狂”即“发狂”也。此文“如”字，其义当训“同”，殆无疑义矣。其实，这正是原文。

9.讲义在“五苓散”方后“词解①”下说：“白饮，指米汤。”此说可商。考《素问·汤液醪醴论篇》说：“黄帝问曰：为五谷汤液及醪醴，奈何？岐伯对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坚。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时，故能至坚也。”王冰注：“液，谓清液。”是“米汤”称“液”未见称“饮”也。而“饮”，在古代则可称“水”称“饮”，而从未见称之为“米汤”，是“米汤”不得用释“白饮”也。《论语·述而》说：“饭疏食饮水。”《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说“凡食少饮多，水停心下”，是其例。凡“饮”曰“酒”者，《甲骨文字典·饮》说：像人俯首吐舌捧尊就饮之形，为饮之初文，字形在卜辞中每有省变，故亦做，故亦做释饮，通读所有卜辞，均无扦格。”此其一。《周礼·酒正》说：“辨四饮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浆，四曰酏。”此其二。《国语·楚语上》说：“谷阳竖爱子反之劳也，而献饮焉，以毙于鄢。”韦昭注：“主昭子反，谷阳竖献饮于子反，醉不能见。”此其三。《吕氏春秋·孝行览·义赏》说：“断其头以为觞。”高诱注：“觞，酒器也。”毕沅曰：“孙云案此可证飲器之为酒器。”此其四。《说文·角部》说：“觞，实曰觞，虚曰觯。”段玉裁注：“觞者，实酒于爵也，式阳切。”《玉篇·角部》说：“觞，式羊切，饮器也，实曰觞，虚曰觯。”此其五。《叠雅》卷十说：“酖酖，饮也。”注：“《说文》：酖酖，乐酒也。”此其六。《吕氏春秋·慎行论·疑似》说：“邑丈人有之市而醉归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状，扶而道苦之。丈人归，酒醒，而诮其子曰：‘吾为汝父也，岂谓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触地曰：‘孽矣！无此事也。昔也往责于东邑，人可问也。’其父信之，曰：‘嘻！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尝闻之矣。’明日端，复饮于市，欲遇而刺杀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剑而刺之。”此其七。《金匮要略·惊悸吐衄胸满瘀血病》说：“夫酒客欬者，必致吐血，此因极饮过度所致也。”此其八。《肘后备急方·治卒饮酒大醉诸病方》说：“饮后下痢不止，煮龙骨欲之，亦可末服。”此其九。等等，皆是谓“饮”为“酒”也。饮，既然是酒，饮字前面加—个“白”字作“白饮”，就是“白酒”无疑。然则何谓“白酒”？即古之所谓“醙”。明代的陶宗仪《说郛》—百二十卷本载宋朱翼中《酒经》云：“《说文》：‘酒白谓之醙，醙者，坏饭也。’叟者，老也。饭老即坏，饭不坏则酒不甜。”今本《说文》无醙字，醙字见于《仪礼·聘礼》，云：“醙、黍、清，皆两壶。”注：“醙，白酒也。”字从酉，故训为白酒。《说文·酉部》说：“醴，一宿熟也，从酉，豊声。”段玉裁注：“《周礼·酒正》注曰：‘醴，犹体也，成而汁滓相将，如今恬酒也。’按：‘汁滓相将，盖如今江东人家之白酒也。’”《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亦有用“白酒”者，“栝蒌薤白白酒汤”等方是也。酒，乃五谷蒸之加曲酿之而成，故亦或称“液”。《灵枢·论勇》说：“酒者，水谷之精，熟谷之液也，其气慓悍。”《太素·经络别异》说：“饮酒者，卫气先行皮肤，先充络脉。”杨上善注：“酒是熟谷之液，入胃先行皮肤，故卫气盛。”《灵枢·禁服》说：“审察卫气，为百病母。”惟酒为熟谷之液，其气慓悍，入胃先充络脉之中，故《汉书·食货志》称“酒”为“百药之长”。《礼记·射义》说：“酒者，所以养老也，所以养病也。”《说文·酉部》“醫”字下说：“醫之性然，得酒而使。”《千金翼方·本草下·米谷部》说：“酒……主行药势，杀百邪恶气。”故“五苓散”特用酒为使以行药势而“以白饮”就是白酒“和服”也。

讲义又说：“五苓散，方虽为表里之剂，但其主治重点在于化气行水，而不必拘于表证之有无。”此说可商。尤其在论述“方为表里同治”“在于化气行水”时，提出“不必拘于表证之有无”是不妥的。众所周知，“化气行水”是一个抽象概念，只有“证”才是中医药学治病的客观依据，所谓“随证治之”有是证用是药的“辨证施治”者也。如果在治病过程中，抹煞了“证”的存在，就使治病失去了客观性。因而我认为“五苓散证”一定具有五苓散证有关的必然证候“舌苔薄白”，以体现尚有表证。否则，与“猪苓汤证”有什么区别？因为猪苓汤证仲景列之于阳明病篇（亦见于少阴病篇），阳明属里而“舌苔必黄”也。

10.讲义说：“三物白散……《金匮要略》用于治疗肺痈，虽为经典之法，但若非确为寒痰阻滞于肺者，则未可轻投。以肺痈属于热实者居多，属寒实者较少故也。”未确。三物白散，本治《伤寒论》“寒实结胸，无热证者”，是一个温下或温吐峻剂，与肺痈病似无涉。编者徒见《金匮要略》中附方有治肺痈的《外台》“桔梗白散”一方，与此文“三物白散”方同，不加详考地就引用在《伤寒论讲义》中。殊不知肺痈病之病机，为“风热蕴积、蓄结痈脓”，而三物白散主治之病机，则为“寒实结胸，无热证者”。一为风热，一为寒实，二者的性质不同，试问寒实病机者怎么个化脓法？寒实不能化脓，却偏说“肺痈属热实者居多，属实寒者较少”。然较少到什么程度？可以说较少到根本没有。因为寒实是无法转化为化脓的。止有肺痈脓溃，气血腐败，正气日渐耗损，久久吐脓如米粥者，这绝不是“三物白散”所宜也，余甚疑其为桔梗汤方的证治被误衍于此也。

11.讲义说：“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膠汤主之，据临床所见，除‘心中烦，不得卧’外，常伴有口燥咽干，舌尖红绛，舌苔黄，脉细数等。”按：这是根据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推断出来的临床证候，与临床所见无大错，但与临床实际稍有出入。我所见到的“少阴热化”的“黄连阿胶汤证”有谵语（郑声），其“舌苔”基本上都是“黑苔”。年青中医则没有看到过。这是因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医在医院里受到严重排斥，规定凡是遇有急性或发热病人，一律转交西医病房治疗，中医病房不得收治。这就使年青中医失去了治疗急性或发热病人锻炼的机会，失去了创造和积累急性或发热性疾病的治疗经验。青年中医无过焉。

12.讲义说：“少阴病证见咽部受到损伤，局部溃烂，并波及会厌部则见语言不利，声音不出。此邪热与浊痰阻闭咽喉，熏蒸腐化所致。”此说可商。据报道上海用“苦酒汤”治所谓“慢性咽炎”之效果很好（见于1991年5月20日《中国中医药报》第3版）。患者“咽中伤生疮”，未言及疼痛，不必有“局部溃烂”，止是感咽喉不舒耳。《灵枢·经脉》说：“是主肾所生病者，口热，舌干，咽肿。”肾少阴经脉动为属邪所侵，致其咽部今之所谓滤泡增多增大，而为“咽中伤”者，即“咽中生创”也。古代无“疮”字，止作“创”。其“疮”字始见于《玉篇》，且“疮”与“伤”为互训。《说文·人部》说：“伤，创也。”《说文·刃部》则说：“刃，伤也，以刃，从一，创，或从刀，仓声。”是“伤”“创”二字互训之一例也；《广雅·释诂》卷一上说：“伤，创也。”《广雅·释诂》卷四上则说：“创，伤也。”是“伤”“创”二字互训之又一例也。“伤”“创”同义，古人必不复出，疑“生疮”二字为“咽中伤”之古注语误人正文所致。

《灵枢·忧恚无言》篇说：“喉咙者，气之所以上下者也；会厌者，音声之户也；口唇者，音声之扇也；舌者，音声之机也；悬雍垂者，音声之关也。”人之运气以为语言时，始则气清而语音如常，稍多说话则气浊痰附，发音难出，此所谓“不能语言”者，此“能”字当声转读“耐”。古籍中多有以“能”作“耐”读者，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中“能冬不能夏”，“能夏不能冬”，而《针灸甲乙经》卷六第七载此文则作“耐冬不耐夏”，“耐夏不耐冬”；又如《灵枢·阴阳二十五人》中“木形之人……能春夏不能秋冬”，“火形之人……能春夏不能秋冬”，“土形之人……能秋冬不能春夏”，“金形之人……能秋冬不能秋冬”，“水形之人……能秋冬不能春夏”。而《针灸甲乙经》卷一第十六载此文则作“木形之人……奈春夏不奈秋冬”，“火形之人……奈春夏不奈秋冬”，“土形之人……奈秋冬不奈春夏”，“金形之人……奈秋冬不奈春夏”，“水形之人……奈秋冬不奈春夏”，“奈”与“耐”同。再如《淮南子·地形训》说：“食水者，善游能寒。”庄逵吉注：“唐马总《意林》引此云‘食水者善浮而耐寒’。”《汉书·晁错传》说：“其性能寒。”颜师古注：“能，读曰耐。”其实，《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篇中“酸削不能行”之“能”，字读“耐”。据此，则此文“不能语言”者，非失语之证，乃谓其有似“失音”也，失音为“声散”，而此则为痰浊附着而声难于扬越也，故仲景下文特申之曰“声不出者”，主之以“苦酒汤”也。

13.讲义说：“既然厥与悸皆为水饮内停所致，张仲景提出‘宜先治水’的法则，用茯苓甘草汤温胃阳以散水饮，水饮去则阳气布达，悸动止而手足温，不治厥而厥自回，这是治病求本的又一范例。”此说非是。按：《伤寒论·辨厥阴病》说：“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是凡手足逆冷者皆为厥也。《论》中有“四逆汤类”之“手足厥冷”者，有“四逆散”之“手足厥冷”者，有“当归建中汤”之“手足厥冷”者，有“白虎汤”之“手中厥冷”者，有讲义所写的“水饮厥冷”者，还有《素问·五藏生成篇》“卧出而风吹之，血……凝于足者为厥”，王冰注“厥，谓足逆冷也”等等。仲景于此文未言及“厥”的属性，而讲义说其是“水饮之厥”则殊为无据。实际上，此条病候，既有“阴阳气不相顺接”的“手足逆冷”，又有“水气凌心”的“心下悸”。于此，仲景特分病势之缓急，先用茯苓甘草汤以去“凌心”之水气，消除其欲渍入胃中而致下利之患，然后再调其“阴阳”使之“顺接”而愈“手足逆冷”之“厥”，是所谓“却治其厥”也。“却治其厥”者，“后治其厥”也，是“却”字之为义“后”也、“退”也，与上“先”字为对文，上曰“宜先治水”，此曰“却治其厥”。“先”“却”二字为对，乃仲景书中行文之常例。前《辨太阳病》篇中有“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之文，《金匮要略·呕吐哕病》篇中则有“先呕却渴者，此为欲解”和“先渴却呕者，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皆是其例。且《金匮要略·痰饮病》篇中载其后者之文“却”字正作“后”，说“先渴后呕，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则是一个十分明显而确切的例证，足以证实此文“却治其厥”的“却”，当训为“后”字之义。何今之学者不究仲景书中行文之例，竟说“却”为无义之副词，致使“宜先治水”的“茯苓甘草汤”成为用于“治水就是治厥”之方。这种曲为之释的注经，使文中“宜先治水”的“先”字自然也成为一个无义之副词，并使仲景先师谆谆告诫人们留心病机趋势的话“不尔，水渍入胃，必作利也”变得毫无意义。我们知道，这是不符合仲景著作原意的。仲景著作的特点是“文字精练，经验可靠”，是不可能有什么废话的。而且也使[词解]中“却”字“表示继续，相当于再”的解释没有了着落。

14.讲义说：“此证属阳明里实，故曰‘有燥屎也’。然而，燥屎内结何以反见下利？乃因肠中燥屎阻结，邪热逼迫津液从其旁而下，于是结者自结，下者自下，后世称为热结旁流证。”可商。胃中有燥屎属阳明里实，然仲景为何未将其列入阳明病，而归入厥阴病，自有其归入厥阴病的临床证候特征。足厥阴经属肝，肝主筋，《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说：“厥阴之至为里急。”腹里筋脉拘急，在“下利”则必为“里急后重”，是乃“痢疾”而非“下水”也。谓“邪热逼迫津液从其旁而下，于是结者自结，下者自下”误也。《温疫论补注·上卷·大便篇》首创“热结旁流证”，说“热结旁流者，以胃家实，内热壅闭，大便闭结，续得下利，纯臭水，全然无粪，日三四度”，而厥阴病无与焉。

15.讲义说：“其人脉见沉迟而非沉微或沉微欲绝，肢冷仅仅是微厥，加之面赤较少，身热又微，说明本证阳气虽虚，假热已见，但虚之不甚，病势较轻。”不妥。按：患者下利而脉象沉迟，沉迟为里寒之象，其阴寒内盛，格阳于外，则虚阳上浮，故“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热”。以其为“浮阳”则面不得为“正赤”而身不得“热甚”也，阳浮于外，则里无阳热之化，故下利之物，则为“清水完谷”，此所谓“假热已见”也。凡见假象者，病必沉重，病轻则无假象，唯有病极，才见假象，此言“虚之不甚，病势较轻”者，误也。虚阳在外，阴寒内盛，则必通脉四逆辈以返阳归根，始有生机，切忌汗出。说“虚阳尚能与阴寒相争，乃见郁冒，若能正胜邪却则汗出而解”，岂不有“诡辩论”之嫌！阴盛格阳，阳已外浮，尚能冀其“汗出而解”？汗出则“阳”亦遂之而“亡”矣！郁冒汗出而解，是治阴虚的一个“损阳和阴法”。（见《金匮要略·妇人产后病》）此条“必郁冒汗出而解”七字，乃他篇错简之文误衍于此，当删之，则文通理顺矣。

最后谈一下有关引文。第一，尽量引用第一手资料，这是尊重学者的首创；第二，首创的学者也应担当社会的责任；第三，这是个道德问题，作者都应该遵守。万一要用第二手资料，也得给说清楚，否则，就有剽窃之嫌。